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之际，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一些普通的中国人因为某种机缘来到那里，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明，同时也传播了中华文化。遗憾的是，中国的统治者仍然沉醉于天朝大国的歌舞升平之中，浑浑噩噩，直至被历史和社会所抛弃。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亲历了中国的改朝换代，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就曾写下了记载明亡清兴的历史著作《鞑靼战纪》，被认为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与此同时，中国人在这一时期也首次来到了欧洲，1645年赴欧洲学习的郑维信(西方人称他为郑玛诺)是有确切史料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位赴欧中国人。除此之外从1645年到1722年，还有3位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最为著名，他们就是南明“外交官”陈安德、欧洲各国的上宾沈福宗和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黄嘉略。

陈安德——南明派往欧洲的“外交官”

1649年，南明永历皇帝存清军向西南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定派使节向罗马教皇求援，西洋在华传教士卜弥格被委派为全权特使。为了使欧洲更为直观地了解南明朝廷，司礼太临庞无寿特命年轻官员陈安德携带永历阜帝的亲笔信函与卜弥格同行，陈安德遂成为第一个赴欧洲的“中国外交官”。

历尽千难万险，他们于1652年12月来到了威尼斯。起先，威尼斯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莫林拒绝接见“南明使臣”，他想在中国明清交战双方间保持中立。卜弥格设法求法国大使帮忙，终于得以见面，卜弥格和陈安德就将信件递交给了弗朗西斯科·莫林。然而，法国人的介入却使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世产生了反感，而新当选的耶稣会总长古斯维斯·尼克尔又认为接受“南明使臣”的要求将会危及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这使得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意大利一等就是3年。期间，罗马教廷3次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南明使臣”。

1655年12月，对卜弥格和陈安德持消极态度的英诺森十世去世，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卜弥格和陈安德。亚历山大七世虽然同情南明朝廷和永历皇帝的艰难处境，但他提供不了实际帮助，只写了封回信让“南明使臣”带回中同，在信中他祈祷南明能渡过难关。教皇的同信使卜弥格和陈安德在欧洲有了活动空间，他们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觐见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约翰四世答应给予南明政府军事援助。

1656年3月，卜弥格和陈安德踏上了回程。当他们到印度果阿时，知道了南明永历政权已岌岌可危。虽然约翰四世三令五申不得为难“南明使臣”，但葡萄牙殖民当局还是不允许他们前往澳门，葡萄牙殖民者此举是为了确保与清政府的贸易不受影响。卜弥格和陈安德再度不顾葡萄牙殖民者的禁令，从陆路抵达暹罗(今泰国)首都大城府。在那里，他们从海盗手里雇用了一艘船前往现今的越南北部，此时已是1658年初。他们徘徊于中国边境，卜弥格于1659年去世，陈安德将其安葬后独自一人带着几封重要的外交信函返回云南向永历皇帝复命。

永历皇帝最终没有盼来欧洲的援助，1662年他被吴三桂俘获并被处死，而中国第一位“外交官”陈安德1659年后在历史上也不见了记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17世纪80年代，一名中国旅行者轰动欧洲

300多年前的清朝初年，由于交通条件和其他诸多因素的限制，能到达欧洲的中国人寥寥无几。然而，却有这么一位中国旅行者，他不仅周游了欧洲列国，还受到了英、法两国国王以及罗马教皇等的亲自接见，并被奉为上宾，轰动了整个欧洲。这个人就是沈福宗。

沈福宗出生于南京，早年曾随传教士学习过拉丁文。1681年，在华的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准备回欧洲述职时，沈福宗接受其邀请一同前往。1684年夏天，他们抵达了法国巴黎。当时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一时间沈福宗成了巴黎的焦点人物，法国人纷纷谈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中国人的到来很快就传到了被称为“太阳王”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耳里。

9月，路易十四特地邀请沈福宗等人到凡尔赛宫做客。晚宴上，沈福宗表演了汉字书法。路易十四对汉字的深奥感慨颇深，不久巴黎即有报道称“中文大约有八千多字，同一音有不同的声调，而同一音又有数十种不同意思，需要学习三寸年才能熟练使用，由此可见中国人记忆力之强和想像力之丰富”。沈福宗还将孔子、康熙皇帝等人的画像展示给了法国君臣，加深法国人对这些栩栩如生的中国著名人物的印象。为了表示对中国客人的敬意，路易十四命令打开新建成的凡尔赛宫花园中的所有喷泉，让沈福宗尽情欣赏。

沈福宗在巴黎逗留一个多月后，便随柏应理前往罗马办理教廷事务，教皇英诺森十一世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听取了他们对在中国传教的意见。沈福宗在罗马生活了一年多，随后又辗转比利时，于1687年3月到达了英国。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获悉沈福宗抵英后，派著名画家戈弗雷·奈勒爵士专程为沈福宗画了一幅全身肖像画。不久，詹姆斯二世把沈福宗召到了牛津行宫，希望他能在英国旅行期间帮助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沈福宗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沈福宗认识了图书馆负责人、英国东方学家托马斯·海德，他们两人曾多次进行研讨，沈福宗回答了海德诸多有关中国的学术问题。为了表示尊敬，沈福宗称海德为“德老爷”，海德则呼沈福宗为“最尊敬的朋友”。现今保存于大英图书馆的沈福宗与海德之间来往书信和谈话记录显示，海德曾告诉沈福宗，他想创建一种全欧洲都可以使用的汉字注音体系，沈福宗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汇》介绍于他，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交流连中国象棋和围棋的下法以及两种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四捍”的游戏规则(这两种游戏在今天的中国已几乎绝迹)也均有涉及。后来海德出版的一些著作，如《中国度量衡考》和《东方游艺》，可谓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几个月后，海德在觐见英国国王时，直言沈福宗在编撰牛津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上出力甚多，并说自己从沈福宗身上学到了很多有关中国的知识。詹姆斯二世由此衷心喜欢上了这个懂礼节、有修养并且知识丰富的中国人，他多次邀请沈福宗到英国宫廷做客，给予他极高的礼遇。

