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的性质

今天人们常常以“沙漠中的图书馆”、“石室宝藏”、“石室藏经”等来形容和说明藏经洞的性质，事实上都不十分明确，也没有能够十分清楚地表达藏经洞的根本性质。学者们在研究藏经洞的性质和封闭原因时也对此问题均有程度不等的涉及，作为学界对藏经洞性质的研究影响最大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1、即“避难说”中所言纯粹是一次偶然因素所导致把大量的佛典等藏入此洞，那么藏经洞的性质并不明确了，只是为了躲避战争威胁而对佛教宝藏的临时处理和一时的权宜之计。

2、即“废弃说”中所主张，藏经洞的性质即为佛教宝物的废弃处理，形同于废物的集中掩埋。当时敦煌各寺院集存作废不用的佛经断纸、文书、纸绢麻布画及木刻雕像等，由于过时不用了，或由于新版本佛经的进入，以及纸张的充足，破旧佛典等已不再需要了，因此藏经洞便担当了这次敦煌寺院处理佛教圣物的角色与功能。

3、认为藏经洞是敦煌其中一所寺院“三界寺的供养具”。此说由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提出，影响较大。荣新江先生通过对斯坦因首次进洞的相关记录和照片的考察，发现藏经洞文物最初的摆放是相当工整的，一帙一帙，一包一包，每包又有佛经分类题名和千字文编号，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藏经洞内，显然是分门别类的布局。同时在藏经洞，碎片残卷不多，而且大多是从完整佛经等上面揭取下来的，本身是为了修补佛经用的。藏经洞内所藏佛经基本上多为完好之作。不仅如此，在藏经洞发现的那些完好精美的经帙、卷轴、绢画、刺绣以及完整无缺的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写本，这些精美物品要作为废弃物考虑，与情与理均不通。而大多学者们研究的结果发现，在藏经洞的大量佛经写本中，其中以有引首为三界寺的题名或印记者最多，说明大多写经是与三界寺有关，其实也就是属于三界寺的所有财产。另一个藏经洞写经与三界寺密切关系的证据，就是发现了大量的写经题记中有三界寺僧人道真的题名，并且也发现了直接记载道真为三界寺修补佛经的文书。三界寺在敦煌是一座小寺，而且寺址就在莫高窟，由于寺院没有能力雇人写经，于是便利用其它各敦煌寺院的破坏、古旧、作废、不用或多余的佛经，为三界寺的经藏扩充，因此形成了多数佛经残破不全，或有残破佛经断片存在的原因。正由于三界寺本身就在莫高窟，而且推测应该与藏经洞17窟不会太远，因此一旦灭佛的消息传来以后，道真与三界寺的僧人一道把本寺的藏经及其它圣物一并藏入此窟，并在外面画壁画以为掩蔽。

4、有学者认为藏经洞与佛教传统的“石室藏经”有关，即藏经洞宝物是佛教正常例行的“石室藏经”。佛教传统的一种做法是有专门的藏经之处，如寺院的藏经楼、藏经阁、石窟的藏经洞等，把经藏放置一专设的地方，莫高窟藏经洞即为此做法。从方位关系上考察，也符合寺院或石室藏经的方位关系。

