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台海两岸的学者在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这两年来的缜密研究，一致认为这些日记具有高度真实性及权威性，颠覆国共两黨过去的官方论述，将蒋介石从“伟大领袖”的神坛上拉下来，也从“人民公敌”的祭坛上拉下来，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既展现蒋的民族气节及抗战功绩，也暴露他的人格特质上的优缺点。日记中的种种细节，推翻了两岸历史教科书的论述，势将改写中国近代历史。

落日照在史丹福大学校园的钟楼上，衬托校园西班牙式的建筑。来自台海两岸的学者，走出胡佛研究院的大楼，刚好可以见到这幅和神州大地很不一样的风景，嗅到加州南湾区徐徐吹来晚风的气息。他们过去从没想过，会在美国的土地上，走进一个前所未知的中国历史世界，发现了颠覆国共正统论述的历史秘密。

杨天石认为蒋的日记真实记录了许多隐私和行事思考，极有研究价值。蒋是民族主义者，他在抗战中的“攘外必先安内”等政策都有背后原因，非如外界所猜测；蒋也深知国民黨弊病，并严厉批评，也令研究者修正以往的一些看法。

在详读过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已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后，中国大陆研究民国史和蒋介石历史的权威学者、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等同院士)杨天石教授作出这样的评价：“蒋介石日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近代史!”

蒋介石从一九一五年开始写日记到一九七二年，五十多年从不间断，目前胡佛已整理好并公开的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记。杨天石去年曾到胡佛研究院看了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一年的蒋日记，今年再度远渡重洋来到胡佛研究院，把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日记看完。由于胡佛规定，查阅者不得使用任何摄影工具翻拍日记，包括相机、手机、电脑或者扫描器，要想摘抄日记内容，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笔，杨天石必须逐页看过再逐字记下，已累积了上千页的笔记。

望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杨天石难掩历史学者取得珍贵史料的兴奋，他说，蒋的日记真实性高，因为他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蒋在日记里写了许多个人隐私，包括年轻时荒唐好色，逛妓院等都有记载。甚至为了解决性苦闷，日记中也记载：以“自慰振兴精神”。显然，这都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第二，蒋介石日记里什么人都骂，对章伯钧、张澜、黄炎培、左舜生这些人他固然没有好话，连最亲密的人也照样骂，像戴季陶是他的好朋友，他也骂；另外，何应钦、李宗仁、胡汉民、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他都骂得很难听。他这样一部日记原没有公开的打算，真实性当然就比较高。

日记可信摘抄本贬值

在蒋介石日记公开前，由蒋青年时代的教师，后来成为其秘书的毛思诚所做的蒋日记摘抄本未刊稿，曾是杨天石研究蒋的主要依据之一，现存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另外，台北国史馆所藏《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等五种抄本，以及秦孝仪所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篇》也摘录了蒋的不少日记。详读过各种摘抄本的杨教授说，蒋日记公开后，摘抄本的价值就小多了。首先，摘抄本文字量要少许多。其次，摘抄本对日记内容做了一些改动，主要是文字的修、删、润等，例如把蒋日记中某些比较激烈的用语加以隐讳，或修改得比较温和。尽管大体仍忠于原意，但总是省略掉了若干内容；对历史学者而言，这些省略掉的内容很多还是有充分研究价值的。

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深入了解蒋介石的思想和内心世界，“填补蒋介石研究中的空白”，而且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厘清中国近代史的某些重要转折点”，都会有重要的作用。即以他个人的研究来说，蒋介石日记也协助他修正了过去的若干看法。

杨天石指出，抗战前，蒋是最早提出对日军“不抵抗主义”的人。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抵达山东，日本出兵占领济南，制造“五.三”惨案，试图阻挠蒋北伐。五月十日，南京国民政府的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态度，到底是打还是不打?结果决定采“不抵抗主义”。

　北伐时避开日军挑战

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后来北伐军就避开日军，绕道继续北上。蒋介石当时认为，中国国力衰弱，无法和日本打仗。蒋甚至有“三日亡国”之论，忧心一旦开战，日军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

蒋对中日军力的判断，影响到他这一时期的对日政策，也与他决定“攘外必先安内”，执行清黨剿共政策相关，这是历来中共方面对蒋批评最力之处。不过，杨天石认为，蒋介石终归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他早年就学保定军官学堂时就很突出。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发生后，蒋在日记中每日写上“雪耻”二字，同时，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以自我惕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立志以越王勾践为榜样，卧薪尝胆，长期奋斗。蒋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最强烈的，也出现在“九一八”事变后，蒋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异常愤怒，在日记中经常以“日倭”、“倭寇”来称呼日军。他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可能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认为已到最后关头，不能不战。盖因东北已被日本占领，不打的话，平津将沦为东北第二，接着南京也会成为平津的翻版。当时许多人反对开战，何应钦说至少须有六个月的军事准备才能一战，徐永昌、胡适、蒋孟麟也都反对。胡适和陶希圣曾联名上一条陈给陈布雷请其转交蒋，指中国此时不能打仗，否则中国的精华将毁于一旦，再也不能恢复。胡、陶建议承认满州国，以此换取五十年的和平，争取建设中国的时间。陈布雷给蒋写信说：胡、陶二人见解未必正确，但出于爱国之心。蒋在国防会议上提出胡、陶之议，他说：如日本可信，他可以接受此议。但问题是日本根本不可信，当时日本内阁管不了军方。程潜因此在会中大骂胡是汉奸，居正也说应把胡抓起来。但蒋并没有惩罚胡，他把胡的条陈批示“留存”，后来还派胡当驻美大使。

