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他作为文化界的掌门人在对胡风集团的结论中说：“胡风伪装革命混到革命队伍中来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直继续到现在，并日益变本加厉。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罪大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一定要依法予以严厉制裁。”他的扩大化栽赃，将一大批作家置于死地。卫金桂说，郭沫若能够在殊荣中入土，是个奇迹。他的人品文品，从来不被看好。如果说，创造社时期的争论仅仅限于笔墨官司，不牵涉掉脑袋坐监狱，则1949年以后他的脚跟不稳，也足以有他翻船的充分根据。比如，所谓胡风集团里，聚集了相当多的著名作家，他们交换意见，给郭沫若的共同定义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罪恶的产儿”。

　　郭沫若氏不倒，就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权力的“迷狂”，从而无条件跟风。只要有利于自己向上爬，人格骨肉；友情正义……都可以出卖。比如，政治地位远高于他的康生奚落他的字：我用两根脚趾头夹着毛笔，就能写出郭沫若的字来，他竟然忍辱负重和康生结好；自己的两个儿子遭难于文革，他却于1976年5月12日写下《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攻击，肉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这首所谓词发表5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他的另一首《水调歌头》闪亮登场，对前面的狗屁诗如得了健忘症一样：“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多/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勿庸讳言，郭沫若一定程度上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仅仅如此认识，就辜负了众多知识份子的气节。在政治高压下，知识份子为了活命，为了饭碗，违心做事和表态，乃不得已而为之。但如郭沫若这样身居高位的，不需要再用多写一首诗的方式出名。他如此行事，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恶劣的人品和丑陋的政治操守，拍马和迫害已经成了他骨子里的无意识习惯。

　　中国著名文学家沙叶新在其“粪土当年郭沫若”回忆说：记得1958年，在那青春似火、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手捧郭沫若的经典《女神》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田野里，高声朗诵《我是一条天狗》那滚烫的诗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在我神经上飞跑，＼我在我脊髓上飞跑，＼我在我脑筋上飞跑，＼我便是我了，＼我的我要爆了！读其诗，我的血液也在沸腾，我的神经也在燃烧，思绪如海潮，豪情如狂飙，真是血脉贲张，“烟冒七窍”，手舞足蹈，仰天长啸，疯魔了一般。其实从这首诗中我懂得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又激动个什么？真是天晓得！我的那点感受真是肤浅之至，幼稚至极。但诗篇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冲天气势震撼了我，那种惟我独尊的张狂个性感染了我。也正是这可贵的自由精神，它激动过“五四”青年，也激动过“红旗下”的青年。

　　郭沫若1921年写作此诗，时年28。那是青年郭沫若，那是青年的诗篇。他那时真如一条天狗：那天狗也必然是青年。郭沫若是属于青年的，当然也只有青年的郭沫若才属于青年。中年以后的郭沫若，北伐、反蒋、流亡、抗日、拥共，不论在书斋或在政坛，颇多建树。1942年，在重庆，朋友们祝贺他五十寿辰，他扶着朋友们送给他的一支高过身躯的如椽大笔拍了一张照片，仍然是神采飞扬；年己半百的他，何曾有一丝老态？他在精神气质上，仍然是青年。到了晚年，在一个新的体制之下，使得青年郭沫若颓然老了，真正的老了。他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独立人格的缺失，自由精神的消亡：是他的歌功颂德，谀毛媚上；是他的逢场作戏，紧跟风向。这个曾经为自由呼号的女神终于变为驯服的御用文人，桀骜的天狗结果成为对主人特别忠实和依恋的哈巴。这是一代文豪的郭沫若的可悲可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