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湖北、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绰 号“黎屠夫”。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鸣在《民权报》 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 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13号， 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3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10处，联络 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 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 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第2标积极响应，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

黎元洪戒备森严。9月23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1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 立即正法。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24日夜12时起事，却不料24日下午城内的 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1营包围札珠街13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 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将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4人监禁20年。

南湖马队2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第2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演说，道：“机关 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2标标统周某 亦和之，遂率全标官兵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但第4师师长蔡汉卿 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并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击死数十人。马队 后队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1师师长黎本唐把守。蔡汉卿亦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 腹背受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3营仅剩1营，退回南湖本营，凫水死者甚 众，仅存的400余人，犹敢恃险抵抗。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直至中午1时始逃 散。对于被捕之马队官兵，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 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2营管带均被正法。

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2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 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 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 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200余人。蔡汉卿率军到 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

马队2标失败后，又有马队1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 9月25日到10月中旬，又陆续破坏“振武会”机关10余处，数十人被处死。此外，在武昌 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 均遭破坏，多人被杀。加上零散被搜捕杀害者，死者当在1000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 犯达500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国民党员，即原来文学社 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极少。

黎屠夫电告袁世凯，轻描淡写地说：“正法5人，其余均弃械逃溃，暴动业已平定， 现在省垣人心安谧。”他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十分恐慌，特电袁世凯要求从直隶、江西、 江苏、安徽4省派军到鄂驻扎，以资镇慑。袁世凯立即抽调北洋军1000余人到汉口，驻南 湖马队附近，又命4省派军队援鄂。直隶、江西、江苏各派1营陆续到鄂驻扎。

黎元洪还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下 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 惟该管上官是问；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逡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 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9点钟以后戒严。10月5月以后， 又下紧急戒严令。

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民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 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

10月10日，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 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 准派2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场。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为人勋位， 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1枚，以及纪念祭文一 道。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 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1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 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归咎于坚持革命的党人。又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 世凯：“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 各都督宣战议和。”

黎元洪演说之后，惟恐革命党会有非常举动，匆匆离开会场，连国庆宴会也未敢参 加。

首义纪念日在机枪、大炮保护之下过去，但局势远未平定。1913年阴历年关，又发 生“同志乞丐团”的反黎活动。同志乞丐团的主力是退伍军人。他们谋生乏术，日食维 难，曾上书黎氏求筹生计，亦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为首，联合被迫遣散而生活无 着的起义官兵组成同志乞丐团，设立事务所，印发传单，共谋乞丐生涯。临近旧历年关， 同志乞丐团向各暴富户告贷年费，于是各“伟人巨子公馆咸有破衣无褐辈”要求资助， 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甚有成群结队硬索巨数，不予不走。

黎元洪惟恐聚众，兹扰来府，别蓄隐谋，即派人携银1．2万元，交给该发起人按名 遣散。同志乞丐团拒却不受。该团参与革命党人活动，组织秘密机关，准备发难。黎侦 悉后，督饬军士警察日夜奔驰，皆以捕乱党、抄机关、搜军械为事。捕获之人皆由军法 处秘密处死。城内宣布戒严，每日下午2时即闭城门，除军警、宪兵外，又加派正式军队 2营公驻各街巷；并加派楚材号军舰逡巡武汉。特饬警厅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铺停 贸闭市，不准举办庆祝活动。以至商民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

黎元洪即使这样防范，仍不能安枕。由于历次反黎斗争均以军队为主，他对鄂军队 已不信任。同志乞丐团人数甚广，他不敢绳之以法，又苦于无法安置，便电请袁世凯设 法维持，于是又一批北洋军进入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几经镇压，党人被杀得寥落殆尽，稍有学望节操之士，则去之唯恐不 速。南湖马队事件后，军务司正副司长蔡济民、吴醒汉辞职离去，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累 累尸骨上，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又进一步倒向袁世凯，为袁氏北洋军统一 全国出力。

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不再过问袁世凯的政治，而一心扑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上，他 为考察日本实业和解决经营铁路的经费问题，于1913年2月，与夫人卢慕贞及其子女孙科、 孙婉、英文秘书宋霭龄，乘坐山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

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规定，要在其施行10个月内，需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 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袁世凯由于迫不及待地急切登上大总统宝座，要求临时 参议院尽快制定出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临时参议院在袁世凯的催促下，于8月3日 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袁 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及时予以颁布。

《国会组织法》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由以下几方 面议员组成：1、各省省议会每省选10名；2、蒙古选举会选27名；3、西藏选举会选10名； 4、青海选举会选3名；5、中央学会选8名；6、华侨选举会选6名，总计议员274名。众议 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选议员1名，但 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谘议 局额数1A3为标准，总计议员596名。

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居住期限有所 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教育限制、性别限制。具体规定是：凡有中华民国国籍 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2年以上，具有下列资格 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 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其中1、2项为财产资格限制，3、 4项为教育资格限制。

限制选举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于选举之外。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由于无田产，又 未能在小学毕业，也失去了选举权。其次，无视女界要求，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 选举权。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从南京到北 京掀起颇有声势的女子参政活动，接连两次上书临时参议院，指责参议院不承认女子选 举权，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不以女子为人，坚决要求补定“女子选举法”。一部分 参议员同情，大部分参议员拒绝，未经讨论，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

“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各省登记的选民仍有4000万以上，占 总人口4万万的9．98％，约每10人中便有1名选民，这较清末谘议局选举则增加24倍以上 选民。“选举法”放宽了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毕竟有了点民主气氛，多 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

国会选举自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

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作准备，宋教仁担任了 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号召党员：介绍党员， 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 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宋教仁还说：

