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后妃，总给人排挤争宠、外戚争权的印象，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明太祖的马皇后、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她们却能在当时的社会及政局，扮演着积极正面的角色，肩负起扭转乾坤力量。

唐太宗李世民能任用贤良、虚怀纳谏、视民如子、不分华夷，与当时名臣、名将谱出波澜壮阔的贞观盛世，长孙皇后正扮演积极正面的角色。有人誉她为“上马能战，下马能谋”来形容她的短暂人生，李世民即帝位后，她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最后以《女则》十篇传世(今已亡佚)，仅存诗文乙篇。

《女则》十篇，是长孙皇后死后，唐太宗在她的遗物中发现，据说太宗读完后，感动得热泪夺眶而下。长孙皇后写《女则》时非常用心，她除了博征古今典型，条列贤善仪规，更把一生默默行持的道德规范和履行的礼仪融入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并不想用舞文弄笔来沽名钓誉，只是对自己留下些许交待，这正是令唐太宗感动之处。据说她死后，太宗非常悲痛，感到从此“失一良佐”，从此不再立后。《女则》在她死后更广为流传，直到清朝，都是后宫女子必读的课程，足见影响之大。这样一位母仪天下的贤后，她的生命及丰富的内心世界颇值得我们探讨。

亲侍翁姑　至诚至孝

长孙皇后，鲜卑拓跋氏，父──长孙晟是隋朝右骁卫将军；母──是曾任扬州刺史高敬德之女，生长于官宦世家，自幼就接受完整正统的教育，蕴育了她知书达礼、贤淑温柔、正直善良的人格特质。

十三岁嫁给当时太原留守李渊次子、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侍奉公婆、相夫教子，深得丈夫与翁姑的欢欣。李世民年少有为，文武双全，为完成大唐统一大业，他征战南北，长孙氏总是随侍一旁，照料他的起居生活，使李世民精神得到不少安慰。唐朝建立后，获册封为秦王妃。

唐高祖武德九年八月，李渊禅位李世民，李世民成唐太宗，长孙王妃也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她并不因而骄矜自傲，一如既往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太上皇李渊十分恭敬、细心侍奉，每天晨昏定省，时时提醒太上皇身旁的宫女要如何去调节他的生活起居，宛如一般平常家的儿媳那样竭尽孝道。

慈爱嫔妃　后宫无乱事

古代后宫嫔妃相互之间为了争宠，彼此残害屡见不鲜，长孙皇后非常能体恤、爱护她们。她不但不处心争宠，反而常劝李世民要公平对待每一嫔妃。她对嫔妃生的子女慈爱逾己生，嫔妃得了病，她甚至送去自己正在服用的药，因此宫中无人不爱戴，后宫无乱事。长孙皇后凭着她宽宏的气度和端庄的品行，无言去感召她们。虽然她出身显贵，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不改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不求奢华、饮食宴庆不求铺张，带动后宫朴实风潮，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做出了榜样。

不涉朝政　适时忠谏

长孙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见解就是防范外戚专权。哥哥长孙无忌文武双全，早年即与李世民是至交，并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本应位居高官，但因妹妹是皇后，反而处处避嫌，以免给人留下话柄。太宗原想任他为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不愿兄长再布列朝廷，成一家之政。汉朝吕后之行可为前车之鉴，万望圣明，勿封妾兄为相。”但太宗则不以为然，他认为长孙无忌任相，全凭自己的功勋与才干，可谓“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而长孙无忌也体会妹妹用心良苦，不愿位极人臣，唐太宗万不得已，只好让他任开府仪同三司，位清高但不掌实权。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高官，恐天下人误认陛下为私。”太宗正色道：“朕为官择人，唯才是用，若无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有才，虽仇不避，魏徵是也，今日之举，并非私亲也。”长孙无忌才接受。

长孙皇后一再以汉朝吕氏与霍氏等外戚专权的历史事实，自我警惕并告诫唐太宗注意防范出现外戚专权现象。以及要求兄长成全。她这种以历史教训为切肤之戒，实不失为有远见的卓识，贞观之治未出现外戚干政的局面，长孙皇后的确是功不可没。

气度宽宏　机智过人

长孙皇后是个很有见地的人，唐太宗也十分器重她，但她不以自己的特殊身分干预国家大事。她认为男女有别应各司其职，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干预政事，亦为不祥。对太宗，她只提出自己经深思熟虑而得的见解：居安思危及任贤纳谏；只建议原则不管细节，深得太宗的敬重，并牢记于心。

