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

　　为何受宫刑

　　较普遍的观点是，司马迁因 李陵之祸惨遭宫刑是他个人生活的悲剧，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天汉三年(前98)，正当司马迁埋头著述《史记》的工作进入高潮，“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司马迁身受腐刑，人处逆境，体味三重，对封建专制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与权势浮沉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而“发奋著书”，对国事世事从此冷漠不再关心。他因“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这就是这种“较普遍观点”的推理逻辑，它的潜在话语是宫刑成就了司马迁，司马迁因宫刑而使《史记》的思想性与文学性更上一层楼。这种逻辑的极端发展是，明代的部分史家甚至认为要成功先自宫。

　　很明显这种逻辑是基于司马迁一定能战胜宫刑带来的奇耻大辱和痛苦使人深刻这两种前提的。其实面对宫刑所带来的奇耻大辱，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司马迁徘徊了多时。虽然他最终为了那无声的立言事业选择了生，但“刑余之人”的痛苦一直煎熬着他的后半生。所以我们不能仅从司马迁最终战胜困难的结果，从而把过程想得太轻松，高估宫刑的积极意义。

　　在传统的伦理观念中，“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所以司马迁视腐刑为奇耻大辱，不仅“重为乡党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司马迁出狱后，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此职本由宦官担任，是皇帝身边机要秘书长官，侍从左右，出纳奏章，位卑权重，被朝臣目为“尊崇任职”。司马迁不以为荣，反以为辱，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报任安书》中他满怀凄怆地诉说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一气排列了十种耻辱，都是人世间的极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极矣”。一个“最”字，还要加一个“极”字，可以说把辱写到了极点，司马迁也痛苦到极点，“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经历如此痛苦，司马迁多次想自杀。“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平民奴婢面对羞辱尚且去死，何况我一个堂堂士大夫呢?司马迁一遍遍地拷问着自己。

　　但若是这样轻易死去，不能留功名与后世，“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况且又怎能对得其父亲的临终嘱托?这种痛不欲生的心境，这种矛盾交织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司马迁的创作思考和写作进程，以至于到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写《报任安书》时，《史记》仍未最后定稿。父子两代人就《史记》写了几十年仍未完成，一方面说明他对史家职责的认真，但也不能不说明司马迁因宫刑在创作上受到了巨大干扰。由此看来，宫刑实际上对司马迁进行《史记》的创作起到了反面的作用，而不像那些论者仅从结果来看显得那么积极。
 

　　后人为何改姓同、冯

　　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

　　司马迁有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因“戾太子事件”被斩。狱吏在搜查其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信中告诉任安，他之所以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还顽强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汉武帝见信后大怒，加上一伙对司马迁极为不满的宠臣的谗言，司马迁遭受迫害，不久死去。

　　据传说，悲痛中的司马迁夫人(妻子柳倩娘、侍姬随清娱)为了保住《史记》副稿，免遭满门抄斩之祸，便让两个儿子司马临(字与仲)、司马观(字何求)身藏《史记》副稿，逃回故乡韩城。司马迁族人怕株连九族，连夜由族长司马厚召集主事人共同商议，决定改姓和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

　　逃往荒无人烟的巍山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表示“高门之续”;后又担心被官家识破，取同音字为“徐村”。“徐”、“续”同音，又有“余村双人”(或说仅余二人)寓意，暗指司马迁有两子，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以表明司马氏家族后继有人。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官，后裔逃匿“徐村”后，为祭祀祖宗司马迁，合族兴建了“汉太史遗祠”。如今，“汉太史遗祠”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千年古村徐村之中。

　　从此，司马迁的后代便分别姓“冯”和“同”了。两千年来他们遵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 的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