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构成科学创造的激励因素，除了体制性的诱致，还有更重要的好奇心与兴趣。人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近代意义的科学革命时，往往情不自禁采用了“辉格式”(Whiggish，颇类似“六经注我”)的历史解释，但对中国知识界的兴奋点和专业化问题，及其对构建(科学)体制的影响却未予足够的关注。譬如欧洲社团与中国书院作为学术组织的思想抱负、专业化程度和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一直延伸到欧洲百科全书派和中国乾嘉学派。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认为，近代西方经济革命与知识存量的增长、科学制度的变迁关系密切。第一阶段，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教会思想垄断衰减此消彼长，新教改革实际上是这种变革的一个征兆。科学革命之所以在西方出现，也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效用有关。第二阶段，科学家与发明家之间有了知识交易，这种交易有助于增进知识，从而提高社会和私人收益率的意识。科学家、工程师取得的专利急剧上升，公共和私人组织都意识到成功的关键是基础性开拓性的研究。第三阶段，知识产权的私人收益率开始接近社会收益率，对发明和创新的产权予以界定，提高了私人收益率；许多基础性研究得到政府资助并在大学里进行，反映了公众对提高科学进步的社会收益率意识在增强。反之，如果没有一套激励创新的规则，发明者也未能在发明创造的收益中获得较大份额，科学进步就会延滞下来。这也间接说明了达·芬奇这样的非专业人士，许多设想只能停留在手稿上，未能在技术上得到实现。

近代欧洲科学走向了体制化、专业化，而中国科学却没有。徐光启、李之藻等致力于西学，特别是逻辑方法的译介传播(如《几何原本》、《名理探》)，但他们不会想到，这些“新知”经过特殊解释可以成为“言必征(证)实，义必切理”的工具，仍然为“旧学”所用，而且西方传教士也竭力将西学描绘成有资国计民生的“道术”。音韵、训诂、校勘、天文历算等因素就这样进入了传统知识领域，经学也出现了实证化倾向，但中国科学兴味却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感于亡国之痛，黄宗羲、顾炎武开考证风气之先，引导学人钻研古代文献，发挥政治见地。而经过大风大雨，乾坤既定，在清初几个皇帝的有效统治下，国势日益强盛，当局在对知识界严加控制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把他们的才华释放出来，并借题发挥达到一些未可告人的目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设置四库馆，网罗天下学人进行官修《四库全书》的浩瀚工程，历任馆职者360人，耗时15年，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完成，这个鸿篇巨制又启动了一个学派(“乾嘉学派”)、一代学风(“无征不信”)。

乾嘉派的重量级人物戴震阐述考证要旨：“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辩之也。”“十分之见”关键在一个征“(证)”字。戴震为收入《四库》的《几何原本》(利马窦授、徐光启译)作提要，称该书“有界说(即定义)，有公论(公理)，有设题(推理)。界说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说之；公论者，举其不可疑之理；设题则据所欲言之理，次第设之。……每题有法、有解、有论、有系。法言题用；解述题意；论则发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则又有旁通者焉。”他自己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就遵循了这种格式。

在欧洲，长期处于专制国王统治和天主教保守势力控制下的法国，此时正涌动着一股被称为“启蒙”(des Lumieres)的思潮，启蒙思想家“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语)洋洋洒洒的《百科全书》(L’Encyclopedie，1751—1780)就是这个思想运动的一个丰硕成果。参与《百科全书》的撰写者会聚了一时之选，所以有“百科全书派”一说。但如果说，《百科全书》焕发的是脱胎换骨的新追求，那么，印衬着严厉官方背景的《四库全书》却凝聚了厚重的复古色彩(且不论还有趁机进行文化清算的“格式化”意图)。

明清之际的乱象并不能掩盖科学史上的辉煌。李时珍《本草纲目》，程大位《算法统宗》，朱载堉《乐律全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徐弘祖《游记》，宋应星《天工开物》，方以智《物理小识》等等都有总结性的“大全”面貌，代表了传统科学的极致。从个案上看，它们的确构成了一个又一个高峰，但就整体而言，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规模效益。李之藻注意到，西人“通国之后，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类似地，钱大昕也认为：“欧罗巴之巧，非能胜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祖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学辄为小技。……中法之绌于欧罗巴也，由于儒者不知数也。”(钱大昕：《续畴人传》卷五十)其实，真实的原因又岂止“历算”、“数术”哉!

正如梁启超所言：“凡一学术之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资料比较的丰富。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科学上之发明，亦何代无之?然皆带秘密的性质，故终不能光大，或不旋踵而绝，即如医学上证治与药剂，其因秘而失传者，盖不少矣。凡发明之业，往往出于偶然。发明者或不能言其所以然，或言之而非其真，及以其发明之结果公之于世，多数人用各种方法向各种方面研究之，然后偶然之事实，变为必然之法则。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开研究机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效，而光大其业也。夫在清代则安能如是，此又科学不能发生之一原因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二》)只有如天文历算者因“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其它领域少人关注，(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效益就更谈不上了。

近代以前，发明主要源自工匠的经验，许多发现也是由天生敏锐的头脑偶尔作出的，它们之间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中国人口众多，经验丰富和头脑敏锐的人当然也比较多，这就保证了中国在古代技术领域的规模优势，但近代以来，发现(科学)发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主要是通过假说和可控实验来获得知识，欧洲人还以专利法、知识产权来配合知识的社会应用和效益保护。如果仍然用经验总结为主，缺乏“为学问而学问”的专业人士和鼓励创新的体制阙如，就必然与专业化、体制化的西方科学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