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

　　日本政府为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在军事上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一）改革军制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指导下，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军备的军队。早在1871年，便从参加倒幕军事行动的部队中挑选精壮八千人，组成“御亲兵”（后改称近卫兵），然后整顿原属各藩的军队，并实行中央集权的“镇台”制①，在全国设立东京、东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个镇台（后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1872年，为适应武装力量的发展，废除1869年设立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初，颁布《征兵令》，用普通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正式着手建立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与内阁并行的机关），由它掌管用兵作战等军事大权，政府无权过问。这意味着军国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为适应对外战争需要，日本还陆续创办各种军事学校，制定各种军事条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陆军编制和《征兵令》。

　　（二）扩充军备

　　早在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以其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的《邻邦兵备略》呈于天皇，力言为了准备日中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参谋本部便着手制订具体的对华作战方案，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至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高达41％强。自1883年至1895年，共开支陆海军费二亿六千九百余万日元。①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陆军兵力按平时编制为三万一千余人，战时编制为四万六千余人；海军只有十七艘军舰（大部为木制舰），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八百吨。经过大力扩充，至甲午战争时，按新的战时编制进行动员，陆军七个师团（含近卫师团），加上屯田兵团和对马警备队等，总兵力可达二十二万余人。②海军则拥有军舰三十一艘，鱼雷艇二十四只，加上四艘代用军舰（武装商船），总吨位达七万二千六百余吨。③其中一部分舰只编成常备舰队，其余分属于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

　　按照新的战时编制，日本陆军每个野战师团的兵力编成为：两个步兵旅团（每旅团辖两个联队，每联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骑兵大队（辖三个中队）、一个炮兵联队（辖两个野炮大队、一个山炮大队，每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工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辎重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七个师团总计将佐以下十二万三千余人、马三万八千余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门、山炮七十二门。根据战时需要，可将若干师团合编为一个军，军配有野战电信队和军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到二十四万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万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国外参战，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扩军备战过程中，日本当局还抓紧军国主义教育，对士兵灌输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养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陆军卿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使之成为穿军装的奴隶，在侵略战争中盲目地为统治集团卖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从英、法、荷等国购入的旧式枪炮，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适应军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本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日本军工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枪炮弹药和舰船，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保证。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施涅德”、“李·恩飞”等后装线膛枪作了改进，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单发步枪（口径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后又改进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缩短枪身，以减轻重量）。随着无烟火药的使用，又于1889年制成“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枪（口径为八毫米、最大射程达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战争中，日军步兵除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装备有村田式连发枪外，其余主要使用村田式单发枪。

　　1885年以后，日军装备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口径七十毫米、最大射程为五千米的青铜野炮，和最大射程为三千米的青铜山炮。野炮以六匹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马驮载。

　　从1872年起，日本着手自造军舰，以求改变海军落后的局面。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吨的军舰六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术。以后执行新的造舰计划，在1887—1893年间，造成钢骨铁皮舰和钢质舰共八艘，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吨。与此同时，又从英法等国购入军舰八艘，总计二万七千余吨。①这些军舰都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技术水平，装备有较多的速射炮。它们编入舰队以后，使日本海军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不过，由于日本财力毕竟有限，无力购买和建造大型装甲舰，而又企图击穿中国北洋舰队七千吨级的装甲舰“镇远”和“定远”，只好在四千二百多吨的“桥立”、“严岛”、“松岛”三艘军舰上装配三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创了世界造舰史上罕见的“奇迹”。

　　（四）实地侦察

　　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当局还不断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有关情报。早在参谋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遣官员来华，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况。1880年山县有朋上呈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派遣人员的见闻与调查编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又亲自溜到朝鲜釜山、仁川和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点窥探中国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绘好了包括朝鲜和中国东三省、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

　　（五）战备演习

　　为做好实战准备，日本还多次进行各种军事演习。1889年2月，专门制定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在次年3月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尾参大演习”）中，共动员官兵三万余人、军舰二十艘、运输船三只。1892年10月，又举行有二万七千余人参加的陆军特别大演习，除检验一般内容外，还特地演习了预备役的动员、军队的铁路输送等项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至此，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中国的军事概况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计，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没有进行足够的战争准备。但自琉球事件以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于日本的狂妄野心，还是有所察觉的，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进行，不断增强防御能力。特别是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之后，清朝政府加深了对“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①的认识。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深感有必要加强防御措施，以备不虞。由于日本是东方岛国，因此，清政府为对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始终以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为第一要务。

　　（一）筹办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李鸿章等见日本学习西方兵制兵法，与英国勾结，“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今虽勉强就范，……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①，建议清廷从速筹办海防。于是，经过总理衙门奏准，海防问题被列为“当务之急”、“久远之图”。可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很低，加之宫廷挥霍，官吏贪污，外债累累，财政拮据，海防筹款非常困难，只好由各省关协款，分年呈解。户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实际上历年解送不足半数，以致海防建设进展缓慢。尽管这样，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务毕竟有所加强，主要是兴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设水雷营，加强海防兵力。

