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及清军英勇阻击西摩尔侵略军（参见附图二十）

　　列强于1900年5月底6月初派兵四百余人进入北京后，6月9日，驻天津各领事又开会决定，再从驻天津租界的三千余官兵中抽调两千余人，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美国海军上校麦克拉率领，分批乘火车进入北京。

　　6月10日上午9时，西摩尔率第一批八百余人（携带火炮数门）乘火车自天津出发，后续部队拟于三日内分批离津北上。当时，京津铁路有些地段已被义和团拆毁，西摩尔派兵边修边进，次日下午方抵廊坊。当西摩尔督队抢修前方铁路时，附近的义和团员手持大刀、长矛冲上前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迫使侵略军逃向廊坊车站。义和团紧追不舍，将侵略军围困于廊坊。6月14日晨，侵略军正欲继续北上，义和团三百余人大声疾呼，冲向廊坊车站，毙伤敌兵多人。当日下午，义和团还对留守落垡车站的侵略军进行袭击，西摩尔不得不派兵回救。

　　鉴于前进无望，西摩尔于6月16日率部撤至杨村。18日14时30分，董福祥部甘军三千余人及义和团二千余人，向尚留于廊坊的侵略军两列火车发起进攻。经过八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毙伤敌五十余人。侵略军撤至杨村车站后，又遭义和团包围袭击，死伤近四十人。

　　6月19日晚，西摩尔侵略军已处于缺粮少弹、被动挨打的窘境，遂决定抢夺附近民船数艘，运载伤兵、军械，顺北运河撤回天津，部队则沿北运河东岸徒步行军。6月20日，侵略军从杨村撤退。

　　侵略军在向天津撤退途中，仍不断遭到义和团及清军聂士成部的袭击。6月21日14时半，在北仓、穆庄与聂士成部发生激战。聂士成亲自指挥作战。侵略军受创甚重，白天不敢行军，夜间拚命狂逃，于6月22日2时左右抵近天津西北郊的西沽。该处有清军的武库（军械局），内贮大量枪炮弹药，周围墙垣甚厚，防御条件较好。驻守该库的清军为练军卞长胜、陶良才部。此外，武卫前军左路统领杨慕时部也于6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由保定到达西沽。由于守军疏于防范，杨慕时部又仓卒赴战，武库于22日凌晨被侵略军攻占。西摩尔侵略军得到了粮弹补充，获得了喘息机会；但由于沿途连遭袭击，死伤已近三百人，又抽出数百人抬伤员，能战之兵已不满千，很难通过清军及义和团的驻区进入租界，只得暂驻西沽，并秘密派人前往租界求援。6月26日，侵略军摧毁西沽武库，在千余援军接应下退入天津租界。

　　这次作战，义和团及清军共击毙侵略军六十二人，击伤二百二十八人，彻底粉碎了西摩尔所率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义和团的勇敢精神，使侵略军大为震惊。战后，西摩尔心有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①6月20日，侵略军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如果当时廊坊一带的董福祥部南下紧追，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一带全力堵截，同义和团数千人协同作战，有可能将敌全部歼灭。但是，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慈禧竟令董福祥部回京围攻使馆区，从而丧失了南北夹击逃敌的战机。聂士成部在杨村、北仓的阻击战中，大多以村庄为阵地，远离运河河道，遥向敌人开炮。虽然炮声隆隆，但杀伤敌人不多，加之没有切断运河航道，致使侵略军得以乘夜暗窜越北仓，逃至津郊西沽。侵略军夺占了西沽武库后，在津清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围攻。6月23日晨，杨慕时部一度攻入武库，但卞、陶两部竟观望不战，结果杨部因兵力不足，被迫退出。6月26日上午，西摩尔沿铁路撤回租界时，附近清军不积极出击，最后终于丧失了全歼该敌的良机。