关于任贤纳谏一事，太宗深受其益。太宗常对部属说：“人要正衣冠，必须借助于明镜；君王要得知自己的过失，必须靠直言谏臣。”他与谏议大夫魏徵所谱出许多令人感动、拍案叫绝流传千古的史实，长孙皇后应是背后推手。唐太宗好狩猎，一次兴致勃勃带了一群护卫近臣，正要出门时，遇到魏徵。问明状况，魏徵即对太宗进言道：“时下正值仲春，万物萌生，禽兽哺幼，不宜狩猎，望陛下三思。”唐太宗仍坚持要出游，魏徵也不肯妥协，站在路中拦住太宗的去路。太宗怒不可遏，气冲冲地返回后宫，咬牙切齿地骂道：“有机会非杀掉这个乡巴佬不可。”长孙皇后连忙问要杀谁，太宗答道：“魏徵常常当着大臣的面批评我、羞辱我，不留一点情面，使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听了，只悄悄地回到内室穿戴上礼服，然后面容庄重地来到唐太宗面前，叩首稽拜直称：“恭喜陛下!贺喜陛下!”这一举措弄得唐太宗满头雾水，吃惊地问：“何事如此慎重?”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回答：“妾闻主上圣明，才有直臣。今魏徵正直，足见陛下圣明，妾因而恭贺陛下。”太宗听了心中一怔，觉得皇后说的甚是有理，于是云消雾散，转怒为喜。

又有一天，太宗返宫，一脸怒气。长孙皇后叫宫女都退下，自己亲自奉茶、端水，百般温顺。待太宗气消些，才轻声问道；“什么事惹陛下恼怒?”太宗答道：“我最心爱那匹马，突然无病逝去。一定是养马的马夫不经心、照顾不周，我一定要杀掉他，看以后谁还敢不负责任。”“陛下请息怒，妾曾闻当年齐景公也曾因马死要杀养马的人。晏子就替马夫列了罪状：你为了养马被杀，是罪状一；你使国君因马死而杀人，百姓必会埋怨国君视马命比人命重要，是罪状二；诸侯听闻此事，必轻视齐国，是罪状三。景公听完晏子的这一席话，知道自己错了，就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饱读诗书，这个故事应该知晓，今天怎忘了?”此时唐太宗脸上的怒气转为惭愧地说：“要不是贤妻的提醒，今天我差点又做了蠢事。”由上可见，长孙皇后不但气度宽宏，机智更是过人。

一生俭朴　不求厚葬

长孙皇后生性节俭，所使用的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她辅佐唐太宗，公正明智、处处为别人着想，常把好处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深得宫中上下的敬佩，大家都认为能照着她的安排做事是一种荣耀，其中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就是一例。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干自幼被立为太子，东宫的日常生活及事务，由遂安夫人总管，当时宫中实施节俭开支制度，太子宫也不例外，但常感费用不足，生活拮据；遂安夫人就在皇后面前抱怨：“太子贵为储君，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然现今用度捉襟见肘，一应器物都很寒酸。”一再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不因是自己的爱子就破坏制度，反而说：“身为储君，来日方长，所患德不立、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她说得入情入理，遂安夫人非常佩服，便一切遵照办理。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随唐太宗巡幸九成宫，路上受了风寒，又引发旧疾，病情日渐加重。太子请求以大赦囚犯和度人入道来为母后祈福去疾，但皇后坚持拒绝说：“大赦是国家大事；佛、道二教自有其教规，赦囚有损国家制度，不要为我而乱天下大法；何况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人的寿命是非人力所能支配，若修福能延寿，我一生不作恶事；若行善无效，求福又有何用?”她深明大义，终生不为自己影响国家大事。

贞观十年盛暑，长孙皇后弥留之际，她用尽气力与太宗诀别：“我的家族对国家并无功勋，只是有缘与皇上结为姻亲，才身价百倍。若想永久保持这个家的清誉、声望，请求陛下今后勿让妾任何亲戚担任朝廷要职，这是我对陛下最大的请求。我活着对国家没贡献，死后也千万不要厚葬，仅依山而葬、不用棺椁、不起坟墓，所用器物，都用木、瓦制作，俭朴送终，就是陛下对我最大的纪念。”

死时仅三十六岁

唐太宗并未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芳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与怀念。

一个人的生命，不在长短，而在是否能发光、发热。长孙皇后短短三十六年的生命，用她贤淑的品性、慈悲无私的行为，不仅赢得唐太宗及宫内外知情人士的敬仰；更为后世贤妻良母树立典范。

(本文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