15年前，苏智良教授踏上了寻访中国“慰安妇”的征途。他先后走访了100多位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家里存放着40多盘受害者满含血泪的口述磁带。100多位受害者中，能活到现在的只剩下了46人。自始至终，苏智良都与她们保持经常的联系，每年要给她们汇一笔笔生活费。

杨大娘是南京的一个受害者。2000年1月23日，日本右翼分子企图借“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为舞台，举行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集会。为了反驳日本右翼分子的谎言，苏智良一行带着杨大娘前往大阪进行控诉。杨大娘不愿抛头露面，他就用一块白布单子遮蔽着她，再把光打在上面，照出她的身形。当她讲到7岁就被3个日本兵强暴，从那时到今天都在使用尿布时，苏智良当场流下了眼泪……

苏智良去山西走访一位幸存者，他给她带去了1200元钱。当钱交到老太太手中时，她开始不说话，之后，突然扑通一下跪在苏智良的面前，哭着说：“你真是个好人啊，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钱!”苏智良忍不住落下泪来……

苏智良曾到海南黎族一个幸存者家里去，揭开她家的锅盖，发现里面盛着野菜。苏智良好奇地问，这是给猪吃的吗?老太太说：第一碗自己吃，剩下的给猪吃。苏智良心中一闷，咬了咬牙把眼泪硬给顶了回去……

1997年起，苏智良在去山西的艰难寻访中，带上了妻子陈丽菲。

“我独自调查了两三年后，已感力不从心。遍及20来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靠我一个人挖掘，即使把命搭上，又能采访几人?所以我就拉上我的妻子，女人调查女人的事情，似乎方便些。”苏智良用一贯平淡温和的口吻诉说着这些往事，“我们一开始采访的时候没有经验，老人哭，我妻子也跟着哭，我也会忍不住流泪，到后来纸巾都用完了，问也问不下去。慢慢地才有了点经验，很多比预计更残忍的真相也慢慢在我们面前展开。”

往后的每年，苏智良都一定会派人或者自己亲自去山西，把钱送到那些生活困顿的“慰安妇”受害者手上———她们不识字，无法去邮局领钱，若让别人代领，哪怕是她们的子孙，这些钱也很可能用不到她们身上。“当人贫困到了一定的地步，丑恶的东西就来得太凶猛。我们见过多位受害者被自己的子孙遗弃，因为他们太穷，更因为她们做过慰安妇，因而被终生鄙视。”苏智良说着，一种深深的悲情渐渐漫溢了开来。

“做过慰安妇的女子要么终生不嫁，要么嫁人后受到丈夫的毒打、子孙的欺凌。有些受害者不愿意公开，很大原因是子女不支持。我曾聘请一些调查员一起协助调查，有人被老人的后代打出门：‘没有这样的事，滚!’这样的局面，我自己也无言以对。”

鲁迅先生说，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当年日军的暴行毁灭了这些“慰安妇”的一生。而当苏智良越来越接近这段历史时，他并没有被毁灭一贯的坚信与勇气。他在心痛中流泪，在无奈中斗争。

苏智良每年都要安排一些人前往山西援助6万元，顺便带上些生活用品；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给各地的慰安妇们汇去了5笔钱，作为生活补贴；他和妻子还坚持资助两位贫困学生，其中一个是受害者的孙子，从他们读小学、初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念上了大学……

但是，苏智良仍然在为钱烦恼：国内没有慈善机关、基金会提供长期援助，最早的两年所有捐款加起来才三四千；现在46名幸存者每人每月能得到200元补助，但是对于生活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老人来说，简直杯水车薪；“在韩国有慰安妇之家。在中国，有的慰安妇只想有口吃的就行。我曾想建所老人公寓，房子都看好了，可一想到程序、管理、经营，我就感到无奈……”

历史无法重写，后人能做的只有弥补。苏智良在每一次钩沉中超脱，他用笔记录，用心倾听，丹心照汗青、秉笔写历史。

“我看到过最惨的，是山西的一个老人。她因为早年做过慰安妇而被村民遗弃。一个人没人照顾，昏倒在小道上几个小时醒来后，慢慢地爬回家从水缸里舀瓢水喝就完事了。有的老太太要出国控诉作证，当地官员就当着她们的面训斥道，你还干过这事啊?还想丢人丢到国外?回去，回去……”

“其实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现在不快点做，以后就没有机会做。你想想，这些受害者早年身体受过创伤，晚年境遇不妙，八九十岁的人了，还可活多久?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让全人类都知道这段最悲惨的女性史。”

“我更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能知道这段历史。如果他们能客观地看清这些真相，能阅读到这些文字，我们做长辈的根本不用去教授什么，他们就会懂得如何去爱亲人、爱国家、爱人类。”苏智良声音渐渐提高。

这世上最残忍的并非死亡。法西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了世人的唾骂，但是那些遇害者都死了，永远停留在不可更改的历史座标中；而那些受尽身心凌辱的慰安妇却活了下来，她们那么勇敢，执着，用她们卑微的肩头扛起了一切几乎不堪承受的厄运。在苏智良的眼中，她们才是真正的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