5、藏经洞为佛教徒供养佛教法物的地方。此说由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文正义先生提出，因为是首次由僧人提出，结合诸多佛教理论与实际，颇显道理。文先生指出，寺院都有藏经的地方，而且不至一处，大致有二种情况：一是由政府颁赐，或请人或自行抄写，这类佛经主要供僧人讽呗诵读；另一类是教内外人士祈求福报，追荐亡灵，或者是做其它功德而发愿书写的经卷，主要是用于供在佛前供养。第一种是有目的的颁赐、抄写，为寺院常住诵读研究，往往求全求备；后者则是为求得某种功德，多为小经或单卷，带有个人的随意性。前者呀分发与个人，或典藏于寺院的藏经楼；后者则供养或秘藏在特殊的地方，诸如石龛、石窟等处。二者虽都是寺院藏书，但是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不同。而敦煌藏经洞的经书有几个特点：一是保存的时间特别长，最早可到西晋十六国时代的写经，应该说是寺院供养经，如果是流通经典，恐怕早都损坏殆尽；二是藏经洞写经没有系统，有的经几百卷上千者，有的特别少，有的又零星几卷，而有的又完全没有发现，严重不成比例，也构不成一部完整大藏经的经目，显然不是一所寺院的图书馆，只能是供养经；第三，藏经洞佛经，大多缺头少尾，一部经也多不全面，或有只抄一部经的其中一部分者，也有不少的碎片存在，正是古坏经文，或是不能受用者，便一并作为供养经处理。因此敦煌藏经洞写本佛经符合寺院藏书的第二种情形，即供养经。同时按照寺院的规定，经及佛教的要求，寺院的供养经或供养法物，都要放在诸如高显处、高座等一般不易碰到的地方，同时要以种种方式供养。莫高窟是佛教圣地，17窟又是是洪生前的禅堂，又是死后的影堂所在，是一处十分庄严的地方，完全符合寺院供养法物存放地环境要求。这种处理方式在佛教中称为“装藏”，一般是装经入佛像或佛塔，但是此次规模太大，装入一所洞窟，这种装藏是与佛的法身舍利等同看待的。另一方面，敦煌藏经洞内经藏的包裹方式，以及堆放的层次关系，都完全符合佛教装藏或供养法物入藏的仪轨。

敦煌藏经洞作为佛教寺院供养法物入入藏的性质界定，表明此处所藏是敦煌所有寺院的供养经，封闭的原因是敦煌法地佛教教团内部决定的结果，不曾受到外来势力的压迫，是一种极为虔诚的宗教行为。

藏经洞的封闭原因

敦煌藏经洞之所以为上世纪最为重要的考古大发现之一，也是被子和殷墟甲骨、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为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是因为藏经洞内发现的无论从时间、内容、数量、价值等各方面均堪称独一无二文物文献。对于藏经洞，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即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古代人们在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封存于一所小窟内，是出于什么原因或目的。这一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面对藏经洞所不得不发问，也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和复杂性，自从藏经洞发现以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同样进行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力图回答这一历史悬案。但是一百年过去了，藏经洞封闭原因仍是扑朔迷离，仍是个谜。

即使如此，一些学者们还是作过难苦的努力，大海捞针，作过不同意见的解释与回答，在一步步向接近真理与事实的殿堂接近。

关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主要流行有五种大的观点，一是避难说，二是废弃说，三是书库改造说，四是佛教供养物说，五是排蕃思想。对于每一种观点，学者们的具体意见与解释又各有不同或区别，下面作一一简略说明：

一、避难说：即藏经洞的封闭是因为躲避战争或战争威胁。具体又有以下各种解释：

1、宋曹氏归义军晚期避西夏之乱说

此说由第二个进藏经洞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首创，之后国内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有发挥，给了种种相似或相近的说明。其中一部分学者们认为藏经洞封闭原因，可能是莫高窟僧人躲避战乱，这部分经籍文书、铜佛法器不便携带而又不忍丢失，乃将其封藏于密室，并在封墙上画上供养菩萨像，以遮人耳目。大多数学者皆主此说。理由之一，通常认为是和尚为躲避西夏的侵袭，而秘藏宝物于洞中。根据是文献最晚的一份是宋咸平五年(1002)，文献中缺西夏文本，如果藏经洞封闭于西夏人占领敦煌之后，在敦煌一定有西夏文字流行，因此在藏经洞没有西夏文的东西是不可以理解的。理由之二，公元1035年，西夏人占领了敦煌。在破城之前，僧人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洞窟之中，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这些人都因害怕战争而四散逃散，以后没有回来，时间一长，藏经洞之事也就为人们所渐渐地遗忘，一直封存了下来。理由之三，认为在西夏人从河西由江往西战争时，敦煌的僧人们不知道西夏人的信仰，害怕他们来了之后对佛教进行破坏与迫害，因此便把敦煌各寺院中的佛经等佛教类及其它佛教艺术品，地并收集起来，集中封存于藏经洞内。后虽然西夏进入之后仍然信奉佛教，但是由于时间一长，加上西夏人的信仰主要以藏传密教为主，而且其统治的中心与重点在瓜州，佛教重地也由莫高窟转向安西榆林窟，因此藏经洞之事也就无人再提起了。