　　二、大沽失守

　　正当西摩尔侵略军在廊坊受到义和团及清军阻击时，联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占了大沽。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该处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建。八国联军进犯前夕，南北两岸共有四座饱台：主炮台在白河口南岸，安设各种火炮五十六门，并有发电所、电信局各一处，探照灯两具；主炮台之南建有一座新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白河口北岸建有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七十四门，并有电信局一处；北炮台之西北建有西北炮台，安设各种火炮二十门。这些火炮大部是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驻守大沽炮台的清军，有天津镇总兵罗荣光部淮军六营三千人及一个水雷营。此外，还有叶祖珪所率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一艘和“海龙”号等鱼雷艇四艘，泊于白河口内。

　　根据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列强的舰船可以出入白河口而不受任何阻拦。1900年5月底，大沽守军拟增兵驻守火车站，控制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交通，并在白河口布设水雷，控制外国舰船出入。帝国主义者得此消息后，6月15日在俄国旗舰上开会，研究确定了从水陆两路攻取大沽的作战部署，当即令先已驶入白河的十艘吃水较浅的千吨以下舰艇做好作战准备，并派遣日军三百名（随带火炮两门）于当晚至塘沽登陆。16日，各国海军头目又开会精心策划，并令已在白河内的各舰驶泊各自的作战位置：日舰“爱宕号”、美舰“莫诺卡西”号驶靠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白河左岸边，以便保护车站；英水雷驱逐舰“惠钦古”号、“弗爱摩”号驶靠清军水雷营附近，监视北洋海军的四艘鱼雷艇；法炮舰“利夭”号、德炮舰“伊尔契斯”号驶靠位于塘沽、大沽之间的海关附近；俄炮舰“基里亚克”号、“考里埃芝”号、“保布尔”号驶靠白河右岸东沽附近；英巡洋舰“阿尔舍林”号在俄舰北侧于家堡对岸，以便共同炮击南北炮台。各舰装备有七至二十厘米口径的速射炮，还有不少口径为三十七至四十七毫米的机关炮。当日，又有英、德、俄各军约六百人，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指挥在塘沽分批登陆（连同15日晚登岸的日军，共有九百余人），准备从侧后进攻大沽炮台。至此，联军的作战部署已基本就绪。

　　这时，大沽守军也加强了炮台的守备，并于6月16日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阻止敌军舰船出入。联军即以此为借口，由俄国海军副司令海尔布德朗出面，于16日19时半给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胡说清军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及加强大沽防御，“于我西人代平匪乱一事，实有不便”，无理限令中国守军于17日凌晨2时交出炮台。驻天津各国领事也将同样内容的通牒递交裕禄。罗荣光严辞拒绝，并立即传令各炮台准备战斗。

　　6月17日零时50分，距通牒限定的时间还差七十分钟，侵略军便开始进攻大沽炮台。泊于白河的联军舰艇首先发炮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守军被迫还击。这时，集结在塘沽的联军分左中右三路直逼西北炮台。在敌军猛烈攻击下，西北炮台于5时左右失守。6时许，联军未遇抵抗便占据了北炮台。之后，左岸陆路联军从北炮台，法、俄各舰从所在位置向南炮台猛烈轰击。同时，俄、德、法军一部，由北炮台附近渡至白河南岸，从侧后抄袭南炮台。南炮台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又中弹起火，伤亡不断增加，被迫撤退。至6时50分，大沽炮台全部失守，清军残部向新城方向退走。此次作战，清军阵亡七八百人，北洋海军“海容”号巡洋舰及四艘鱼雷艇也被联军掳走。联军死五十八人，伤一百九十七人，并有四艘战舰负伤。

