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陈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从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礼教的辫子；其次，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还有——则是以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为主体，乃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呀什么的……

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

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1915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1917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1919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

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