抗战打响后，国军节节败退，蒋一面指挥国民黨部队对日作战，同时又应日方之求，多渠道地秘密谈判。在杨天石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曾揭示过蒋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之间的联系与谈判。一九三九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日本透过当过天津市长的萧振瀛传话，萧报告孔祥熙，孔于是向蒋反映条件不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孔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抗战打响即反对和谈

杨天石说，过去他读到这一批示，以为蒋主要是批萧而非批孔。因此在他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曾指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不过，看了蒋日记后才知道，蒋其实是同时批评萧、孔的。换言之，蒋介石此时确实是坚决反对与日本和谈的。

杨天石指出，他读了蒋介石的日记，最大的发现是，蒋对国民政府与国民黨的弊病其实知之甚详，他对黨和政府的批评也比任何人都要严厉、尖锐。从日记内容显示，蒋对整顿黨、整顿军队与整顿政府都有想法，对中共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黨章中的部分章节有相当高的评价。他曾主张将中国国民黨改名为“劳动国民黨”，两种人才有资格加入，一是农民家庭出身的，一是革命军人。如果这么做，那将从根本上改变国民黨的黨员组成结构。蒋还提出，要在三年内造就十万个革命干部，让他们先到农村去待上三年，并主张让高中毕业生先下乡两年，了解农村，再投考大学。蒋也提到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结合、军队要帮农民种地。蒋有这些想法，说明他认识到当时的国民黨已经和农村脱节、和基层人民脱节，所以他要重新建立国民黨与农村以及基层的关系。

曾倾向社會主義理想

蒋对国军的腐败心知肚明，例如四处拉夫、抓壮丁，用绳子捆绑等。还有军队走私、吃空缺的问题很严重，汤恩伯部就是一例。蒋想整军，提出办法，无法贯彻，有些表现差的将领仍不得不用。后来蒋号召成立青年军，所谓“十万青年十万军”，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旧军队的问题，但不久抗战结束，蒋的计划也无从实现。杨天石认为，蒋有心整顿黨、政、军的腐败，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后期的“制度性腐朽与制度性无力”，让蒋最终徒劳无功。蒋的想法一直到退守台湾后，才在五十年代初透过国民黨改造委员会实现。

蒋的日记还显示，他对社会改革也很有想法。五四运动以后，蒋的思想有一个向左发展的过程。他那时认为，要想改造中国，首先要消灭两种人，一是消灭乡村士绅，一是消灭资本家，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思想。蒋也曾经是唯物主义者，提出过“不行不能知”的主张，这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而不仅是王阳明理学思想的阐述而已。蒋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也表示欣赏。他对弱势群体也有同情，日记上记载：四川佃农很苦。他看到江边拉纤的人劳动艰难，就说“愿代行之”。日军轰炸重庆造成惨重伤亡，蒋也在日记中提到：不知全国还有多少百姓受到同样的残酷对待。

蒋也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当时四川地政局长萧铮建议成立土地银行，帮助无地农民借钱买地，蒋是支持的。蒋也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但当时的环境做不到。后来蒋阅读毛澤東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產黨》一文，了解到中共的军队之所以能打仗，就是因为共產黨给农民分了土地，所以他曾经下令，凡是国军收复的地区，之前共產黨分给农民的土地不必追回，承认农民的所有权。但这样一来，许多地主纷纷反映，他们在抗战中颠沛流离，又被共產黨清算斗争，好不容易国军收复了，却要不回土地。这些压力层层上转，因为蒋需要地主阶层的支持，最后只得放弃原来的想法。蒋改革农村的构想，一直到撤退台湾之后，因台湾的地主和国民黨政府没有那么深的关系，才有机会推行下去，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与史迪威交恶之谜

杨天石还澄清了蒋只是一介武夫的错误印象。过去一般都认为蒋不爱读书，没有思想，但从日记来看，这种看法不正确。蒋是军人，除了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很自负，对自己的文采也很得意，许多文告都是亲自撰写的，他还在日记中形容自己“笔力雄健”。抗战期间，即使军务繁忙，甚至在重庆大轰炸中，蒋仍保持读书的习惯。抗战期间，他最常读的书是《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这两本书讲的是宋、元、明三代理学家的思想和学术传承，其中包含了许多个人道德修养与待人接物的道理。