　　联军夺占大沽炮台后，控制了大沽口和火车站，使海上援兵能够顺利地运往天津，给津京、直隶地区军民的防御作战增加了不少困难。

　　大沽炮台的失守，与清政府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北京而轻津沽的方针有很大关系。6月上旬，各国军舰云集大沽，侵略军大批上岸的时候，清政府仍没有增派军队加强大沽、塘沽、北塘的守御，致使分守大沽炮台、火车站、海关等地的三千清军，在毫无外援和不能互相策应的情况下，被侵略军各个击破。其次，大沽炮台的失守，还与战备不及时有关。守将罗荣光，直至侵略军的十艘舰艇驶入白河作战位置后，才在白河口布设水雷，封锁航道；九百多名敌海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时，也没有及时采取应急措施，致使联军顺利实施水陆夹攻，在六个小时内即夺占了整个炮台。大沽炮台的失守，也反映出炮台构筑的落后，如炮位及军火仓库，都没有采取荫蔽、伪装和加强保护的措施，全部暴露在外，成为敌人轰击的目标。在守备战术上，罗荣光以绝大部分兵力分守几处炮台，台外缺少机动兵力，以致当敌人从侧后抄袭时，不能组织有效的阻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事实再一次证明，孤立地防守炮台，总是难以守住的。

　　三、天津之战（参见附图二十一）

　　6月19日，清廷还不知道大沽炮台已经失守，但已接到6月17日裕禄关于列强强索大沽炮台的奏折，于是一面令裕禄固守大沽炮台，一面照会各国公使，抗议列强的无理行为，并要求各国驻华公使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往天津。鉴于形势严峻，慈禧于6月16日至19日多次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当时，光绪帝存有依靠列强恢复自身权力的幻想，因此，以他为首的帝党，对外主和，对内主“剿”。他们认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并提出“乱民当早除，不然，祸不测”。①中央和地方的洋务派官僚也主张与帝国主义媾和，全力镇压义和团。以慈禧为首的后党本来也不愿与帝国主义作战，但当时和帝国主义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慈禧欲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帝位继承人），逼迫光绪让位，各国公使表示不予承认，这使她对帝国主义列强非常不满。在载漪等顽固派成员的怂恿下，她决定对各国宣战。6月21日，以皇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②。但是，慈禧的宣战并非出于真意，宣战不到十天，就以军机处名义命令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宣战乃出于“万不得已”的苦衷，表示“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③。这充分暴露了慈禧等人假宣战、真妥协的嘴脸。

　　其实，早在清廷发布宣战《上谕》之前，天津的义和团和清军已与紫竹林租界内的侵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驻守天津城区的清军有：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六营两千五百人，驻守天津城东侧、东机器局、马家口及西沽武库至三岔河口一带；水师营驻三岔河口北岸炮台及金钟河火药库；罗荣光部淮军四营一千七百五十人驻城东及紫竹林租界西侧；武卫前军聂士成部十营约五千人，分别驻守城西南的广仁堂、南门外海光寺、南机器局、紫竹林租界东北侧及老龙头车站北部一带。总兵力约一万人左右。参战的义和团约有二三千人。租界内的联军则不足两千人。

　　6月15日前后，天津的义和团激于义愤，焚烧了马家口及三岔河口望海楼等地的教堂。联军开枪镇压，义和团奋起还击。17日，当联军再次开枪镇压时，驻防清军也配合义和团进行还击。练军炮击紫竹林租界，水师营炮击老龙头车站，曹福田则率义和团民袭击老龙头车站及租界内联军，揭开了天津军民反侵略战争的序幕。从18日至22日，清军各部及义和团连续围困和炮击租界。意大利军司令官、英国的戒严司令官都受重伤。俄国领事馆、太古洋行、英租界的工部局、戈登堂及德军司令部都遭到炮击。被围联军因兵力单薄，只得实行缓兵之计，“皆高挂白旗，以示不战”①。但义和团及清军没有停止攻击，只是由于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仅限于炮击和袭扰而已。

　　从当时的兵力对比看，天津一带的清军至少比紫竹林租界内的联军多四至五倍，再加上义和团数万人，居于绝对优势。如果清军与义和团密切配合，实行分割包围的战术，有可能将分兵把守紫竹林租界的联军各个歼灭。但由于清军天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裕禄根本没有决心真正同联军作战，以致丧失了有利战机。