　　北洋所辖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沿海各口较南洋为少，但由于地近京师，又和日本、沙俄二强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终被置于优先地位。其中直隶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门户，“北连辽东，有旅顺、大连以为左翼，南走登、莱，有威海卫以为右翼，为北洋第一重镇”②。清朝政府一贯重视此处防务，鸦片战争以后，又陆续修筑了大沽、北塘、新城等处炮台，并以芦台为北塘后路，设营驻守。筹办海防以来，李鸿章复于上述各处增筑近代炮台和营垒，增调淮、练各营驻守，并将沿海防区一直延伸至山海关一带。李鸿章又鉴于旅顺和威海卫扼渤海之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其防务同样予以特别关注。从1882年起，在旅顺口的黄金山顶，仿筑德国新式炮台③，安设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陆之处择要埋设地雷，后又在大连湾老龙头等处筑炮台多座。在威海卫，则筑南北岸炮台，继又增筑黄泥崖、灶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刘公岛新筑地阱炮台，设二十四厘米口径后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机械升降，颇为灵便，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都筑炮台，与南岸相应。经过多年经营，使旅顺和威海卫两处成为两个重要的海军基地。甲午战争前，总计直、东、奉三省沿海各口驻有马、步、水师共五十余营，其中约二万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①

　　（二）建设海军

　　建设海军是与筹办海防紧密相关的一环。早在筹建之初，李鸿章等就积极主张购买外国铁甲军舰，认为“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②。所以，尽管筹款至艰，还是耗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舰船。据统计，自1875年至甲午战争前，共向英、德等国订购舰艇四十六艘，计有七千吨级铁甲舰二艘、钢甲舰一艘、巡洋舰八艘、炮舰十三艘、鱼雷艇二十二只。与此同时，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造成各种小型舰船二十三艘。这些舰只，大部分编入由李鸿章直接控制的北洋海军。

　　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所损舰只大多属于同治年间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质兵船，故对整个海军实力的影响不大。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后数年，除加紧训练南北洋所属各舰外，又添购新舰，并增设水师学堂，抓紧培养海军专门人才。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北洋海军官制，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五、把总九十九、经制外委四十三。同年，拥有舰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由李鸿章推荐，委派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由留学英国的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共计大小军舰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装运输船）、鱼雷艇二十四只，总排水量八万余吨，约有炮六百余门、鱼雷发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舰队外，其余三支舰队船数虽不算少，但大多为陈旧小舰。战争爆发后，参战海军只有北洋舰队和参加北洋操练的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

　　（三）整顿陆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陆军一直处于新旧并存的局面，既有防军、练军和勇营，又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绿营，兵制相当混乱。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力图通过裁额并饷等办法改革绿营，并加强防、练各军的整顿。由于偏重海防，陆军的改革和整顿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战争前夕，能出征的部队主要是防军、练军，其中防军保持的编制又比练军较为接近战时水平。按照当时编制，步兵每营定额为五百人，骑兵每营二百六十三人，由于军饷不足和各级官吏吃空额，实际上步兵平均每营只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骑兵每营约二百五十人。全国防、练各军（不含八旗、绿营）步兵八百六十二营、骑兵一百九十二营，按上述人数推算，共约三十五万余人，加上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数十万新兵，总共有近百万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由于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战时很难集中。甲午战争爆发后，实际参战的主要是直隶、山东和东三省的军队，后期从其它各省调来的军队，特别是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只是赶上尾声，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改善装备

　　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只能生产几种弹药和水旱雷，以及来福前膛枪、马梯尼后膛枪和林明敦后膛枪等，而且为数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军工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为改善清军装备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自造数量甚为有限，不得不继续以高价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各地将军、督抚各自与外商订购，以致式样参差，弹码互异，彼此不能通用，给作战和后勤供应带来不少困难。甲午战争中，参战清军主要使用前膛来福枪和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哈齐开斯、林明敦等枪。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土枪、抬枪和刀矛等旧式武器。

　　在备战过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购买近代枪炮等武器以改善装备外，还兴办了一些为军事服务的其它企事业，如铁路和电报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①于是，把铁路视为“海防要工”，并归入海军衙门管辖。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已修通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并向关外延伸六十四公里，加上台北至基隆与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总长约四百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对于增强沿海军事运输能力，改善海陆联防态势，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出于同样动机，李鸿章极力倡办电报事业。1880年，于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次年，即建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间以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还提出：“各军相隔较远，应设行营电线，以通声息；沿海各要口，凭高了远，应设德律风（电话）电线，以报敌情。”②

　　战区内的电信设施，大致如下：由奉天（今沈阳市），西与山海关、天津、北京连接，东经凤凰城与朝鲜义州相连，南经营口、复州、金州达于大连、旅顺；在山东，从成山角西经威海卫、烟台至莱州，通过济南、济宁分别与天津、上海相连；在朝鲜境内，以汉城为中心，北经平壤、义州与中国相连，东北经加平、春川、狼川直达元山，西通仁川，南达釜山，再通过海线与日本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