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咸丰七年）5月底，石达开自天京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①，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理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

　　一、进军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10月21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月10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①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年（咸丰八年）1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前来会合。2月26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辅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1858年1月22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

　　二、转战闽浙

　　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4月20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阳（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清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阳，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部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镇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 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 11 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对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①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

　　三、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阳（今汝城），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阳州（今桂阳）、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各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阳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阳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阳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阳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石达开部太平军所遗铁炮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阳、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①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阳县南）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速，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

　　四、回师广西

　　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由于敌军逼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阳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亲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①，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部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

　　五、辗转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川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砫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建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①，“使官兵不能兼顾”②；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场、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福猷、曾广依部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祭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③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场。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场。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暗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惨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阳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阳、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①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嶲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玫，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未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阳。此时，李福猷与其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阳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871年8月失败。

　　石达开于1857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误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层出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据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管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