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陈独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结婚。高君曼略识文字，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 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他俩人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 嗣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 许他俩踏进陈家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和高君曼却不 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

陈独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将近5年时间内，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 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写了许多篇古体诗，有不少诗在报刊上发 表。

1911年12月，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 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返回安庆。

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内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 独秀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 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 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负 没能施展。

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务。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 并任校长，后因陈独秀再次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便聘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次 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

由于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陈独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劝柏文蔚回安徽。

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将行政机 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

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 多森共事，在孙来上任之前即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 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 7月中旬，陈独秀离开安庆去上海。

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 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

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 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龚振鹏，均被龚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 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 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缉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 一名“要犯”，陈独秀旋即逃往上海。

陈独秀逃往上海，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逃至乡间躲避。军警便抓走了陈独秀的侄子 陈永年，并抄了他的家。

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但书业销路不景气。寒士卖文为 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 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

191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 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更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本书所得的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 断绝的困境。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进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 钊编辑《甲寅杂志》，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 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然多年飘泊他乡， 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

亡命东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钊、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 华革命党，他们于1914年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该会的还有李烈钧、胡 瑛、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张耀曾、柏文蔚等，陈 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影响。

《甲寅杂志》的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 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 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 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又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里 是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着浪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李大钊家的 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地上，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田野。

李大钊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3岁就去世了，留下怀孕的妻子。李 大钊的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16个月，也相继逝世。李大钊自小孤苦伶仃，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无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

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 有90多亩地，因为没有儿子，将侄儿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嗣子。李大钊出生时。 他已经70多岁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他对孙儿既十分宠爱，又管教非常 严厉，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

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钊从3岁起，就学着认字，祖父白天教，晚上问。四五 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李大钊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 学习见长，幼儿时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著称于乡里。

李大钊7岁时，祖父送他到本村谷家的学塾跟单子鳌读书。李大钊跳过了蒙学阶段， 直接读“四书”。

李大钊读了3年书后，单子鳌便向他的祖父提出：

“这孩子学业优良，我已经教不了他，请另请明师吧！”

祖父便把李大钊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读书，又转至井家坨的举人宋家读 书。

李大钊10岁那年，祖父给他完了婚，妻子叫赵纫兰，长李大钊6岁，以大姐的身份操 持家务，看管大钊读书。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他原是报考秀才的，赶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废 除科举，兴办学堂，他便上了新学。

李大钊在永平府上了两年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 殆尽。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但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又面临着失学的危 险。井家坨宋举人见他将来必有大造化，表示愿资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钊见宋举人 因做官而得到不义之财，断然拒绝他的帮助。

妻子赵纫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支持李大钊上学。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 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上了6年学。

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是汤化龙、孙洪伊。在教师中有革命党人，对李大钊影 响最大的是史地教员白亚雨。白亚雨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员。他学识渊博，待人 热情诚恳。他认为，一些立宪派人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每慷 慨陈辞，歌荆轲易水之歌，其声郁抑苍凉，听者皆涕泣相向。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响了 李大钊，也团结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京津和滦州、张家口 一带奔走，从事运送军火、联络新军等活动，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他领导了滦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前义正辞严地说：

“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 痛心吗？”

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

李大钊深受感染，立意革命。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 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 国社会党评议员。

李大钊在学校里担任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创 刊号上发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愤地抨击袁氏政府的“共和”，仍旧是“以暴易暴， 传袭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 一世，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 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 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 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 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 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 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 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

他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 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 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 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 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 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李大钊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 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 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 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级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结为好友，他们两人一见如故， 谈兴不衰，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

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会后，他秘密地向李 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的党章，并征询其愿否入党。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 途为词婉言谢绝了。

李大钊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 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 动著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 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 大钊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 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大钊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 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 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

李大钊又通过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 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多年来，他和 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宫崎寅藏相交素笃，并与黄兴、宋教仁为挚友。他在教学之余，支持 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舆论。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宫崎 寅藏不惜倾家荡产，为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筹募经费、招聘人员购进武器的义举所感动， 自己主动为孙中山讨袁从日方刺探有关情报，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民族革命。

河上村夫同样热情地接待李大钊。他握住李大钊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 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

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 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 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 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

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 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 钊阅读。

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 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 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 檄文——

《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 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 其来见。

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 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 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 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 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 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 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

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 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

“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 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

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 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

“是写何国之情？”

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 点。陈独秀沉痛地说：

“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 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 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 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 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怏怏不快地离去了。

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

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

“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

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 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

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

“《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

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

“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

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 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 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 人古德、日本人贺氏著文的本意，袁大头复辟称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

李大钊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谦和地说：“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痛感 国情之危难，民族之厄运，说了几句坚持共和，反对帝制，以及唤醒国民，共同反对袁 世凯复辟帝制的话而已。”

“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是首次撰著论文，向国人发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钊 又问：“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会会员吗？”

“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革命理想。”

“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是不谋而合的！”章士钊讲了自己虽和孙中山先生情好极笃， 但因个性持重，不适于从事群众运动，未曾参加同盟会。章士钊接着说：“最近，中山 先生提出谨防日本政府趁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侵占我国的领土主权。对此，你以 为然否？”

“我赞成中山先生之说，但是我认为更要提醒国民，防止袁世凯借机卖国，达到他 复辟帝制的目的！”

“所见极是，令人顿开茅塞，望你余暇多多为《甲寅杂志》写稿。”

“先生过谦了！为国为民，我自当尽力。”

“先生心胸豁达、敏捷，今后希望常来舍下叙谈救国大事。”

从此，李大钊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李大钊也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