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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最有风度的宰相:张九龄
作者:未知 (不详) 收藏

 

唐朝作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唐朝引领着东亚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潮流风尚。既然追求时尚,注重风度自然就成为必要的生活内容之一。譬如唐明皇李隆基就很注重风度,当他有幸见到大诗仙李白时,第一眼发现了这是个矮个子,第二眼就觉得这个矮个子风度不俗,举止之间气宇轩昂,好像是作为玉皇大帝的特派员来视察自己工作的。为此,这位皇帝大人还暗中自卑了一次。而他任命的宰相张九龄更是风度翩翩,旷古绝今。虽然二人共事很多年,但每次见到张九龄,李隆基都像喝了普洱茶或是泡了温泉浴一样神清气爽,好不舒坦。即使后来张九龄因为跟他天天抬杠,被降职成了地方官,他还是时时不忘人家的风度。每当有大臣推荐人才,他总是先来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在他的心目中,张九龄俨然是风度的代名词。

那么张九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应该说他是个很注重细节的人,细节决定成败,他成事是因为过于注重细节,失败也是因为过于注重细节。

张九龄这个名字不简单,是由父母原创、禅宗的祖师爷六祖慧能润色而成。他的父亲张宏愈是个渔夫,常年以打鱼为生。某天打鱼时,最后一网捞到个大家伙,怎么用力也拖不上来。他想这下发财了,就跟鱼死磕,磕了半天也没磕出胜负。这时天已经黑了,张宏愈觉得是自己饿了,所以没有力气拽上来。他就把渔网绳系在河边的一棵树上,回家吃饭去了。吃饱喝足,他叫上妻子一起来跟鱼拔河。这时鱼已经饿了好半天了,没啥力气了,没等张宏愈动手,妻子只是轻轻一提,就把大鱼弄了上来。二人仔细一看,原来是条几十斤重的九鲮鱼。张渔夫乐坏了,自打干渔夫这行,还没抓过这么大的鱼呢,冷不防听到妻子说了一句让他跳河的话:把它放了吧。大概当时她产生了某种幻觉,觉得鱼的眼睛好像在流泪,一时心软,动了恻隐之心。张宏愈估计是个气管炎,遵照夫人的旨意乖乖把到手的肥鱼放了。

没过多久,张夫人怀了孕,天天喝鱼汤大补。儿子生下来时,她看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觉得眼熟,回忆了半天想起了那天的九鲮鱼。一定是那条鱼投胎报恩来了,她对自己说。两口子一合计,干脆名字就叫九鲮得了。后来六祖慧能遇到了张九鲮,觉得小娃娃挺灵气的,但是名字不太好。九鲮是水生动物,再怎么蹦跶也上不了岸,不如改叫九龄,取谐音久龄之意,将来做大官。张宏愈觉得慧能大师说得有理,就让儿子改名张九龄。几年后,他又生下三个儿子,名字如法炮制,分别叫张九皋、张九章、张九宾。不过从后来的人生轨迹看,张九龄的飞黄腾达似乎印证了他的名字。

张九龄小时候很聪明,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十里八村的都知道他。弱冠之年,他进京赶考,一举中第,做了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是基层文职官员,整天跟笔杆子打交道。这份工作很对张九龄的胃口,他最不怕的就是笔杆子,作为岭南诗派的创始人,他用词华丽,意境飘逸,连当时的诗坛兼政坛前辈张说都佩服不已。不过,他真正的事业起点是在"道侔伊吕"制科。当时,太子李隆基正盘算着自己登基后的领导班子问题,想找一批能跟自己合谋的人,于是他面向社会广泛公开举行公务员考试。张九龄是众多的面试人之一。他的答卷紧贴时事,分析入位,并就许多问题的处理细节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阅卷老师李隆基看完之后龙颜大悦,给他打了个"A",并把他从耍笔杆的校书郎提拔为耍嘴皮的右拾遗,做起了专给皇帝提可行性建议的谏官。张九龄不负厚望,充分发挥自己注重细节的特点,经常就现行的体制、政策等问题展开细节性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方案,这一点很受唐明皇的认可。譬如当时的政界有条潜规则,京城的官员比地方上的官员更受重视,提拔速度更快,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许多优秀的人才因为不在皇帝眼皮底下,而被埋没终身。张九龄就此问题向唐明皇提出建议,力主纠正这股风气,平衡中央官和地方官的升迁机会。