　　至6月22日，双方在天津的兵力都发生了变化。这时，武卫前军杨慕时部三营一千余人已抵北郊西沽、红桥一带；聂士成已率武卫前军约五营两千余人回师天津；又有从大沽撤至津郊的淮军六营约两千人，其中一部驻租界西马家口附近。义和团主要有：曹福田部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韩以礼部在天津西南郊一带，被称为“天下第一团”的张德成部五千人在马家口一带。

　　联军则于6月21日（一说18日）由俄国军官斯泰赛率领两千八百余人，从大沽乘火车增援天津。这股侵略军行至军粮城车站时，因铁路被毁，改为步行，后在老龙头车站附近遭到义和团曹福田部及部分清军的猛烈阻击，死伤五百余人，第二天才进入车站。6月23日，又开来一部分联军，在租界内联军的接应下，进入租界。至26日，连同从西沽武库撤回的西摩尔军，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七千余人。

　　联军的兵力虽然增加了，但处于义和团和清军的包围之中，缺少食物，房屋毁坏，医院中的伤病员拥挤不堪，处境仍然十分困难。联军各军司令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万不能向北京进发，只得暂在天津，以图自保。若再不能自保，不如退守大沽”①。于是决定采取固守措施，由各军分区防守。

　　紫竹林租界位于天津城东南，东临白河，北面隔河紧靠老龙头火车站。6月23日，联军各司令官会议决定：俄军防守老龙头火车站至租界东面的武备学堂一线，法军防守租界西北部；美军防守租界西南部；日、英、德、意、奥各军分守自租界西南端沿墙子河至梁园门一带。除加强租界区防守外，还分兵控制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

　　6月22日至29日，围攻租界的清军约有一万六千人，义和团三万余人。但是，由于清军缺乏积极进攻精神，只是向租界开炮遥击，故联军损失不大。义和团虽曾多次主动出击，不断给敌人以杀伤，但也没有使联军受到严重打击。又由于清军没有切断天津至大沽间的交通线，致使联军能不断得到兵力和粮弹的补充。27日，联军集中近三千人的兵力，攻占了天津城东面的清军主要军火补给点东机器局。联军夺占该局后，既可免遭该处清军对租界的炮击，又可保证“与大沽通达消息之路”“平安无碍”，改善了防御态势，因而“视为极大之幸事”。①

　　从6月30日开始，围攻天津侵略军的作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天，裕禄向清廷提出了一个“先将紫竹林洋兵击退，然后会合各营，节节进剿，直抵大沽，……迅将大沽炮台恢复，以固门户”②的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是以清政府调赴天津的援军陆续到达为前提的。6月29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十五营六千余人，已由山海关进驻白河河东陈家沟、老龙头火车站附近；6月底7月初，聂士成部除留五营驻守芦台外，共二十五营一万余人陆续齐集天津，分驻于海光寺及盐坨、陈家沟等地；宋庆部十三营正在增援途中。同时，清政府又从天津水会七十二局中招募精壮万余人，成立芦勇、保卫军、安卫军，并将南门外数十个打雁户组成排枪队，驻守南门附近。至此，在津清军已增至两万四五千人，各种民众武装约万人。此外，又有义和团两万余人从青县、静海、沧州、南庆、庆云等地纷纷来津。曹福田、张德成等趁机整顿队伍，使能参战的义和团增至五万人。

　　此时，在大沽登陆的联军约有一万四千人（随带火炮八十九门），已抵天津租界者约八千至一万人。

　　7月5日，裕禄、聂士成、马玉昆等同义和团商议，决定对租界内的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其部署是：由义和团曹福田部及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从北向南进攻老龙头火车站，夺回东机器局，控制附近铁路线，切断联军至大沽的交通，并相机从北面进攻租界；驻盐坨的武卫前军前路统带周鼎臣部三营助攻车站及租界。由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罗荣光部、练军何永盛部，在马家口一带从西面进攻租界。由驻南门外海光寺一带的武卫前军聂士成部，从西南面进攻租界。武卫前军后路统领胡殿甲除派一部助攻东机器局外，率领各营四面游击，进行机动作战。其余练军各营、水师营及盐坨各营仍继续炮击租界。

