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郭沫若之后半生，他并无大恶。他虽贵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D和G家领导人”。他只是一件庙里摆设，一尊政治花瓶。他和那些有生杀予夺大权、有兴风作浪威力的魁阀并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文化班头”；即便如此，也无多大实权。在专制体制下，大恶都凭藉大权作成。因此作恶者，无不夺取或依附权力；一旦掌握了这法力无边却不受任何监督的权力，即便好人，不作恶也难。郭沫若幸亏无大权，所以也无大恶。

　　晚景堪哀者并非郭沫若一人，曹禺、茅盾、臧克家、冯友兰、周一良等都属此类，只是程度不同。他们晚年所起的变化，当然可以作个案研究、有必要分析他们本人的原因和应负的责任，但更应谴责的是那促始他们蜕变的时代和环境。我们常常以白毛女为例，自诩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常常以溥仪为例，赞美新社会把皇帝变为公民。但也切莫忘记，这个体制一段时期内也曾把一般百姓、普通良民变成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把知识分子、骨鲠之士变成应声虫、哈巴犬，这才是更可怕的，因为它摧毁的是精英，打断的是脊梁，败坏的是民族，后患无穷！郭沫若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世纪，人们可以抚背自问：脊梁呢？！

　　郭沫若是一代文豪，是一个绝顶智慧的人，难道他对自己晚年的心路和处境不作反思？不曾觉悟？不明羞耻？不知悔改？甚至他的两个亲生儿子在文革中先后自杀这样极为惨痛的事件似乎也没有使他有所改变，真是于心何忍、于情何堪！虽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类的名缰利锁也许缠裹着他的灵魂，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摆脱不了所谓的一生名节的羁绊。郭沫若和曹禺等人一样，是在一场政治博弈中选择了自己的道路，既然选定了，就“落子无悔”了。郭沫若在1969年“文革”中给周国平的信中说，“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信中的“老”字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不是指年岁之老，而是精神之老。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痛彻心扉的忏悔，可惜他直到死，也只能言行不一致下去。

　　1949年后知识份子的很多举动，如当吹鼓手如洗脑专家，都是大可悲悯的。将他们以前的那些言论发掘出来，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他们优越，而是藉此反省为何出现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藉此观察现在，这些使人变得愚蠢的洗脑言论是否已经绝迹。以多年对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的的关注，变化是有的。洗脑方式稍有改变，以前语文课的第一课是“m主席万岁”，2002年小学的第一课是说上学了，到最后一句是“长大为人民立功劳”。“m主席万岁”的不稽和洗脑功用，现在一般均可以看出来，但“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忽悠，恐怕就不一定能够立马感觉到问题。这就像不少人看不出“科教兴国”、“国富民强”这些口号里面的问题一样，因为洗脑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使得许多人已经没有常识，当看到一句话的时候，分辨不出那些是背离常识来忽悠老百姓利益的。

　　郭沫若是有才华的，他的才华不在他的诗歌写作，不在他的剧本写作，而在他尚有问题的史学研究中。相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反动派还是有雅量的，至少保持一定意义上的学术中立，所以1948年第一届院院士，已经左相毕露的郭沫若还能当选院士。1949年后郭沫若辉煌与屈辱，除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压迫外，他的“与时俱进”使他成了共产知识份子的“楷模”。任何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必然出来率先垂范，明知是火坑也要表演着让学生往其中跳，帮着坑害青年人而让其成为官方“接班人”，成了郭沫若1949年后的主要工作。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949年9月，郭沫若写了《四川人，起来》：“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 蒋介石！起来，四川人！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

　　1949年，郭沫若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斯大林大元帅，你全人类的解放者，今天是你的七十寿辰，我向你高呼万岁！……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秋，你是以宇宙的生命为春。而且空间不能限制你的伟大，而且时间不能限制你的长寿……你是无穷尽，你永远无穷尽！”

　　“主席的智慧正在转坤旋干，高峡出平湖，为时已不太远。料想巫山神女，在暗中喜欢，看到主席的精神真是饱满。”——郭沫若《毛主席在江峡轮上》1958年5月6日（《诗刊》1958年第6期）

　　“天安门上红旗扬，毛主席画像挂墙上。亿万人民齐声唱，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寿无疆。毛主席呀毛主席，你真赛过我亲爷爷。”

　　“亲爱的 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即席向江青献诗。……

　　郭沫若在关于“又红又专”之讨论时，写给青年同学的一封信，以导师面目来洗脑，可达事半功倍之效。节录郭沫若《讨论红专》如下：

　　“我倒替同学们耽心。那就是时代太好了，可能反而发生些不好的作用。你们没有受过艰苦环境的锻练。一不注意，你们可能成为温室的花草，经不起风霜。这是值得警惕的。养成重视劳动并从事劳动的习惯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青年朋友，急于想成为专家，只抱著书本子啃，连科学实验也不肯做，那是大错而特错！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专不起来。自己不动手做实验的科学家，以往不曾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

　　有的同学问我：红到底以什么为标志，是不是以党员为标志？我的看法是应该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忠于祖国、忠于党为标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 毛主席的好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全心全意地在党的领导下献出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可以算作红的标志。

　　成为D员是最光荣的事，我希望每一个青年同学都鼓足干劲，使自己有资格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但如果不能成为党员也不要灰心，我们总要永远以普通劳动者自处，有一份能量，放一分光热。”

　　读着 郭沫若在1949年后写下的诗文，人们感到更多地不是好笑鄙视，而是内心的沉重。对于知识份子而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就等于生命，毛泽东在建政后对知识份子的摧残造成知识份子的内心苦痛绝对是无法形诸笔端的。郭沫若的悲剧人生和他的痛苦不是他个人的悲剧痛苦，这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悲剧，反思这段历史，是为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一个才华横溢、原本应该“文以载道”的知识份子，尤其在1949年后，郭沫若被专制党权打造成一个自甘堕落的政治文人的典型。这是郭沫若悲剧人生带给人们的最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