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之余，力荐人才，其用心之善，用力之深，令人感喟。

一

陈寅恪荐才首重的是德。

192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的于道泉在担任陈寅恪助手的同时，经袁同礼推荐，来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担任满蒙藏文书采访编目工作。但是，待遇并不高。看到生活颇为困苦却毫无怨言仍孜孜治学的于道泉，陈寅恪心为所动，也记挂于心。于是，在1928年与傅斯年谈及蒙文档案整理和利用的一封信中，他借机力荐于道泉。他说“于君甚精藏语，又兼治蒙文，实不可多得之人才。现在北海图书馆，月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钱与之，他时历史语言所北平分所中似可以用，此人断不至为羊公不舞之鹤，请放心用”。过了几天，不见动静，他又驰书傅斯年，旧话重提：“于君道泉必可造之材，且为人能吃苦，谅必不敢为羊公不舞之鹤也。”过了3个月还不见回音，心有不甘的陈寅恪继续修书傅斯年，重点谈及于道泉之事：“……于道泉君月薪百元，当可办到。彼现与喇嘛往来至繁，于蒙藏音韵语言之学，极有兴趣，必可造之才，且为人能吃苦，谅必不敢为羊公不舞之鹤也。”“羊公不舞之鹤”，取“羊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不肯舞”的典故。

几经周折，于道泉终于得偿所愿，在名师大家的指点下，学术日精月进。他上世纪30年代留学法国，40年代讲学英伦，50年代回国后，参与创办中央电视台藏语广播，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藏学家和语言学家。

陈寅恪向傅斯年和李济推举蒋大沂一事，也是以德为先的事例。他与蒋大沂长期同事，深知其德，也知他极想入史语所，于是，他抓住机会，在一次给傅斯年和李济的信中特意提及此事：“兹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两兄想已见及，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其人之品行固纯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著述可据，无待饶舌也。”此时，他已目力大差，“深恐神经网膜脱离……终日苦昏……”但仍心如明镜，对品行纯笃的卓异英才力荐不疲。蒋大沂后来能成为甲骨文方面的权威，陈寅恪的力荐举足轻重。

二

作为史学家，陈寅恪常能在芸芸众生中发现专精人才，力荐不怠，甚至百折不挠，功成方休。

最感人的是他推荐戴家祥一事。戴家祥是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唯一的研究生，精治经学和古文字学。但是，作为冷门的专业人才，毕业即失业。因此，当陈寅恪得知这位国内稀有人才在上海“无所事事”时，心急如焚。于是，他在1928年夏天的短短3个月内就分别写了3封信给容庚、傅斯年，希望他们能介绍这位人才到“广州中山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可惜未果。事隔4年，即1932年，念念不忘的他又再次向傅斯年旧事重提，希望戴家祥能到“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稀兄及汪君旭初，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可见其用心良苦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因为，陈寅恪看中此人既是王国维的学生，又是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字训诂学家孙诒让的“姻家子”，且(孙)“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而且，他认为“此人年少志高，文采不艳发，朴学有根底”，所以，他才逢人说项，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后来，戴家祥在金文研究方面成果斐然，所主编的《金文大字典》为我国当代金文研究集大成之作。陈寅恪举荐之功不可抹却。

作为眼界高远的大学问家，陈寅恪推荐的，大多是某一领域的前沿人物，而他们在当时又多处境困蹇，大才难舒。因此，他每每急在心中，表于言外。如湖南学子朱芳圃译有日本人论瑞典高本汉中国音韵学一书，希望陈寅恪能帮他想办法马上刊登在燕京学报换取稿酬来应对资金急需之用。急人之急的陈寅恪立即驰书容庚，但提笔落纸时，又考虑到时间紧迫，容庚不一定能办到，便把话说得比较婉转：“此次燕京学报佳稿甚多，有美不胜收之慨，恐已无余地再容纳他稿，如待至下期则又不能救朱君之急，因此踌躇不决，特此奉询。如今年六月出版之燕京学报尚可容纳，弟即嘱其即日缮就送呈，以备公鉴定去取，或先将抄写完毕之部分送上亦可。”语虽婉转，其心焦若灼之情，却展露无遗。

在举荐吴其昌给陈垣的信中，陈寅恪的急切与热忱快如倒豆：“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急急要站起来的样子：“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这不仅反映出他望气知宝，深识大才的自信，更体现出这位史学大师惟恐他们困顿卷缩，大才难伸的拳拳真意。