2、曹氏归义军晚期避黑韩王朝说

另一种看法的出发点与此相似，不过发动战争的不是信奉佛教的西夏党项人，而是领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缘、虎视眈眈的喀喇汗国(黑汗王朝)。该王朝是由中国古代的突厥和回鹘民族建立的，这是新疆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王国，对于新疆的伊斯兰化起到了巨大左右。他们所到之处毁寺逐僧，敦煌僧侣们感到了威胁。更为直接的事件，也是最大刺激和促使敦煌僧人们进行佛经等佛教宝物封存的原因是1006年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被黑韩王朝灭亡。于阗与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关系极其密切，二家互相联姻，常年使节不断，甚至于于阗的太子们也都从小就生长在敦煌，在沙州有他们的“太子庄”、“太子宅”，并在莫高窟洞窟及其藏经洞文书中有他们在沙州活动的为数不少的记录，于阗国王李圣天和于阗“天公主”等于阗人的像画入洞窟壁画中，作为洞窟供养人。此外于阗大太子从德并在敦煌为其父于阗国王李圣天营建有功德窟“天子窟”，从德在做了于阗国王后，对黑韩王朝的战争都要写信向在沙州的舅父曹元忠报告。因此可见瓜沙曹氏归义军与于阗的关系非同一般，于阗在归时是曹氏归义军政权有力的外交盟国，二者互为左右臂。既然如此，于阗灭亡于黑韩王国，肯定对处在沙州的归义军政权产生极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黑韩王国不信佛教，信仰伊斯兰教，如此信仰佛教的敦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于是僧人们为了以防万一，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封存各寺院的佛经文书及佛教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便于1006年进行了有计划的封存，并在洪辩影堂做些手脚以求掩人耳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是主张此说的代表者，也是研究藏经洞的性质与封闭原因的代表学者，影响较大。

不管是为了逃避来自何方的战争威胁，通过对藏经洞的其它各方面的分析与考察，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找到支持以上说法的蛛丝马迹：

莫高窟16窟甬道的壁画的时代应为曹氏归义军晚期作品，而这一层壁画的重修就是为了掩盖藏经洞所为，因此时代正是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再一次表明是在西夏人来敦煌之前封闭的事实，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与西夏的战争有密切关系，因为象藏经洞封闭这样重要的事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有一些大的事件或重要的因素才可以产生如此结果，而战争是最大的可能。

另一方面，为了封闭藏经洞，几乎收集了敦煌地区的所有寺院的佛经文书以及佛教艺术品，同时又整整齐齐地放入洞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把莫高窟16窟这样的最大窟完全重修了一遍，可见工作进行的用工量之大，也说明了这一活动的有条不紊和准备的充分，因此是敦煌人们的集体性活动，必当是受到大的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所趋使，同样战争是最大的可能因素。

另有一种说法：

藏经洞被打开时，自地下至窟顶，堆满了经卷、彩幡和法器，它们是由敦煌各寺院集中封存在这里的；洪的影像不见了，显然是封闭前为了腾空地方、堆积经卷等物被清除出窟外。藏经洞自封闭之后，一直未曾打开，似乎很快就被遗忘，不久洞口甬道的墙壁被绘上了西夏风格的壁画。无疑这是一场非常事件，只可能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洪的后辈亲人和崇拜者早已被迫迁往他地，主管沙州军政事物的官员和佛教事务的僧官都已不是敦煌的土著，这种情况只有西夏完全控制沙州，即公元11世纪末年才会出现。据史实可知，藏经封闭于宋元佑八年(1093)，主持封闭者为西夏派驻当地的军、政、僧界官员，封闭原因是防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喀喇汗王朝进攻瓜、沙州时摧毁佛教文物。绍圣四年(1097)初，喀喇汗王朝的军队曾经攻克沙州等地，将西夏的军、政、僧界官员及家属俘虏而去，因此，藏经洞封闭之事不再被人所知，以致西夏收复沙州后，在封闭的石窟上绘以壁画，从而使遗书遗物沉睡了八百多年。

