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以来，最任性，最喜欢表现自己，也最不顾皇帝尊严的“搞笑皇帝”恐怕要数正德。

万历与这位叔祖中间隔了两代皇帝，一个是万历的亲爷爷嘉靖皇帝；御宇45年，澳门就是在他当政第14年租借去的，历史上的海瑞骂皇帝就是骂的他。他喜欢炼丹服丹做道场，最终死于丹毒。嘉靖之后是万历父亲，只当了六年皇帝就去世了。

正德的庙号是“武宗”，这跟他动不动就封自己为大将军，命自己率军远征有很大关系 。说起来，这位“武宗”，正德皇帝，从小就很有点“平民作风”他一点也不喜欢宫中的那些繁文缛节，总爱跟身边的小太监，贴身保镖一块儿吃喝玩耍，根本就不讲大小尊卑，他还别出心裁自己给自己设计建造一所以练格斗和玩耍为中心的“豹房”作为自己的“别宫”，其实，他自己就是一头豹子，野性十足，儒家礼法的缰绳根本就奈何不了他，这一点，万历是难的望其项背的!

正德继位于1505年，当时他还不满14岁，但是他一上台就惊得朝臣满地摸自己的眼珠子!这个正德皇帝朱厚照胆子太大，可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对儒家礼法、成训、祖制的反动!再加上他的奇特而丰富的想像力，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认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的牛脾气，他在位的16年，大明朝野就没敢消停过，谁也料不到这只从豹房里窜出来的“豹子”又要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而且谁也拦不住，那些饱学之士滔滔不绝的道理、压倒一切的礼法道法，对于他无异于对“豹”弹琴，一旦惹得他豹性大发，伤着谁谁活该倒霉。

紫禁城的清规戒律显然是难以约束这位少年天子的，正德登基不到两年他就不堪忍受了，他在皇城一处园林中自建的一幢别宫取名“豹房”，平常的时光大多在此消磨，在他的别宫中喇嘛、倡伏、江湖术士、民间武林高手和宦官都可以与他平起平坐，嬉戏作乐乃至通霄达旦地开情畅饮而毫无拘束，而正德对这样的生活也乐此不疲，临朝接见大臣，或到御书房听听老先生们讲经史反倒成了他游戏生活中的一个点缀。这位少年天子最喜欢的是富有剌激性的活动，狩猎自然是其中首选。有一回他还异想天开去尝试训练老虎，结果被虎抓伤。若不是他的得力心腹江彬眼明手快及时出手，正德险些丧命。

江彬是一名年轻的下级军官，勇敢机智。一经引见，少年天子立即被这位勇士从面颊到耳根的伤疤所吸引，据说是箭伤，身上还有两处，都是随军与鞑靼作战时留下的。当着少年天子的面露个几手武功后，江彬即被留在了正德的身边，协助少年天子指挥演练军阵，教练士兵武艺。经过江彬一段时间的训练指导，正德懂得了不少实践经验。平素演练时皇帝所率领的一营人马列主要是由宦官组成，而江彬率领的一宫人马则是从边镇中挑选出来的精兵，经过一次次对抗演习，正德对领兵打仗更是着迷了。江彬的本事还不止于此，吃喝玩乐的点子也让正德眼界大开，于是白天习武，晚些时候正德就和江彬领进豹房的各色人等宴享娱乐，当然也有女人，因此朝臣们对江彬恨之入骨，等正德一死立马就将江彬处以凌迟的酷刑，家产被没收，家人全被充为官奴役。罪状的核心当然是教唆皇帝干坏事，此是后话。

正德年间，塞外地的鞑靼屡屡入侵，烧杀抢掠，有许多次竟深入到山西大同一线。正德12年，即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竟统兵五万骑兵入境，而且将大明的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围困住了。

正德终于等来了一个御驾亲征的好机会!

