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晓岚在给蒋吟秋《沽河杂咏》写序言时说过:“余平生不喜入诗社。”我没有读过纪晓岚年谱，在是否曾经参加过某某诗社问题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当时诗人结社蔚成风尚，许多诗社衣冠如云活动频繁，他却公开说“不喜入诗社”。他一贯主张言行一致，他的《阅微草堂笔记》讽刺过那么多言行不一的人。如果他曾经参加过什么诗社，我想，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

值得深思的是，他为什么会公开申明“平生不喜入诗社”?

他早年曾经热情参加过“文社”。他在《袁清公诗集序》中回忆，乾隆十三年至十八年(即公元1748―1753年)到京师应试时，曾经与秦涧泉、卢绍弓等朋友“结为文社，率半月而一会”，研究如何应考，往往谈至深夜。他说，其间闲暇之日，“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流连，时以诗句相唱和。一时朋友之乐，殆无以加也。”看来，这个“文社”并不仅仅服务于应试，倒也很讲究真性情的。后来朋友升沉聚散，知己难觅；做官以后更以“远嫌”之故，旧友往来日稀。此后就只剩下“余平生不喜入诗社”的慨叹了。读他的怀人诗，或谓“文章老更成，壮怀激已冷”(《怀李基》)，或谓“想象败絮中，风雪空箪瓢”(《怀边连宝》)，实在不难想见他那时的心境。乃至于收到分别28年的老友托人带来的一方砚台时，他顿生“忽似重逢孟东野，古心古貌对谈诗”(《蒋春农舍人寄砚》)之感。既然如此，他说自己“不喜入诗社”，也就不难理解。

纪晓岚说自己“不喜入诗社”，大概不会是因为碰到的诗社主席给人题字写错字。名流写错字，那时候是很严重的事情。纪晓岚自己书法不行，他就老老实实承认不行。家乡有个庙，请他题字，他让人代写，署名就署代笔者的名。纪晓岚说自己“不喜入诗社”，大概也不会是因为碰到的诗社副主席明明不懂旧体诗词的格律，偏偏不懂装懂冒充行家里手。旧体诗词格律是那时候的读书人的必修课之一，想不懂都难。不像我们今天，管他格律不格律，先把《江城子》之类的词牌挂上去蒙人。

纪晓岚说自己“不喜入诗社”，恐怕是看不上那些诗社的作品，甚至看不上那些诗人的人品。他自己写了一辈子诗，深知其中甘苦。对诗歌创作，纪晓岚其实一直是有自己的个性追求的。他认为好的诗歌作品，“于古人不必求肖，亦不必求不肖:于今人不必求不同，亦不必求同”(《香亭文稿序》)；“不斤斤作黄陈体，亦不斤斤作杜体”(《二樟诗钞序》)；贵在形成自己的特色而已。这些观念，都很可贵。可是他没有做到。他处身于文字狱不断的年代，自己也充军数万里，侥幸又回到皇帝身边。他恭恭敬敬写下连篇累牍马屁文字，心里却一点看不上。加上他后来主编四库全书，可谓认真读尽天下书，视野更加开阔，更加知道什么是真性情，什么是真文字。既然如此，“不喜入诗社”也许就是一种姿态。

纪晓岚说自己“不喜入诗社”，恐怕还想矫正一种社会风气。那时候诗人太多，诗社太多，诗集太多。在《爱鼎堂遗集序》中，他曾经明确批评明朝末年滥出个人诗集文集的坏风气。他说:“有明末造，社论沸腾，凡属缙绅，几于人人有集。类以庞杂诡僻之文，转相标榜。末学肤受，俯拾残剩，亦遂可依附取名。莫不谓枚马复生，贾董再出，韩欧而下弗屑也。迄今一二百年，或覆酱瓿，或化尘埃。”今天看来，说这种现象依然触目惊心，恐怕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