二、废弃说：即藏经洞的宝物是当时的佛教或其它废弃物。

此种说法认为，藏经洞的藏品都是残破、过时、报废之物，在“崇圣尊经”观念支配下，这部分破烂文书、佛画仍然是不可亵渎的“神圣废弃物”。因此，加以收集，予以集中封存。此说以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西方探险家斯坦因首创并为代表，之后中国学者方广昌也主张此说，并有充分的论证。斯坦因提出，藏经是特意为“神圣废弃物”而进行的。所谓“神圣废弃物”，是西北印度等地的传统，将因破旧等原因不再使用的佛经等有神圣意义的物品装好、恭恭敬敬地埋藏起来。由于存在这样的作法，考古学家在克什米尔等地发现过装着写在桦树皮上的佛经的坛子，其中还有些使用了非常罕见的古语言呢。在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曾经从事过大量考古发掘工作的斯坦因，对这种风俗自是并不陌生。就是现在，我们身边有些上了岁数的老人还会对字纸十分尊重、敬若神明，如果你见过这样的事情，那么是否认为“神圣废弃物”之说还是有些道理呢?支持此说最有力的证据是在藏经洞发现的佛经、文书等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碎片或残片，或为两面写，一面佛经一面社会经济类文书，显然是纸利用。此餐在藏经洞也发现了大量的草稿、手稿、练习本、杂写杂画等基本在当时没有任何意义与价值的东西，完全是废纸。方广昌的观点与斯坦因最接近，前者把时间定在敦煌曹氏政权的某一年，后者认为纸张流通的好转的历史环境导致了破旧写本的被废弃。

对于废弃说，可以总结为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和原因的影响：

1、中国古代纸张非常珍贵，因此中国人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敦煌地处西陲，则更是如此。据敦煌遗书中的抄经记录，当时抄经时，每人所领纸张均要记录入帐，如果抄错，必须凭纸换好纸，作废的纸也不抛弃，而不留作它用。

2、佛经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难免会有破损不全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对于这类经典也不能随便处理，而仍是佛教的圣物，要另行收藏起来供养。

3、从藏经洞发现的大量遗书中可知，敦煌的寺院是经常清点寺内的佛经及各类藏书，查看有无借出没还的，或有无残破而不堪使用的。

4、发展到宋代时，四川一带的刻本佛典传到敦煌地区，朝廷又颁赐了金银字大藏经，敦煌的经典大为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在曹氏归义军晚期的第七位节度使曹宗寿时(1002-1014)，敦煌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大规模的寺院图书清点活动，将清理出来的一大批无用的另部残卷和各种无用的文书与破纸，一并放入没有绘画佛教壁画的洪的影堂现今17窟，封存起来。然后在外面重新画上壁画。由于是一堆无用的东西，自然不会有人把它们放在心上，年深日久，也就不再有人提起，一直封闭了下来。

5、发展到归义军晚期，纸张的生产大增，流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敦煌一带的纸张不再十分紧缺，加上刻本的进入，于是敦煌人不再想继续使用以前的破旧写本，也不想再作物利用，于是就产生了以新代旧的想法，于是将各寺院的旧经典与其它物品一并封存起来。

这种说法认为是作废不用的文书和失去实用价值的卷轴式经卷被封存。佛教不准毁灭经典，封起来可以理解，但作废的文书为何又封存起来作画伪装呢?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改造和重修大窟，这17号窟作为用处不大的小藏宝室堵上，墙外只是常规作画，并非伪装，该说法虽有猜测成份，但也不失为研究藏经洞的一种看法，可资借鉴。

三、书库改造说。

此说由日本著名的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先生首提，他认为大约为公元1000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的各寺院就面临着一个改变藏书室的位置，以便为折叶式经典使用，这样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由于是佛教圣物，不能随意抛弃，于是就以洞窟封存的方式处理了事。也有人补充认为，由于卷轴经典的集中放置，在莫高窟每年多次举行的法会、庙会、斋会及各类宗教庆典会上，或一些重要的佛教节日时，莫高窟人多手杂，可能会有人们私拿的情况，就需要寺院派专人管理，必然使寺院形成额外负担，于是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封入洞窟集中处理。只是这一说法并没有很有理由地回答为什么要在藏经洞外重修壁画的原因。

四、佛教供养物说：即认为藏经洞的宝物均为佛教供养法物。

此说是近期由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文正义先生提出，十分新颖，也是多年在敦煌学界对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问题上，走出老路子，避开以上三种传统的成旧观点，而独避一径。他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藏经洞之所经封闭，是因为对这些佛教法物进行集中供养，此种宗教仪式是佛教界常见和现象，是一种极其虔敬的宗教行为，与外来压迫无关，是敦煌法地佛教教团自行决定的结果。由于此观点主要是对藏经洞性质的讨论，因此详细请参阅“”一节。