但是，满朝文武官员在这个问题上出人意科的团结一致辞，朝臣们坚决反对皇帝御驾亲正，理由非常充分而且上皇帝无可辩驳，正德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率军出征，一位管理长城关隘的御史不准他这个“威武大将军”出关，他马上以皇帝的身份下令撤掉这御史的职，指定身边的一个宦官代替御史。出关的后正德以同样的办法撤掉一个个阻止他亲征的地方官员，并下令不许放一个朝庭文官出关，以免烦他，如此一来，朝庭和正德皇帝的一切联络几近断绝，正德的亲征活动搞了四个多月，朝庭内阁派出专使有办法送出文件却没办法拿回御笔批示过的奏章。而且由于“威武大将军”就是皇帝一路上所到之处，官民都不堪其扰。

1517年正德御驾亲征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以伤亡600多名士兵的代价打死了16名鞑靼军人。满朝文武官员没人肯承认皇上御驾亲征的胜利，而认为皇上此举本身就是大朝皇朝的耻辱，不成体统，因而对皇上摆在宫门口展览的战利品不屑一顾，宫中金银器皿作坊特制的纪念性银牌在群臣中闪烁的不过是皇上一厢情愿的得意。内阁大臣更是一致辞诋毁皇上此举的意义，不肯向皇上表示半点祝贺之意。正德尽管年轻但并不缺心眼，他非常明白朝臣们，尤其是翰林院的大臣们一心逼他就范，好上他们用一根名叫君臣礼法的绳子牵着他这个皇帝走!

事实上，史载1517年之役使得鞑靼小王子拍彦蒙可在正德当朝期间，再也没敢入犯。

靠儒家礼法吃饭的内阁大臣根本无心研究这点影响在他们的眼是心中只有君臣礼法，皇上这样做简直尤如礼崩乐坏，当臣子的都没脸再混下去。为此，有官员递上了辞呈。于是，到了第二年秋，亦即1518年秋，正德皇帝又命内阁的大学士起草诏书，再次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厚照(字寿)”“出师西北巡视边靖”时，几个大学士表示绝对无法从命。一位臣泪流满面，趴在地上乞请一死也不愿做对朝庭、对皇上如此不忠不义的事情。这样的诤谏当然毫无作用，正德皇帝照样领着队伍开拔。

对统帅兵马耀武超额边塞驰骋疆场，封候拜将的“游戏”，正德玩兴正浓。这一回，还没到目的地，正德就忙着下旨封自己做“镇国公”，“岁克俸米五千石”到了西北，在四处搜寻敌寇以求一战的无聊日子，正德再一次下旨封自己为太师，位居内阁大学士之首。如此一来，他就成了他自己手下最具武功的王公和最具权威的文官。这简直就是一个人两只手玩的布袋戏。消息传到京城，朝臣们哭笑不得。等皇帝逛了一大圈回到京城，已是历时9个月之后的1519年春。皇上这回出师没有找到敌人，据说敌人都因为怕他躲起来了。

不过，在塞外的风雪中面对无垠旷野，皇上横枪立马，威风凛凛的感觉实在是好极了。朝臣们却气急败坏，先是几十个朝臣上书，后来发展到好几百臣子上书，一致辞遣责他们的“当今皇上”破坏祖制礼法，无视大明皇朝安危，置九五之尊于儿戏，气疯了的一位朝臣甚至质问：“到底世上有没有“威武大将军朱寿”这个人他到底在哪里”?!另有一位朝臣甚至想以毒攻毒将皇上逼到墙旯旮就范：皇上是九五之尊的天子，却降尊纾贵封自己去当什么公候，太师，那列祖列宗岂不是也得受贬蒙受羞?!

任朝臣们涕泗满面，满地打滚，正德权当在观赏娱乐节目。

1519年夏季将临的时候，正德皇帝又准备命令自己以“威武大将军”之名巡幸南方各省，这下朝庭真的炸了锅。从朝臣的角度讲，他们已是忍无可忍了，先是负责监察朝庭礼仪的御史大夫们上奏书，其言辞之激烈火尖刻足见这些饱学之士用心之良苦，但偏偏于皇帝而言，不过是针尖麦芒想碰他的甲胄，见皇帝不作任何答复，他们就整整齐齐跪在午门外，颇有一点以死相谏的味道，正德依然不理，这就大大地激起了其他更多的京城官员的“道德良知”——不仅联名上书，而且不约而同地跪到午门“跪谏”，皇上让身边的人去劝说这些人各自回家，不听，皇上这下子龙颜震怒，不过他没骂这些个臣子们是“跪着暴动”，只在亲信江彬建议下将跪劝不去的146名官员每人赏梃杖30下，其中11人当场伤杖毙(有的是被家人领回家后伤发而亡)。此事一发生，全体内阁大学士引咎辞职但不被批准。而南方之行也因这场风波延宕了几个月之久。

