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一月，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北宋陕州(今山西夏县)人，历仕仁、英、神、哲宗四朝。神宗元丰年间，撰《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哲宗立，拜尚书右仆射，在相位八月而卒，为北宋名臣与史学家。他好读书，尤其对历史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能够熟练的背诵《左传》，而且可以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的清清楚楚。

司马光年约五、六岁时，有一次要吃青胡桃，他的姊姊帮他去壳，但剥不掉，一婢女用热水将胡桃泡过后去壳，后来姊姊问他是谁把壳去掉的，司马光说是自己去的。这话正好被他的父亲司马池听见，就喝斥他：“小子怎么可以说谎!”司马光从此以后就没说过谎。日后司马光教导他的学生刘安世什么是“诚”，他说：“就要从不说谎做起。”他曾经说：“我生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平生所做的事，从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可以对别人讲。”

司马光七岁时就像成人一样有威严，非常喜爱听人家讲左氏春秋，回家即能把大意讲给家人听，而且从此以后手不释书乃至不知饥渴寒暑。有一天，他跟一群小孩在院子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上，并掉到缸里就要没顶，别的孩子见出了事，都赶快逃跑，司马光从地上拾起一石块，将水缸打破，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因此得救。后来，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小儿击瓮图》。

他十五岁时就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仁宗宝元初(1038年)司马光年二十考上進士，因不喜奢华，皇帝召见时只有他不戴花，同去的人中有人告诉他是皇帝赏赐不能不戴，他才将花戴上。后来司马光被任命为“奉礼郎”，他以父亲在杭，而辞该官职，请求改让他当“苏州判官”以便照顾父母亲，获准。不久他的双亲相继过世，司马光执丧累年，毁瘠如礼。

仁宗在位时，西夏王赵元昊称帝，当时麟州(今陜西神木县)多良田，西夏人蚕食其地，当时宰相庞籍命司马光前往视察，司马光建议可盖两座堡垒以制约西夏人，同时募民耕之。庞籍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守将郭恩勇狂妄引兵夜渡河，被敌军歼灭，庞籍因此获罪被罢免。司马光为此三次上疏自引咎，后来庞籍过世，司马光升堂拜其妻如母，照顾其子如昆弟，当时的人都认为司马光贤良。

司马光廉洁奉公，仁宗皇帝临终前遗诏(1063年)，赐给司马光等大臣约百余万的金银财宝，司马光三次领衔上书，陈述：“国家目前处于忧患穷困，如果因为遗赐不可拒绝，应该允许大臣们将所获得的金钱捐出以资助国家。”司马光的建议未被批准，最后他将自己那一份赏赐交给谏院，充作公费不愿藏私于己。

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新法，认为王安石乃“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同时司马光用人以德的观点和王安石有很大的出入。当时朝廷对于实施新法有很多争议，司马光与吕惠卿针对“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皇帝面前辩论，司马光认为“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对于司马光的说法吕惠卿无言以对，只好用其它话诋毁司马光，神宗即说：“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

由于司马光坚决反对新法，因此当宋神宗任命他为枢密副使时，他六次上奏章辞官，他说：“陛下所以用臣，是觉得我是狂狷率直的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帮助，若只是用俸禄官位尊荣我，却不采纳我的建言，这是把天官私自赏给不适当的人。如果我只是以禄位荣显自己，却不能解救天下百姓的痛苦，那就是盗窃名誉地位以谋私利。”

后来，神宗在有人诋毁司马光时说：“别的事不说，光就辞枢密一事，自我即位以来，只有他一人。”又说：“有像司马光这样的人经常在左右的话，就可以不犯过错。”充分肯定了司马光的人品。

司马光辞官后，便将所有精力用于编修《资治通鉴》。由于司马光博通经史，尤其留心研讨历代史书，他明白历史最大的功能在于让人借鉴。然而，他在馆阁校书以及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官时，看到书架上满满的史书，几间屋子都放不下，如此浩翰的朝野史籍，一个人穷毕生之精力也是看不过来的，于是产生了编写一本既系统又简明扼要的通史，使人读了之后能了解几千年历史兴衰得失的念头。他的想法得到了他的好友历史学家刘恕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在嘉佑年间，司马光便在公事之余开始编写《通志》。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写好的《通志》進献给英宗皇帝，英宗看后，非常满意，要他继续写下去，并下诏设置书局。

司马光为编书，常常废寝忘食，当时他的侍从只有一个老仆，晚上他叫老仆先睡，自己则写书到半夜才就寝，凌晨就又起来点灯继续写书，每天如此。到天亮后就到屋里向其兄请安，说完话就又回到自己写书的小阁。当时他在洛阳买的房子仅供遮蔽风雨，由于夏日酷热难当，他就请匠人在家中挖地丈余，以砖砌成地室以避暑，此举被京城戏称为“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历时十九年书成之后，司马光自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又说希望该书能让皇帝“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神宗言其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司马光在洛阳编书的十五年，老百姓依然将他视为真宰相，由于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当时即便是田夫野老、妇人孺子都认得他。

神宗驾崩时(1085年)，司马光赶赴朝廷，卫士看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就是司马相公。”在京城所到之处，京都之人迭足聚观，都视他为宰相，道路堵塞连马都无法前進，百姓求司马光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让百姓得以活命。司马光拜谒当朝宰相，有人爬到屋顶上窥瞰，宰相府的人上前阻止，对方说：“我不是来看你家主人，是想见识司马相公的风采啊!”呵叱不退，结果屋瓦都被踩碎，树枝被踩断。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临政，派遣使者去问司马光应该先做什么事，司马光回答要“开言路”。因此上疏者上千。

后太皇太后从新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宰相)，当时宋朝的外患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到中国首都一定会向他问候，同时告诉他们守边疆的官吏说：现在宋朝的宰相是司马光，不要随便生事。司马光用心朝政，不舍昼夜，有宾客见他身体衰弱，以诸葛亮吃的少又事情繁重的事来劝告他，他回答说：“死生，命也。”还是一样勤于政事。到病得不醒人事时口中都还在喃喃说着朝廷天下的事。

《宋史》记载司马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阳的时候，每次到夏县必定会去探望他的哥哥司马旦，那时司马旦将近八十岁，他伺奉司马旦有如严父，而又保护照顾他如婴儿。

司马光对于物质看的很淡，一辈子都恶衣菲食，为官四十余载，虽然官至宰相，却只有薄田三顷，妻子死后，无钱安葬，只好卖地以置棺。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朝廷赠以“太师”、“温国公”等称号，派专员扶灵柩返夏县安葬，谥“文正”。京师的百姓放下生意去吊唁他，有人卖衣服把钱拿来做奠仪。到他安葬的时候，百姓哀悼他有如哀悼过世的亲人，岭南封州一带的父老都相偕来祭拜，到处都有人画他的画像祭拜，吃饭前都要祝祷。

司马光死后，百姓对他依然推崇。公元1107～1110当时宋朝传至徽宗，宰相蔡京擅政，视司马光、苏东坡、程颐、王献可等贤人君子共一百二十人为奸党，并奏请皇帝批准，要把“奸党”的名字刻在端礼门的大石碑上面。当时被召去刻字的长安石工安民推辞说：“我是愚人，不知道立碑的用意，但是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说他正直，现在却说他奸邪，我不忍心刻字。”官府对他的说法很生气要治他罪，安民哭泣的说：“我是供差遣的人，不敢推辞，但请让我不要将我的名字安民二字刻在碑文后，怕得罪了后代。”听者都感到无比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