　　三面进攻开始后，马玉昆部从北面炮击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周鼎臣部也配合轰击。义和团多次勇猛冲杀。俄军一度被迫退出车站；联军增派日、英、法军前往死守。从7月7日至11日，义和团及清军几乎每天都组织数百人规模的冲锋，战斗相当激烈，仅日军就被打死打伤七十一人。7月5日那天，马玉昆部还与胡殿甲部一起五次猛攻东机器局，虽未夺回该局，但杀伤了不少敌人。

　　在西面，义和团张德成部及淮军蒋顺发、周行彪部于7月5日晚在靠近租界的马家口同联军激战。张德成事先将义和团群众埋伏起来，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围攻，歼敌甚众，并乘胜进抵租界边缘。7月6日，张德成部以火牛数十只为前驱，踩爆联军埋设的地雷，一度冲进租界。租界内的中国居民也利用夜暗打冷枪、烧仓库、施放信号，积极配合清军及义和团打击敌人。

　　在西南面，聂士成部于7月6日在小西门围墙土台上安置火炮，轰击租界。联军五六百人被迫退至跑马场地道内潜藏，稍后复出，又被清军炮火击散。当晚，聂士成部进驻八里台、跑马场等地，次日又攻至租界南部外侧的小营门一带。

　　联军为了解除南机器局、跑马场、八里台等处聂士成部炮火的威胁，决定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7月9日凌晨3时，联军步兵一千人、骑兵一百五十人、炮兵两个连（携带火炮九门），以日军五百人为先头部队，出梁园门往南，进攻纪家庄一带的义和团，英、俄、美军则向跑马场、八里台、南机器局发起攻击。法军炮队自租界西南发炮助攻。5时半左右，联军逼攻跑马场，该处清军退往八里台。聂士成闻讯，从小营门率部往援。7时左右，联军夺占跑马场后，即涌向八里台围攻聂士成部。攻占纪家庄的日军也北上协攻。激战多时，聂士成重伤七处，仍挥军奋战，终因伤势过重而阵亡。日军趁势攻占南机器局，因该局离租界太远，不便驻守，遂将其烧毁。午后，联军又撤回租界。聂士成牺性后，余部归马玉昆指挥。

　　义和团及清军实施“三面进攻之计”，取得了一定的战果。经过此次作战，使联军进一步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疲惫已极”①的境地。但是，腐败的清政府不但不激励军民继续奋勇杀敌，扩大战果，反而急于求和。7月8日，清政府任命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未至津前由裕禄署理），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为求和作准备。害怕财产和商务毁于战争的天津缙绅，趁机奔走相告，一时和议之声传遍前线，加上聂士成部作战失利，大大影响了军民的抗敌意志。武器简陋的义和团，在连日进攻作故中，被清军胁迫“充先锋当前敌”②，伤亡也很大。7月10日，宋庆率部到达天津（驻于西门外） ，13日便借故下令屠杀义和团，“半日间城内外树旗设坛者皆散去”③，大大削弱了抗击联军的力量。联军则由于大沽援军不断到达，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7月12日，租界内的联军已增至一万七千余人。侵略者见清军的进攻业已停止，便准备进攻天津城。当日，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分两路攻城，由俄国海军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任总指挥。其部署是：阿列克谢也夫率俄军两千六百名为前队，德军两个步兵连、法军一个炮兵连为后援，共约三千人，从白河东岸向北进攻三岔河口水师营炮台及天津城东北，切断河东清军及义和团与城内的联系。由英军少将陶白率英军七百，美将白勒率美军六百，日将福岛率日军两千四百，法军大校派拉克率法军八百，共四千五百人，携火炮二十四门，进攻天津城南门。

　　当时，清军水师营守三岔河口炮台，马玉昆部十五营驻老龙头车站北侧地区，聂士成部二十五营由周鼎臣、胡殿甲等五个统领率领驻广仁堂、海光寺、南机器局一带，罗荣光（7月9日已死）余部驻城东南至租界西侧一带，练军何永盛部、淮军其余各部及水会等民众武装，守南门及分驻南门外各村落，宋庆部驻西门外，义和团则分散于城内外各地。从兵力部署看，清军建制杂乱，没有统一指挥，而且大部驻守城外各地，城内驻军很少，没有坚守防御的准备。

