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表面上出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但实际上社会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激烈，突出地表现为军阀集团之间的纷争加剧，以及民主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之间在维护与毁弃《临时约法》方面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控制中国的总代表，便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达到其继续侵略中国的目的。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乘机扩大权势，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内部，逐渐分裂成两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军阀逐渐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实力仅次于皖系。除以上两大军阀集团外，还有在东北崛起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和在护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集团，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此外，尚有盘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和琼州（今海南岛）的龙济光等。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买马，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中央政权是军阀争夺的焦点。自1917年3月开始，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围绕着要不要对德宣战问题而展开的“府院之争”，标志着这种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日本政府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捞到帝国主义的“参战借款”，以便购置军械，扩充实力，便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①成员到京举行会议，拟定了对德“宣战案”，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当参战提案遭到国会抵制后，段便以督军团的名义要求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国会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于是，段祺瑞愤然离京，当即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②，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武力威胁总统。黎元洪为了摆脱僵局，邀请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

　　6月14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三千辫子兵开进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复辟丑剧。7月1日，张勋带领清朝的旧臣遗老数十人进入清宫，将十二岁的已废皇帝溥仪重新拥上黄龙宝座，宣告清帝复辟。黎元洪发现受骗，逃离总统府，躲进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冯、段合力筹划“救国大计”。复辟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民情，莫不反对”①。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以示抗议。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人民也纷纷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本来暗中支持复辟的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图谋已经得逞，于是摇身一变，马上打起反复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出师讨逆。12日，段亲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其余复辟分子也作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于是这一复辟丑剧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灭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北洋军阀，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斗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孙中山即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①。1917年3月起，孙中山又接连发表声明或通电，反对对德宣战，维护国会职权。当段祺瑞和督军团怂恿张勋进京“调停”时，孙又揭露张勋将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推翻约法的阴谋，并吁请西南各省督军“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①。西南军阀懂得，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乃是北洋军阀，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拥护黎元洪，支持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专权擅政，客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当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国会通过“宣战案”，北洋八省督军企图以武力倒黎时，云南督军唐继尧即发出通电，反对武力干政，拥护总统和国会。6月11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和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①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6月20日，陈、谭两督军以国会被解散为由，宣布桂、粤两省“自主”②，不承认非法内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张武力讨贼，并制定兴师北伐的军事计划。西南各省也同仇敌忾，纷纷组织军队，准备出师北向，戡定复辟逆流。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执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琛”号军舰启程赴粤，准备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护法讨逆。但孙中山等尚未抵粤，张勋复辟丑剧即告结束。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被迫下台，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中央政府实权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①，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为了对付革命势力，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国政府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寺内马上“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决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②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无恐，大肆扩充军备，调兵遣将，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决心坚持在南方领导护法斗争，以“建造真共和国家”。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当晚，孙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护法宗

　　旨，提出“以海陆军之力量，为国民争回真正共和”①，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19日，孙电邀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该舰队由吴淞口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一个月之后，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响应护法；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多被吸引到护法的旗帜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②，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效力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认为“拥护约法，实唯西南是赖”③，把护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身上。

　　两广和云贵军阀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除对付革命派以外，也是为了吞并西南各省。因此，他们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是，他们又不想完全搞僵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并注意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把军政府作为筹码，随时准备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进行“一番交换”。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故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9月8日，唐继尧也通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军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现裂痕，表明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护法运动的前途将不会是平坦的。

　　尽管如此，孙中山并未却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职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①。并随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暂时有所缓和。9月29日，冯国璋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缉拿交法庭依法迅办”。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的军队。

　　不久，护法战争的战幕正式拉开，并先后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而以湖南战场打得最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