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故宫,中国人都知道有两座,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 60多年前,60多万件故宫国宝漂洋过海,几经颠沛流离,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上。那些伴随着文物去往海峡对岸的护宝人,为保护这些中华文明的宝藏而竭尽了自己的一生。
杭立武——与故宫国宝的不解之缘
杭立武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会跟故宫的文物结下不解之缘。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失陷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与生活的 “安全区”(又叫“难民区”)。这个安全区就是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杭立武发起设立的。时任南京市长马超俊建议杭立武将朝天宫故宫文物院也纳入难民区范围。但当时的难民区地图已经划定,杭立武向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文物尽快迁到后方。但政府没有充足的资金,杭立武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数十万元。从1937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的19天里,杭立武动用了一切力量,分水、陆两条路线抢运。陆路由军委调拨车辆,沿津浦铁路转陇海线到宝鸡,再换装卡车入川。水路方面,国轮都没有了,最后租到一艘英商轮船,决定上溯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
1948年12月21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秘密驶进南京下关码头,将第一批712箱文物运到了台湾基隆。最后存在了台中糖厂的仓库中。 1949年1月6日到1月9日,第二批2646箱文物运往基隆。1月30日到2月22日,第三批1248箱文物也运到了台湾。
抗战时,河南博物馆的69箱文物也迁到了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河南省政府主席向杭立武求救,希望他能设法将这批文物迁台。当时情形混乱,贮藏文物的防空洞不通公路。同事曾问杭立武:“要人还是要古董? ”杭立武说:“都要,尽力而为吧。”在飞机就要升空的最后关头,精选的38箱河南博物馆文物费尽周折终于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由两架运输机运往台北。
离开重庆后,杭立武随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准备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当天阎锡山带了两箱黄金,同机的陈立夫和朱家骅担心飞机超重,让杭立武去劝阎锡山放弃黄金。正不可开交时,匆匆赶到的张大千又出了个新难题:要求带着78幅敦煌临摹壁画搭机。当时飞机载重已饱和,机长不同意再增加重量。一边是珍贵的艺术品,一边是绝不可能丢下黄金的阎锡山,杭立武当即决定把自己的行李、包括20两黄金撤下,让张大千和他的画登机,并与张大千约定,到台北后捐出这些画给故宫。问题解决,最后一班飞机终于起飞。
1989年,一生淡泊名利的杭立武因维护故宫文物安全而获得行政院文化奖。之后,他把40万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台北故宫,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用来收集文物。
庄严——一位“老宫人”的两件憾事
“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国家重器的老宫人……”这是庄严于1969年8月自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任上退休时说的一句话。这位“老宫人”历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第一科科长、台北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及副院长等职,为故宫博物院整整服务了45个年头。
“九一八”后,故宫文物南迁,庄严参加了各种不同文物的装箱和迁运工作。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文物分三路西迁大后方。庄严押运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80箱精品,先是借湖南大学图书馆暂存,再从长沙经广西桂林到贵州。他的妻子及3个未成年的儿子跟着他辗转奔波,他的第四个儿子庄灵出生在贵阳。最后,文物运到黔西安顺县城外的华严洞内存放。庄严全家在安顺县城内东门坡一幢木造民宅中寄居了将近5年。
1944年年底,贵阳告急,政府为了这批存放在华严洞80箱文物精品的安全,决定将它们也撤往四川。于是庄灵全家又紧急处理所有家用杂物,再度和古物一道转移。
庄严常对儿子们说,他此生有两件憾事:其一、未能使三希堂的三希重新聚首。他在《山堂清话》的“我与中秋、伯远二帖的一段缘”中曾写到过,当时第一批文物南迁之前,郭葆昌邀请马衡和庄严等人到他家吃饭,拿出了珍藏的中秋、伯远二帖供大家观赏。那时郭葆昌曾当来客及他的儿子郭昭俊的面说,在他百年之后,把这二希帖无条件归还故宫,让快雪、中秋、伯远三希再聚一堂。后来文物迁台,三希中只有《快雪时晴帖》。郭昭俊曾带着中秋、伯远二帖去台湾,愿意履行他父亲生前宏愿,但希望能得到一些报酬。国民党政府当时资金紧缺,无力顾及。于是郭昭俊携此二帖远去香港,后来转售给大陆。三希帖至今仍没能聚首,这个遗憾让庄严耿耿于怀。庄严的第二件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迁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1980年,82岁的庄严病逝台北。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70年
作为贫穷旗人家庭的孩子,那志良只读过几年免费的慈善中学,后来在恩师的介绍下,去故宫做了一名看管清点文物的职员,他与故宫珍宝的缘分从此开始。
那志良进宫的10个月后,紫禁城正式改名为“故宫博物院”,那志良被分派管理玉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故宫开始准备将文物装箱撤离北平南迁。故宫资金缺乏,院方为了省钱,决定用装纸烟的旧木箱以及旧棉衣上拆下来的黑棉花装运国宝。那志良和同事们发现此法不可靠,一起去找院长,才终于把箱子换成了新木箱,而且全部改用新棉花填充缝隙。那志良负责玉器的装箱,他仿效江西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沉重的玉器和玲珑小巧的玉件分开装,这样不容易破碎,也能尽量装得多。
1933年2月6日晚上22点30分,这批文物在大批军警的监视下从故宫运到北平车站,由火车运往上海。从这一夜开始,近两万箱、近百万件文物,开始了数万公里的南迁历程,历时15年。那志良随这批文物到上海、南京,之后又迁到长沙,其中最重要80箱文物由庄严负责从长沙辗转运到贵阳安顺华严洞存放。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决定将故宫宝物运到台湾。最后负责挑选这批运台文物的是号称“故宫四大金刚”的专家:书法专家庄严、瓷器专家吴玉璋、图书专家梁廷伟以及玉器专家那志良。他们从堆积如山的文物箱中精选出自己眼中的珍品,构成了今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价值连城的馆藏。
那志良护送的l3000多箱故宫文物,历经5年颠沛流离,辗转大半个中国,没有一件丢失或损坏,堪称世界文物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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