三

对于那些在某一领域不可复得的卓异英才，陈寅恪的举荐更显得有点“奋不顾身”。

让我们先看看他向傅斯年推荐谢国桢的信：“顷有前清华研究院学生，现南开教员谢国桢来谈，以其所作晚明及清初史籍及党社始末等稿本，交弟阅看，始知其于此颇费力，搜集所关逸书遗事，颇为弟所不知者，而党社事尤关重要，将来所购之档案，其时代适在明末清初，与之相符合，或可以此人为助。此人固国民党，然曾在梁任公家教书，此节若就事论事，似亦不妨。目前因关于此时代稍有研究者不多，如用一普通之人，则时代背景不熟，必致与档案所载有关之书籍了无所知，考证整理，劳而少功，此节弟亦不执着，姑备一说于此，再暗中多觅相当之人以备选择，乞勿宣布。至要!至要!”

可以看出，他是从学术未来发展的眼光来作人才的挑选与举荐，因此，起点就显得高屋建瓴。另外，以学术为最终要旨的他，摒弃政见相异屏障，心态，也就显得更平和澹然；眼界，自然更高人一筹。特别是他从学术一脉相承的特点来考虑人才安置，既保证了学术质量与发展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又因不另起炉灶，节省了研究机构经济开支。当然，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学术大师，他坦言承认初出茅庐的学术新秀在某一领域远胜于己，让聚光灯照射在这位年轻学子身上。更令人感动的是，谢国桢其实并没有要求陈寅恪推荐自己，只是陈寅恪觉得确实人才难得，才暗中力荐，且力告傅斯年不可声张，其用心可谓良苦。

另一位他极力推荐的张荫麟，也体现了这种知人善用的可贵精神。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这评论出自是鹄的高悬的陈寅恪之口，确实前所未有。这也难怪，张荫麟在清华求学8年，对中西文学、史学、哲学均有精深研究，尤深于史。1923年9月，在《学衡》第21期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对梁启超考证《老子》认定其在孟子之后的六条证据，逐一进行批驳。梁启超读后不以为忤，反而给以揄扬，叹为天才。身在清华，高度关注学界的陈寅恪自然早将这位年轻才子纳入视野之中。所以，他对其学术风格了如指掌，而且对其将来史学界地位也作了准确预测：“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最后，他还郑重其事地声明：“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之友人之类也。”

或许，在别人看来，陈寅恪这种评论多少有点过誉，但是，若我们仔细研读张荫麟著作，同时，参考后世学界将张荫麟推崇为“梁任公第二人”的评论，就不得不承认陈寅恪的评论恰如其分。

四

有两件很琐碎但充满趣味的小事，可从另一角度透视陈寅恪推荐人才时的认真与公正，同时，也可折射出他的知人之深与爱才之切。

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同事浦江清和学生朱延丰都希望能翻译一些西洋著作，于是，他写了封信给胡适：“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翻译Ovid之Metamorphoses，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延丰，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义如何?是否须先交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评定也。”

一个是自己的学术助手，一个是自己的研究生。手背手心，舍一难忍。他只好如实反映，为胡适代加分析，甚至替他想好解决办法，真是难为这位热心人。特别是朱延丰当时正陷于情感困苦之中，这位希望能分散爱徒抑郁的史学大师一知内情便亲自出马，挥笔相求。

不过，同是对待这位爱徒，陈寅恪在学术上的做法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因为，在后来留学名额教授讨论会上，作为朱延丰导师的陈寅恪却推荐另一位学术更成熟、并非自己学生的邵循正出洋留学，在当时引起不小震动。但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朱延丰学业未精，不宜留洋。所以，他在后来给校长梅贻琦的信中就坦荡地说：“朱君不派出洋事，当日教授会议时弟首先发表只宜派邵君一人……苟朱君可以使弟发生出洋必要之信念者，必已坚持力争无疑也。”这，无疑是他谨严治学，不徇私情的直接反映。前者的温煦与后者的严苛，正好全面展现了这位学术大师的为学为人风格。

作为百年树人的大学教授，陈寅恪深知人才对学术传承与流播的深远意义与作用。同时，作为以文续命的史学家，他也深知力荐人才，其实，是将前人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与人生理想以另一种别具深意的形式延伸与光大。这种一片冰心，洒落无尘，逢人说项，脱手相赠的朗落襟怀，使得他赢得同辈及后人发自内心深处的钦佩与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