1688年，沈福宗告别英国，开始了他的葡萄牙之行。对于葡萄牙这个国家，沈福宗并不陌生，在澳门他就见到过许多葡萄牙人，也听过一些关于葡萄牙的事情。但到里斯本后，他终于明白了领土面积和人口还不及中国一个省的葡萄牙为何能割据中国澳门。此时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海权的漠视已使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17世纪往返欧洲旅程中的风险和颠簸非现今时代所能想像，欧洲之行拓展了沈福宗的视野，但他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691年沈福宗在回国途经莫桑比克附近时去世。第二年，将沈福宗带至欧洲的柏应理在乘船途经印度果阿附近海域时遭遇风浪，在船倾斜过程中，柏应理被落下的重物击中头部身亡。

路易十四曾有个中国翻译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人称“太阳王”，他在位时间长达72年之久。一方面他实行君主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又大力扩展法国的影响，使巴黎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身边竟还有一名来自中国的翻译——黄嘉略。

根据法国文献资料记载，路易十四的中国翻译名为Arcade Hoang，黄嘉略是他的中文译名。有学者考证，他中文原名应是黄日升，但由于长期以来学术论著中均称其为黄嘉略，故而黄嘉略这个名字得到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一致认同。

1679年，黄嘉略出生在中国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自幼便受洗入教，学习拉丁文。但另一方面他也受到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701年，黄嘉略在外游历时巧遇法国传教士梁弘仁，梁弘仁正准备前往罗马教廷就“中国礼仪之争”表达在华传教士的意见，他问黄嘉略是否愿意作为其秘书一同前往欧洲时，黄嘉略欣然答应。1702年2月，梁弘仁和黄嘉略从厦门起航，经过8个月的海上颠簸后，到达了法国首都巴黎，随即他俩便赴罗马办理教廷事务。

在罗马，黄嘉略陪同梁弘仁就“中国礼仪之争”进行多次辩论，历时3年才完成任务。1706年，梁弘仁和黄嘉略返同巴黎，等待教廷公布“中国礼仪之争”的晟后裁决。法国王家学术总监让·保罗·比尼昂获悉黄嘉略滞留巴黎后，就设法将黄嘉略推荐给了路易十四，不久黄嘉略便被正式任命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负责为路易十四翻译中文文件，并协助管理王家图书馆的中文书籍。为了使黄嘉略安心留在法国，比尼昂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门婚事。1713年4月，黄嘉略在巴黎和一法国女子雷尼埃成婚。

路易十四交给黄嘉略的主要任务是编写《汉法辞典》和《汉语语法》，为了便于黄嘉略工作，比尼昂找来了东方学家埃狄纳·傅尔蒙和著名学者尼古拉斯·弗雷莱同他合作。在他们的协助下，黄嘉略完成了《汉语语法》编撰工作。现保存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和巴黎天文台图书馆的《汉语语法》，除了汉语口语语法外，还附有关于中国的各种知识，显然这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而《汉法辞典》则由于黄嘉略的过早离世而未能全部完成，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东：疗部的1140页遗稿中，人们可以从中看到黄嘉略和弗雷莱等人合作的丰硕成果，书稿的每一部分都考虑到了欧洲读者的实际需要。除了路易十四布置的工作外，黄嘉略还准备将中国明代小说《玉娇梨》翻译成法文，但当他翻译到第3章时，弗雷莱觉得《玉娇梨》不大符合法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建议黄嘉略停止了这部著作的翻译，故而黄嘉略留给后人的法文版《玉娇梨》只有3章。

傅尔蒙和弗雷莱在与黄嘉略的合作交流中，逐渐成长为驰名欧洲的汉学家。黄嘉略还与众多法同学者进行了文化上的交流和探讨，连18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被人称为“中国通”的孟德斯鸠也曾多次上门拜访他。从黄嘉略身上，年轻的需德斯鸠进一步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据研究，孟德斯鸠后来写成的《波斯人信札》一书的主人公郁斯贝克的原型就是黄嘉略。

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这个头衔听起来颇为显赫，其实在18世纪初，法国国王并没有很多中文文件要黄嘉略翻译。除了编撰两部书之外，路易十四也没有给过黄嘉略多少工作，所以黄嘉略的薪水不高，可以说他是生活在贫困之中。1715年3月，黄嘉略的妻子雷尼埃产下一女婴后于不久去世，黄嘉略独自承担起了抚养幼女的责任。他一度曾想回国，但获悉中国康熙皇帝和罗马教会关系紧张后，他不得不打消了这一念头。

1716年，年仅37岁的黄嘉略在巴黎因病辞世，但他为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永世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