　　7月12日夜，白河东岸的俄军向北进攻，13日黎明炮击马玉昆等部阵地。13日上午7时左右，法军炮击城东北壕墙外的火药库，引起爆炸。俄军乘机强攻清军各阵地，并向水师营炮台进攻。至13日中午12时，清军被迫撤出各阵地，纷纷向北郊溃退，联军乘胜进抵东北城下。白河西岸的英、美、日、法军，以法军为右路，日军为中路，美、英军为左路，于13日凌晨出租界南面土墙，经海光寺向天津城南门进逼。英炮兵则在租界南面壕墙上炮击天津城区。南门外清军奋起抵抗，正西门附近的武卫前军炮兵开炮轰击海光寺附近的联军。此前，城门外居民已挖开河堤，使联军被阻于海光寺附近一带。日、英、法军指挥官决定架桥强攻。14日，日军渡过护城河，直抵南门城下，然后派工兵用炸药轰破城门，乘机攻进城内。南门城上原有清军驻守，后“为众绅民禀请撤去”，“众谓城上不用炮击洋人，洋人必不用炮击城内”①。因此，南门内无兵防守，只有部分义和团及民众武装。他们先则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继则同侵略军展开巷战，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名，但终因经不住侵略军炮火轰击，被迫后撤。

　　联军从南门入城后，便北上配合城东北的联军夹攻水师营炮台。该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虽腹背受敌，仍英勇作战，在毙伤敌人二百余名后撤离。当日，联军占领天津，洗劫全城。在城内抗击联军的义和团大部惨遭杀害，退出城外者又遭宋庆军屠杀，伤亡数千人。

　　在联军攻城时，驻扎城外的宋庆、马玉昆部七十余营两万余人，不但不迎击敌军，反而临阵脱逃。天津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裕禄，于城破前即同宋庆所部一起逃往杨村，马玉昆则率部逃往北仓，只有装备简陋的义和团始终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战。

　　这次作战，八国联军死伤九百余人（其中校以上军官二十五名），是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次。

　　天津之所以失陷，主要由于慈禧集团推行以战求和政策和前线指挥官畏敌怯战造成的。天津的义和团及部分清军官兵，在围攻紫竹林租界时，杀敌热情很高，多次给联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战斗的关键时刻，慈禧等人转战为和的态度日趋明朗。她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不战而退的宋庆帮办北洋军务，当裕禄的助手。宋庆当即表示：“中东之役，仅与日本开衅，尚不能支，何况今拒八国？”①可见慈禧令其前往天津，名为加强防御，实为媚外求和。宋庆心领神会，一到天津便大肆镇压义和团，露骨地破坏天津军民抗战的大好形势。在作战过程中，裕禄、马玉昆等人驱使装备简陋的义和团群众充当先锋，让清军殿后。义和团既遭外国侵略者的轰击，又遭清军的枪杀，伤亡极大。如在7月9日夜进攻租界的一次战斗中，义和团民阵亡二千余人，而清军伤亡甚少。对此，当时就有人披露，“是夕‘团匪’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②。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无疑会使义和团这支真正的反帝爱国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加上禄等人害有“恐洋病”，根本没有坚守天津的决心，遭敌进攻便弃阵西撤，以致本可固守的战略要地天津城，两天内即被联军攻占。

　　联军攻占天津后，使津沽之间连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基地，军械、粮饷得到了补充，摆脱了被动的局面。清军则失去了重要军火供给基地和拱卫北京的主要屏障。事后，清政府给裕禄以“革职留任”、宋庆“交部议处”的处分，令其戴罪“联络各军，并将水会民团重加整顿，克期规复天津”③。实际上，裕禄、宋庆等人已畏敌如虎，“坐困偏隅，一筹莫展”，根本没有收复天津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