“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 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 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 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 落后，它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民主党虽成立最晚， 但它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权，亦何所不 可。”

各党激烈地竞选，而又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那选举便 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了种种“怪状”和 “丑闻”。诸如浮报选民，竞相效尤；拉票、冒投，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 是“列名指定”，真是无奇不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金钱收买，变本加厉；手持 手枪，威逼胁迫；那些预料不能取胜的政党，最后使出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 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 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起诉、审判，几若虚设，无法有效地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

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 此一举”。但五花八门的选举作弊现象，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 但是，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民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因此卷入了唯 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者，也不都是出于非法手段。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 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 念得到进一步传播。

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成为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 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 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 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 人，继续出游。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 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 他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宣传国民党的政见，满怀信心地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 实行他的政治抱负。宋教仁的活动，博得了各界的支持。

在参众两院初选和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 国民党获得269个，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为154个，占25．7％。在参议院的 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23个，占44．9％，共和党、统一、民主党为69个，占25．2 ％。国民党虽未能达到超过半数的地位，但所占议席数，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党。国 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但是，在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国民党人 同袁世凯势力展开了激烈地争论。

《民权报》在上海组织欢迎国会团，发表《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倡议国会自行召 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安全， 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

袁氏一闻此说，即张皇失措，日夕焦虑，求所以消弭之策。首先出来替袁世凯说话 的是原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他发表反对迁移国会的通电。说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 会地点，即是变更国都地点，欲假国会之力，迫政府使必迁南方而后已。自孙、黄入都 后，南北意见已洽，今倡此议，徒今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有全国分裂之 忧，小则亦起乱公安之渐。

针对孙毓筠的通电，激进派进行批驳，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袁世凯使出种种手段，力图取消“国会欢迎团”。他暗中指使冯国璋通电进行威吓， 说：“该团员竞肆其无意识谬论，冀破坏我民国初基，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 国璋嫉恶如仇，爱国如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盅惑人心者，惟有 执法以随其后。”

袁世凯亲自上阵，电令程德全取消“国会欢迎团”，并通电各省：“谓人心甫定， 倘再动摇，演成分裂局面，不啻自求灭亡。”

有人问袁：“上海欢迎国会团一事，甚为危险，总统当有以防其渐。”

袁答道：“这都是瞎闹，本可以不理他们，他们若真干起来，则稳健派必齐到了北 京，其余暴烈派主张南都者，必不肯来，就一概不要他，一概除名，令各地方另选。如 果他们不服，我自有办法。”

上海欢迎国会团成立后，曾派出代表到各地活动，并得到各地革命派的激烈进步分 子的热烈响应，继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国会地点研究会。袁世凯想尽办 法，破坏欢迎国会团。利用金钱收买，允以官爵加以引诱，是袁世凯的一贯手法。袁通 过孙毓筠用巨款收买了北京国会地点研究会赴上海代表石寅生，让石寅生到上海去活动， 解散欢迎国会团。由于国民党稳健派不支持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它们的目的便不能达到。

宪法如何制定问题，袁世凯一再声明，他反对制定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国民党人 则反复论述，宪法为一国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 系于国民之消长，决不可忽视。袁世凯无视国会组织法“宪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 起草议定”之规定，企图另行成立宪法起草机构，以便加以操纵控制。在袁的授意下， 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出通电说：

“夫宪法必由国会起草，表面虽似合共和原理，而实质上其弊甚大，因为国会中立 法事件，极为纷繁，再益以最重之宪法草案，其不能得宽闲之时间，静一以求之，是可 断言者。”

他主张由各省都督联合呈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 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2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 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

程德全的通电，遭到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但得到许多都督的通电赞同。袁世凯便利 用这些通电，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国务院选定李家驹、汪荣宝、杨度等为委员。

袁世凯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北京国民党本部否认宪法起草委员会。 不仅国民党否认，连一向支持袁世凯的黎元洪也不赞成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

袁世凯鉴于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实没有法律根据，便将起草委员会改称讨论委员 会。这事又遭到国民党人的批驳，激烈抨击袁世凯有心劫夺，必欲将仅存一线之立法权 摧残之无余而后快。袁世凯又将宪法讨论委员会改称宪法研究委员会，但仍遭到批驳。

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的争论，不限于宪法的起草权，而且涉及宪法的内容。袁世凯 先是一再表示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弱国宪法”，后来又明白地提出，宪法必须规定 “国务总理及陆海军总长委任之权，为总统专有，方能为正式总统之候补员。”为适应 袁世凯的要求，云南都督蔡锷、江苏都督程德全、贵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胡景伊、 直隶都督冯国璋、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陕西都督张凤翙八省都督，致电 袁世凯，提出制定宪法的4条要点，为袁世凯张目。这4条是：1、组织内阁无须取得国会 同意；2、大总统任期7年以上；3、大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4、大总统有不可裁夺之法 律权。袁世凯接此电，喜出望外，立刻交给宪法研究会作为议题。

这个消息发表后，国民党人立即发表文章抨击，指责8都督逢迎袁世凯，实为无理取 闹。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什么宪法研究会，声言研究会的经费应该由都督自己拿出，所研 究的结果，不得向国会饶舌一句。

袁世凯没有达到目的，由于舆论界的批驳，使各省所举宪法起草委员，其自好者皆 电京辞不就职。这样袁世凯始终没有能建起一个“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的班子。袁 世凯所成立的那个有杨度、汪荣宝、李家驹等人的“旋起旋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也 始终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袁世凯得知参议院将他提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案” 打消的消息，大怒：“若正式政府成立，选举余为大总统，国会新订宪法对大总统责任 权限过于苛刻，没有意外干涉，余不认其咎。”

除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之外，还有选举谁做正式大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