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下到湖南时，我任《新湖南报》社社长。1950年初，省公安厅厅长同我谈起，他们得到唐纵的全部日记。那是唐在离开大陆去台湾之时，交给一位朋友保管的，长沙解放后，那个朋友就主动交了出来。公安厅长知道我对这类东西特有兴趣，就全部交给我一览。

日记从1927年唐纵进黄埔军校六期写起，直到1946年底。一律用写钢笔字的黑皮笔记本，大小一律，好几十本，字也端正。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蒋让他当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侍从室主任是陈布雷，成员自是蒋的亲信幕僚和智囊，代蒋草拟文告，调查情况，执行交办任务。这第六组主管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做过军统局的帮办；到台湾后，任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当年他不但与蒋常有直接接触，常去蒋家；同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士也有颇深的关系，知悉较多政坛内情。

我记得，唐纵的日记本里夹了不少蒋介石写的批示条子，都是约半寸宽、两三寸长的小纸片，包括“中正”签名，字写的很端正，内容极短，只是几个字的批复或交办某事。唐纵收集了好多张，很珍重地将它夹在日记的相关部分，我还特意取出两张夹在那个摘抄本里。

我是以很大兴趣阅读这几十本日记的，特别是其中读到我们党的部分。我一面看，一面以自己的回忆来对照，有关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国民党方面是怎样看待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并确切记得的，是这样一条：1942年8月23日，唐纵在日记中有此一段：现在延安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在共产党内没有一根内线，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就回想起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期那种种可怕的情况来了。

抗战初期，一批批满怀热情的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闯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还包括在边区长大的。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在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都受不了逼供信，在斗争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身份”。一时特务如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打出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可是国民党方面的唐纵，这一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慨叹的却是在延安“无一根内线”!就是说，没有一个同他们有联系的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真正的特务分子；我说，只要有一个，他也不会这样说了(当年从境外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延安保安处就逮捕过这样的特务，但是都不属于正牌子的军统特务)。而我们却一时闹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自称“特务如毛”了。这事于我有切肤之痛，我也是抢救运动中在保安处关了一年多(当年共关了老号、新号好几百人)。在逼供中，我受的刑罚还是较轻的，只是带手铐，挨耳光，坐矮板凳，长时站立，以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已。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同田家英谈起此事。田将这个抄本要去了，还转告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当年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杨看到了这个抄本后，于是下令将唐纵的全部日记调到北京来了。唐纵日记的抄本送给田家英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山东省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他又说，特务本来是少少的，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在这次“七大”上，毛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在这篇讲话中，毛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他还说：“193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