　五、排蕃思想：即是敦煌法当地人为了扫荡吐蕃统治的影响而所为。

此说近期由日本大谷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的敦煌佛教研究专家上山大峻先生提出。在藏经洞保存有大量的吐蕃资料，包括藏文和汉文二种文字，极其特殊。其中又有极为详细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资料，集中表现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著名的僧人法成、昙旷等人的论著、讲学笔记、佛经注疏等的完整保存。而同时在藏经洞发现最多写经的寺院的三界寺和净土寺，正好又是吐蕃统治时期二大寺永康寺和永寿寺的改名延续，这二所寺院一定保存最多的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在归义军时期，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大概也是对那一段屈辱史的憎恨，因此决定把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一并封存，而选择的封存的地方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

藏经洞的封闭时间

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学术界自从1900年藏经洞发现以来，有大量的国内外专家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过研究与探讨，成果累累，真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

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说：

1、公元995年(北宋至道元年)之后说，以伯希和、斯坦因为代表；

2、公元1002年稍后说，以藤枝晃、何昌林为代表；

3、公元1002-1014年之间说，以贺世哲为代表；

4、公元1002-1030年之间说，以白滨为代表；

5、公元1006年之后说，以荣新江为代表；

6、公元1030-1035年之间说，以毕素娟为代表；

7、公元1035年西夏攻破沙州之前说，以罗振玉、姜亮夫、阎文儒为代表；

8、公元1049-1054年(皇祐年代)之后说，以陈垣、石璋如、马世长为代表；

9、公元1094-1098年(绍圣年代)说，以殷晴、谭真为代表；

10、公元1228年前(蒙古军攻战敦煌之前)说，以关百益为代表；

11、公元1348-1368年(元明之际)说，以张维为代表，等等。

综观以上诸说，其实大的范围内可以发现，藏经洞封闭时间可分为曹氏归义军晚期西夏占领敦煌以前，西夏占领敦煌之后，以及元、明时代四个时间段。其中元、时之说证据不足，均是一家之言，无人响应，几不成立；西夏占领敦煌之后说也显过于主观，学界认同不多；现在学界基本认为以曹氏归义军晚期说为藏经洞封闭时间段，具体和详细的年代划分，虽然各有区别，仍需进一步讨论，总的来讲都在离事实更近了一步。

以上诸说，多以躲避战乱为前提，或云西夏威胁，或云哈拉汗王国威胁，或云蒙古威胁，或云元末战乱；只有藤枝晃、方广昌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属正常的废物淘汰，与战乱威胁无关。

由于无法找到明确的时间记载，也无法提出十分充分的证据资料，因此藏经洞封闭时间仍是学术之谜，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谜很有可能将会成为历史悬案。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主要参考著作

《敦煌学十八讲》，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敦煌学新论》，荣新江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敦煌学叙论》，刘进宝著，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

《敦煌学通论》，刘进宝著，甘肃教育出版社，2003年。

《敦煌学入门》，胡同庆、罗华庆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藏经洞之谜——敦煌文物流散记》，刘进宝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

《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百年纪念》，敦煌研究院编内部资料，2000年。

二、主要参考论文

石璋如《关於藏经洞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12期

殷晴《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文物》1979年9期

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及藏经洞的开凿及封闭》，《文物》1980年6期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敦煌研究》第一期

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敦煌研究》第二期

方广昌《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贺世哲《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西北史地》1984年3期

谭　真《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敦煌研究》1988年4期

马世长《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

施萍亭《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1990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

土肥义和《敦煌遗书封闭之谜》，《历史与地理》486号，山川出版社，1996年。

荣新江《敦煌藏经洞的性质及其封闭原因》，季羡林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1990年敦煌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4年。

钱伯泉《一场喀喇汗王朝和宋朝联兵进攻西夏的战争——藏经洞封闭的真正原因和确切时间》，《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刘进宝《20世纪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研究的回顾》，《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

荣新江《再论敦煌藏经洞的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上山大峻《敦煌遗书的吐蕃特色与藏经洞封闭之谜》，《戒幢佛学》第二卷，戒幢佛学研究所，岳麓书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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