经过几年的磨炼,张九龄在京城有了点名气,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接着他就开始走狗屎运,碰到了他的命中大贵人-张说。张说时任中书令,也是宰相之一。此人有三牛:第一牛是家族基因牛,他们老张家是唐朝有名的宰相专业户,他的儿子张延赏、孙子张弘靖都是宰相,唐朝能超过此纪录的只有唐明皇的另一位宰相萧蒿;第二牛是才气牛,他的文笔虽然是二流的,但是作品的风格和其中潜含的政治家独有的风骨却是一流的,以此成为了当时的文化界领军人物;第三牛是房子牛,他的宰相儿子曾经修了一座说不出星级的豪华大宅,一家几代人住在里面上百年都不用重新装修。张说当时已是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明皇四朝的老前辈,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杆大旗。

前面之所以说张九龄走了运,是因为他和张牛人是本家。起初张说看上了他的诗作,想聊一聊,聊过之后大发感叹:太有才了,下一任文坛盟主就是你。紧接着张说就开始琢磨,我这么有才,小张也这么有才,我俩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没准是一个人吧?结果俩人一查族谱,还真的是一家。乐坏了的张说从此逢人就说张九龄的大德大能,其中听众之一就有唐明皇。那个时候的张说对唐明皇的影响是巨大的,后者早年也是文学小青年,对当时流行的华丽文学路线十分不满,并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极力修正这种趋势。张说的作品正好对他的胃口,两人一拍即合,你搭台,我唱戏,张说从此飞黄腾达。有老张的推荐,唐明皇对小张自然也刮目相看,于是张九龄的官运就坐上了电梯,一升再升。最牛的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到开元十一年,他已经是正五品的中书舍人。大家可别以为正五品是个小官,在唐朝一般宰相也就三品,一品、二品的官不是送给死人,就是赏给功劳大的需要皇上三鞠躬的活人,普通人想都别想。

在唐朝皇帝里,唐明皇也算是个有情调的小资,眼见张九龄每天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步伐矫健,眉宇之间神采飞扬,心里那叫一个舒服。张九龄还有一个细节做得非常有创意,当时朝臣上朝议事,手里都要拿块象牙做的笏板,如果记性不好,可以把想说的话提前写在上面。满朝文武不用笏板时都是往腰里一别,这种方式如同乡野村夫插烟袋一样不讲究。唯独张九龄在这个细节上做得很特别,他让人做了一个很精致的袋子,专门用来放笏板。每次上朝,他就把袋子放在仆人的手里。你没想到吧,如果张九龄也插在自己腰里,那就成收破烂的了,自然没有风度可言。仅此一点,唐明皇就赞叹了好久,整天看着张九龄比自己老婆还顺眼。

另外,张九龄的诗词风格和张说一脉相承,这一点也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平日里,他经常和皇帝大人就文学问题展开讨论,好比同志一样互相勉励,互相进步,他的日子自然也就更好过了。但是,狗屎运踩多了,鞋底就会发臭。当上中书舍人没几年,他就被贬为太常少卿,从有实权的秩官一下子变成工资少、不管事的散官。这是为啥呢?说起来还和他的大恩人张说有关。张说与张九龄相反,是个脑子慢又不注意细节的人。当年他和姚崇两人斗得死去活来,姚崇死后他前去假惺惺地吊唁。姚崇的几个儿子表示感谢,并呈上老爹珍藏多年的珠宝,希望他写个墓志铭。张说见钱眼开,立马就答应了。过了几天,他突然觉得不对,写了墓志铭就表示我俩关系不错,这以后想收拾姚崇的儿子可怎么下手呢?他就厚着脸皮上门想要回来,姚崇儿子很客气地告他珠宝不用还了,墓志铭您也别想要了,我们早就交给皇上了。张说悔得直掐大腿,原来姚崇临死前早就算计好他了。

