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最后一次北伐，却命殒五丈原，后人在此修庙来纪念他。未登五丈原，先过高店镇，因为魏延曾经在此扎营，所以此镇又名“魏延镇”。

魏延是蜀汉名将，他的地位仅次于“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他为蜀汉的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刘备的信任。但可惜的是，一代名将，最后竟以“反叛”罪名被诛。

魏延何以生“反骨”

据《三国演义》说，魏延后脑长有一块“反骨”。所谓“反骨”之“反”，究竟作何解释，很难说清。“反”，可作投敌叛国讲，也可作弃暗投明讲。那么魏延所反何人、何事?究竟反了没有呢?

魏延在荆州一战中，弃暗投明，转入刘备麾下。他不大会讲话，但作战勇猛，办事负责，颇得刘备赞赏。《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说，刘备决定建都成都时，先委派关羽镇守荆州以防东吴，又准备选拔大将镇守汉中以防曹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刘备没有选择张飞，而是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为此“一军尽惊”。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延：“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魏延受命之际，豪言壮语，气壮山河：“如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大王吞之!”

魏延确实没有吹牛。他治军严谨，善待士卒；作为汉中太守，他勤政抚民。关羽大意失荆州之时，魏延镇守的汉中固若金汤，可谓不辱使命。

诸葛亮在北伐之前，曾在汉中举行军事会议。魏延在会上提出自己的军事方案：他带领1000奇兵经子午谷奇袭长安，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可惜的是，诸葛亮否定了他的计划。从日后诸葛亮进军过于谨慎、以致劳师无功的结局来看，魏延的主张确有可取之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魏延请从子午谷直捣长安，正兵也；诸葛亮绕山而西出祁山，趋秦陇，奇兵也。”他认为仅从军事的角度来看，魏延的意见是正确的。但诸葛亮的内心是有苦衷韵，因为敌强我弱，暂时只能，以攻为守，拖延时间，以待局势发展变化。魏延未能猜透诸葛亮内心，自然会因为献计不被采用而发发牢骚，但这并不影响工作。诸葛亮深知魏延的才识和胆识，北伐多以他为先锋。魏延也坚持服从军令，双方相安无事。

诸葛亮的青少年时期在襄阳度过，蜀汉建国，不少襄阳人如马良、马谡、尚朗、廖化、董恢、杨仪等都受到重用。显然，这既有诸葛亮对他们的了解，也有偏爱。杨仪是文官，能说会道，被诸葛亮逐步提拔为幕僚长，就不免常以诸葛亮的名义向诸位将领发号施令。魏延自恃功高，从来不买杨仪的账，两人多次发生冲突，积怨颇深。

魏延自认为是蜀汉的老臣宿将，对后辈盛气凌人，忽视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成了他的致命伤。在魏延身处前线、一心抗敌之际，留在诸葛亮身边的杨仪利用魏延与诸葛亮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屡进谗言。诸葛亮虽常勉励双方以大局为重，但日久年深，不免受谗言的影响，渐渐疏远魏延。而杨仪渐渐取得诸葛亮的信任后，便有计划地上下拉拢关系，大建关系网，作好了与魏延争权的充分准备。

诸葛亮遗命真相难明

诸葛亮临终之前，身边只有杨仪姜维等接受遗命。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诸葛亮在杨、魏之争中，有偏向杨仪的倾向，故意只让杨仪接受遗命；二是病情恶化太快，来不及从前线召回魏延。据杨仪传达，当时的遗命只有两条：一、诸葛亮死后，秘不发丧，全军曲杨仪统率，徐徐向汉中撤退；二、命魏延断后，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全军仍按时行动。

杨仪派人去向魏延传达遗命，有意激起魏延，只要魏延抗命，他就可以用“抗命”、“谋反”的罪名陷害魏延，以泄私愤譬耿直的魏延果然上当，他完全不相信通过杨仪传达的诸葛亮遗命，认为那是杨仪伪造的。魏延抗命“遗命”，当然让杨仪抓住把柄。退兵的命令既然是以诸葛亮名义发布的，魏延抗命，就是反叛。杨仪一天数次以羽书飞报成都，说魏延谋反。魏延也派人飞报成都，说杨仪谋反。蜀汉君臣只好凭关系和印象，采取了保杨仪疑魏延的态度。杨仪正是利用人际关系要了魏延的命。

魏延对国尽心竭力，问心无愧。他认为自己只是不买杨仪的账，并非反叛蜀汉，于是他命令部下抢在杨仪之前，先到汉中。当时敌人在北，汉中在南。如果魏延真的谋反投敌，为何他不北上，反而南下呢?这正说明他内心坦荡。而杨仪已经下定了整死魏延的决心，他传达魏延“谋反”的军令，使军心涣散，最后利用魏延信任的马岱伺机杀死了魏延。魏延冤沉海底，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反或不反，自有公论

魏延是不是谋反，陈寿在《三国志》中说了句公道话：“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司马光也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仪己代诸葛亮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

魏延是不是谋反，我们从魏延死后杨仪的表现也可以窥探真相。《三国志·蜀书·魏延传》中说，当马岱把魏延的人头交给杨仪之时，“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就算魏延真的谋反，杨仪奉命诛延，也应该哀矜不喜。因为大敌当前，诸葛亮刚刚去世，又杀大将，毕竟不是欣喜的事。而杨仪竟然面对魏延的人头，还要踏上几脚，大骂一番，并且还诛灭三族，表现出小人报仇的快意，实在是暴露了他卑劣的本性。

真正意图谋反之人

真正意图谋反的人，不是魏延，而是杨仪。当杨仪领军回到成都，自以为功劳很大，应该接替诸葛亮职务，不料这一职位竟为蒋琬所得。他大失所望，满腹牢骚，公开发了不少怨言。费神去安慰他，他口吐实言：“往者丞相之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就充分说明，杨仪内心有过投降曹魏的打算，只是犹豫不决，没有付诸行动，事后追悔不已。

看到杨仪愤恨不平，听到他满腔怒气，费祎不敢隐瞒，表奏朝廷。后主遂废杨仪为庶人，徙汉嘉郡(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北)。但到徙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杨仪害人害己，死有余辜。只可惜魏延冤死，从此“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实在令人叹息。

那么，所谓“反骨”，不过是魏延孤高自傲的“傲骨”而已。对于国家，他本着一片忠心，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他不懂“关系学”，不知“关系网”的厉害——一旦遭小人暗算，转眼之间就会死于非命。

当然，在魏延身上，也存在毛病。如摆老资格、盛气凌人、言行粗暴等。《三国志·蜀书·费祎传》中说：“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诸位看，公开讨论，仅意见不同，魏延就要拔出佩剑，做出一副恶狠狠要杀人的样子，这未免有失体统。为人处事方面，魏延胸无城府，对人诚恳，属于“君子坦荡荡”类型。而杨仪能说会道，办事周到，颇有心机手段，但心胸狭隘，对已不合或得罪自己的人，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属于“小人常成戚”类型。

在君子与小人的较量中，君子做事顾大局，识大体，不为已甚，所以小人才有机会钻空子，每每得逞。杨、魏之争正是如此，杨仪费尽心机，除掉魏延，又自取灭亡。自毁长城，谁之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