正德皇帝的南巡于1519年秋得以实现，江南的美景和气候给喜欢纵情游乐的正德添加了兴奋剂，正德只要兴之所至，可以说无所不为，要命的是在一叶扁舟去撒网捕鱼节目中，正德的小船翻了。落入水中的正德虽然很快被救了上来，但从此龙体染恙，一直不见康复，他1520年底回到北京后，1521年初就在他的豹房殡天了。享年不满30岁。

用“好人”“坏人”，“好皇帝”“坏皇帝”这种极端绝对的划分来给正德定位显然是令人尴尬的事。

年轻的正德皇帝不愿遵守祖宗成制，不愿意被内阁大学士们用礼法的绳子牵着他走，而且更无心使自己的天子之尊神秘化，他喜欢皇城内外更为广阔的天地，并且也想在其中大有作为，就在他那个时代也很难就此指斥他为昏君，因为在其有生之年他并未误国。即便有史家指责他外出期间只要他看上的女人，不管她是否娼妓，是否婚嫁，是否已有身孕，他统统不管，是为扰民，似乎也仅此而已。应该看到，在正史中记载的正德的身上其平民化倾向似乎更为当代人看重。正德平素很喜欢跟手下人一甚身份十分卑下的人搅和在一块，在一块吃喝玩乐，根本不讲尊卑，外出打仗、巡幸，他经常放着皇帝的銮舆不坐而跑到后面的大马车上和侍士军士们挤成堆说笑。

有一回在地方长官为之而设的宴席上因为正德皇帝不按尊卑长幼的席位乱坐，以致于开宴了，他的坐位上竟没有筷子，吓得地方长官和一些臣僚不知所措，而他却不当回事，认为不过无意间出了个笑话。即便是当朝风气普遍看重的各种大典，正德也表现出超凡脱俗的通达——他的祖母去世，在举行表礼的时候天正好下雨，正德见满地泥水，不忍心让朝臣们个个滚一身一脸烂泥巴，下令免除跪拜磕头。这对于正好借机会表示忠孝之心的朝臣们来说当然是忤逆之罪，根本违背了孔孟之道，于是有人慷慨陈情，遣责正德皇帝。因此一举成为朝野称颂的名人，被载入史册，由此可见，在要求泯灭个性、天性、人性的封建专制帝国，正德这一现象的出现，纯属偶然，封建礼法制度绝不会让正德式的君主“长命不衰”，即使他没英年早逝，维持帝国运行的礼法制度也绝不允许他在张扬个性的路上走得更远。果然正德皇帝去世后，以后的皇帝也没法象他那样为所欲为令朝野惊诧莫名了!

正德皇帝的帝位在他一次次的远征，巡视活动期间开始动摇。早在他第二次亲征时，就有大学士凯切陈情：京城无主，变乱随时可能发生。正德没有理，反而将几个老喜欢当面让他难堪的大臣调到偏远地区任职去了。正德只管耳根清静，根本不管现实中确曾有过的危机，他自有他自己掌握的情报系统、特务机构。正德御宇期间有过两起亲王起兵造反的大事件，而且对方的理由也很充分：当今临朝者乖戾无道，行状污秽，令宗室蒙受羞，天下不安……。

但两次起事都没成功。

探究其失败的原因，造反者过份沉迷于他们基于道德、法统的义愤而缺少充分的军事准备和舆论鼓动这是其一；其二，造反者对正德作所为造成直恶劣的影响也估计过高。但不管怎么说，正德无视封建君主的权威构架，蔑视法统所造成的朝野不安，已是不争的事实，倘若上苍假以天年，任他偏离当时的皇朝运行轨道“胡作非为”去，很难说他不会身首异处，死于反叛者的诛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