抗战期间蒋与驻华美司令史迪威关系恶劣是人尽皆知的事，史迪威的日记曾记载有：“要解决中国战区问题，必须把蒋除掉。”蒋在日记中则骂史无人格、卑鄙无耻。蒋对史迪威不满已久，并决心换掉他，多次指令宋子文在美国活动此事。但宋蔼龄、宋美龄都保史。宋蔼龄保史是为不让宋子文权威上升，影响到其夫孔祥熙。最后蒋考虑到临阵换将对作战不利，决定不换史了。由于宋子文已在美国展开换史的活动，并且得到美方同意。他对蒋抱怨说：以后不能再当你的驻美代表了，蒋一度沉默不语，宋又说：以后无法与你共事，蒋大怒，要宋“滚蛋”。蒋日记中提到：“宋飞扬跋扈、自私，二零年代时以财政控制我，后来又联合鲍罗廷(按：俄国代表)对付我，常以个人私见破坏国家大事，如今又出此坏主意，此人绝不可用。”事实上，蒋深知宋子文的才干，多次在危急时起用宋子文。

相对于宋子文的“飞扬跋扈”，孔祥熙对蒋的态度则柔软、圆润得多，蒋也十分倚重。但杨天石发现，一九四五年孔祥熙下台是蒋亲自拍板的，这和外界以为蒋包庇孔、宋家族有很大出入。当年发生美金公债案，有国民参政议员提出检举，指控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涉入。蒋一面帮孔缓颊，同时指示密查，结果发现确有其事，于是找来孔祥熙谈话，未几，孔自动请辞。

美计划暗杀蒋介石?

曾任史迪威助手的美国少将多恩(FrankDorn)最近出版回忆录指出，开罗会议后，罗斯福和史迪威有一段秘密谈话，罗问蒋能支持多久?史说如再发生像日军进攻宜昌这样的事，蒋必定垮台。罗说：“如果这样，我们就得准备和另一批人打交道。”会议之后，史迪威到桂林找来多恩，当面告诉他：“来自最高当局的口头命令，要求你制定一套暗杀蒋的计划!”史迪威并强调：“这只是个计划。”多恩于是找了两个助手，订出杀蒋的三个方案，向史迪威回报，分别是枪击、下毒以及制造飞机失事。史选了第三个方案。多恩说：“这样我们就得付出一些本钱”，意指必须有美籍人员牺牲，因制造飞机失事，美籍驾驶员等人不可能幸免。史迪威则说，那也只好牺牲。多恩仍感不妥，还提到“美龄怎么办?”但后来多恩一直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指示，此事遂不了了之。

　　盖棺多年评价渐改变

另在一九四四年左右，因国军战事失利，重庆出现许多对蒋不利的谣言。一九四三及四四年蒋的日记记载有：美国人想把孙科捧出来取代我。后来蒋两次采取措施，先是要吴铁城设法分化孙的黨羽，让孙孤立，再让吴找孙谈话，警告他，然后蒋亲自约见孙，痛骂他误黨误国。在日记中蒋骂孙为“阿斗”，是“总理的不肖子孙”。蒋还在国民黨中常会上当着中常委的面痛斥孙科，骂得他低头，哑口无言，并要他“滚蛋”。骂了仁厚，蒋又在日记里自己检讨：暴怒是不好的。杨天石认为，孙科是否真获美国支持而有取蒋代之的计划，迄今并无美方的文件可供佐证，相较之下，多恩回忆录上提出的杀蒋计划还更可信。因这是其本人的回忆录，非来自第三者，也不是道听途说。但所谓“最高当局”是谁?是罗斯福总统?还是史迪威假借“最高当局”之名的一项杀蒋构想?则有赖更多的材料佐证。

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而且分歧很大。多年来，国民黨方面的宣传把蒋介石称为“千古完人”、“世界伟人”、“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方面在一段时期则把蒋介石描述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这两个极端评价，在杨天石看来都失之夸张。然而吊诡的是，正当中国大陆逐渐从“可以研究蒋介石”，开放到“应该研究蒋介石”，愿意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之际，台湾的“去蒋化”风潮却正方兴未艾。一个蒋介石在两岸仍然处于“各自评价”、“褒贬易位”的局面。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与参与者。如何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评价蒋介石，不仅攸关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更是推进和发展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指标。多年前，杨天石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演讲时，曾提出“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的建议，因为许多史料和史实都说明，旧的解释体系已经破绽百出、不足以适用。他认为，未来历史学界要努力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其中之一是要走出国共两黨斗争的框架。当年，两黨斗争时，互称为“匪”，自然不可能有科学的分析。二是要以准确的史实为基础，检验既往的所有历史判断，包括毛澤東对近代史的一系列看法。符合客观历史者存之，不符合客观历史者则修正之。两岸学者解读蒋介石日记，理应从这样的视野出发。

杨天石强调，历史研究是个长期的过程，几十年、几百年后还会有人研究蒋介石，光是胡佛现存的蒋介石日记，就可以再研究个五十年到一百年。要问胡佛档案最大的意义，应该就是有助于建立一套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

作者黄清龙为资深记者，现任美国布鲁金斯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