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争虽然发生在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但实际上是由英帝国主义一手挑起的，因而具有明显的反侵略性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一、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才能有效地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觊觎我国西藏，要粉碎其侵略阴谋，必须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团结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共御外侮。清政府在西藏所推行的“新政”，既有它积极的方面，也有不利于团结西藏上层人物和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的方面；此外，团结达赖十三世的工作也做得不够，以致给英帝国主义拉拢西藏上层人物，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发动暴乱，造成了可乘之隙。

　　为了增强防御力量，派部分川军入藏，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向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大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军队必须严守纪律，以取得西藏各阶层的支持和拥护。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加之入藏川军纪律败坏，不讲政策，不注意保护群众利益，结果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二、国内政局不稳和屈膝媚外政策，

　　助长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

　　子的嚣张气焰

　　这次战争发生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年代。袁世凯篡权以后，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屈从于英国的无理要求，命令川军停止进军西藏，从而助长了西藏少数亲英分子的嚣张气焰。他们一再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使川军处于被动地位。

　　正当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亲英分子操纵藏军向川边进攻之际，四川、云南的政局也动荡不稳。自1913年至1917年，先后爆发了川军与川军、川军与滇军、川军与黔军之间的多次战争，这就影响了集中力量抗击藏军对川边的进犯。不仅如此，主要将领之间也勾心斗角，由尹昌衡亲自推荐的护理四川总督胡景伊，也挖他的墙角，使西征军在兵员补充和粮饷接济上，多次发生困难。此外，边军之间也有矛盾，作战行动往往不能协同一致。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平乱作战。

　　三、不注意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的爱国

　　力量，是这次战争的一大失策

　　这次战争是英帝国主义挑拨我国民族关系，蒙蔽部分藏军为其火中取栗而引起的。在藏军中，不少指挥官是受英国和少数亲英分子的挑唆和欺骗而走上战场的，多数士兵是被迫征调的贫苦牧民。藏军内部又互不统属，极不统一。不少爱国僧俗大众对英国侵略西藏深恶痛绝，对祖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是川军从政治上争取藏军中爱国力量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论是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以及川督尹昌衡等，都未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不注意有的放矢地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促使藏军官兵觉醒，从而厌恶这种不利于祖国统一和自身利益的战争。川军虽然做了一些所谓“招抚”工作，但成效甚微。在进攻乡城的战斗中，左右两路军依靠军事上的威慑力量，曾迫使部分藏军投诚，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工作，因而只是暂时地屈服，一旦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又重新被反动分子所利用。

　　四、搞好后勤支援，对在西藏高原作战

　　具有特殊意义

　　1912年川军被迫出藏，1918年藏军东犯时川军迅速溃败，除了政治原因外，在军事方面，后勤保障工作不得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川边与西藏同属康藏高原，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经济落后，部队的粮饷无法就地取给，主要依赖后方供应。由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忽视边防建设，对军械粮饷的储备和供应，事先没有统筹安排，而是在临战前仓促筹集，加之在进藏道路上建立的驿站，于战争爆发后大部遭到破坏，更增加了后勤供应的困难。因而缺粮断饷，弹药不济之事，屡屡发生，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进程。辛亥革命时，部分驻藏川军哗变，也与长期欠饷有关。进攻乡城及以后的战斗中，一些部队无法进行攻坚战，一些部队被迫中途停顿，一些部队作战失利，均与械弹、粮饷得不到及时供应有关。这些都说明，在西藏高原地区作战，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是争取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