斗完了姚崇,张说就开始找别人的麻烦,很快他就找到了御史中丞宇文融。宇文融每次向唐明皇汇报工作,张说就出来找茬,找得多了就成了仇家,至少在宇文融看来是如此。张九龄通过工作上的接触,看出宇文融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就提醒张说提防着点。张说不以为然,想当年自己跟姚崇斗的时候他宇文融还不知道在哪儿干嘛呢。没过多久,宇文融找了个理由就把张说干倒了,丢了相位不说,还吃了两天牢饭。张九龄和张说的关系是举朝皆知的,所以也跟着受了牵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九龄很有识人之才,属于一叶知秋的那种猛人类型。多年后,当吃了败仗的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商议如何定罪时,张九龄一眼看出此人日后必反,力主马上砍头。唐明皇心软,耳根也软,被李林甫劝了几句就放了。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明皇先丢了长安,后丢了杨贵妃,最后连皇位也丢了,这时才想起张九龄的英明。

过了几年,张说病死,唐明皇怀旧了一下,顺道也想起了张九龄,尤其是他的诗文。于是就重新起用张九龄,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中书侍郎。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正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开元年间最后一位杰出的宰相。这时的唐明皇步入中年,早已没了年轻时奋发图强的劲头,整天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尤其溺爱自己的耳朵,什么坏事、指责、弊端等等能不听就不听,反之如果是祥瑞、颂扬之类的话有多少他收多少,也不怕撑着。时间一长,耳朵就得糖尿病了。张九龄恰恰相反,之前一直走得比较顺,即使遇到点风浪也很容易过去了,所以他的性格一直没变,做事方法也没变。注重细节的人大都有个特点,就是做事一板一眼,不肯拿原则做交换,我们称之为死心眼。我们来看看张九龄是如何死心眼的。

当时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镇守边疆,十分能干。他经常搞点挑拨离间的事情,打得契丹等北方民族尿滚屁流。唐明皇早年马上得天下,体内的武人情结使他很赏识张守珪,就想送他一顶宰相的帽子戴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九龄,张九龄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宰相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职位,怎么能拿来当红包随便发呢?唐明皇又说就给个帽子,不给办公室,让他当个有名无实的宰相。张九龄的回答还是很干脆-不行!孔老二说过,官职和权力是帝王的工具,很严肃很严肃,怎么当儿戏借给他人呢?今天张守珪打败了契丹就封个宰相,后天他要是再打败了奚和突厥,您老该封他什么官呢?一听孔老二都搬出来了,唐明皇马上作出了明智的选择-闭嘴。

这种类似的谈话还很多。如果是换作哥们儿弟兄还好说,但是和皇帝也这么说,那么好日子就到头了,因为这种谈话方式有个学名叫抬杠。而且可气的是,张九龄每次都像个活字典,总是引经据典,拿圣人的话给自己助威,即俗称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抬杠也抬得很有风度)。唐朝的皇帝们都还算讲理,唐明皇打死也不敢否定孔子、孟子这些人说的话是垃圾,所以只好认栽。一次两次还好,时间一长,这皇帝就受不了了。加上这个时候蹦出来个马屁精李林甫,唐明皇爱听啥,他就说啥,唐明皇不爱听啥,他就同仇敌忾,加以反驳。这样在皇帝面前,张九龄天天唱白脸,李林甫天天唱红脸,两人的区别就如同美人鱼和恐龙一样明显。几年下来,唐明皇就烦透了张九龄。其实,张九龄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本人正直无私,看人看事有时比唐明皇还要透彻。但是,做工作有时要讲方法,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做事。这一点他比起姚崇就差得很远了。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明皇终于无法忍耐了,下令削去张九龄的相位,将他远远地贬到荆州做长史。张九龄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长安,于四年后病逝于老家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此时的朝廷里,李林甫、杨国忠等两个没有宰相才能的宰相相继主政,天天给唐明皇耳朵里灌蜜,一直灌到安史之乱发生。仓皇逃到四川的唐明皇老泪纵流,悔恨自己当初把张九龄倒耳朵里的苦汤倒得一干二净。他所能做的就是派人到张九龄的墓前祭一壶白酒,烧两张纸钱,而姚崇、宋景、张说、张九龄和他一起打造的开元盛世则和杨贵妃一起深埋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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