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二次革命”前，已与白朗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队中工作。正当袁世凯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南方的革命军之际，河南省国民党干事阎子固曾动员白朗“在淮上起事接应”①。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汉，与革命党人接洽。“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又于7月20日写信给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虚直捣”豫鄂，配合讨袁作战的建议。虽然信使在开封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白朗并不知道黄兴的具体意见，但这一时期，白朗起义军转战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两省，积极打击反动地方武装，牵制了北洋军的部分兵力，威胁着被袁世凯视为生命线的京汉铁路，客观上配合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

　　一、克唐县，占禹州

　　正当北洋军沿京汉路南调，准备向南方革命军发动进攻之际，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两路，积极展开活动。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许昌、襄城、叶县一带袭扰敌人；另一路由白朗亲率二千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阳一带，声言攻占唐、泌等处后，即“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①。河南都督张镇芳急忙商请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派团长任昶武、南阳镇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义军；派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王毓秀率一个团“兜剿”白朗所率的起义军。白朗利用唐、泌守军的离心倾向，事先与唐县守军取得联系，于5月31日夜一举攻克该县，缴获大炮六门、机枪两挺和许多枪械子弹，并争取豫军一个营起义。白朗破唐县后，立即率部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下洼、金汤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个营星夜赶赴裕州堵截；由驻马店下车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阳、唐县分路追击。白朗闻讯后，便率部西入檀山，复经南召直趋鲁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进，改援鲁山。起义军改变攻鲁计划，转移至鲁山西北的深山密林处，甩掉尾追之敌，然后穿山越岭，采取奇袭战术，直趋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该县城内正为不久前被起义军击毙的团勇开追悼会。白朗军混在群众中，趁机入城，攻取南门大街，并向凭借西街寨门顽抗的民团勇猛进攻。城内守军约三百人，惊慌失措，弃械而逃。起义军缴获颇多。15日晚，起义军主动撤离禹州城，直趋郏县、宝丰。在郏县以北八里之白庙寺，击退了雷震春所部三个营的堵截，转入鲁山西北山区。这时，起义军声威大振，“一时望风而归者，不数日间达一千五百人。所得军器，亦极精锐”②。队伍发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淅川，南据枣阳

　　起义军转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左翼统领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部队，布置对起义军的围攻。其部署是：旅长王毓秀所部开赴鲁山，由东南向西北“搜剿”；左三营管带金聚率部开赴半扎（临汝南三十二里），由北向南“搜剿”；右三营管带雷存修率部开赴大营，由东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义军西走；管带鞠得胜率马队在襄城、叶县、舞阳、裕州、南召、鲁山等处巡逻。此外，还收买和派遣间谍、坐探，进行侦察破坏活动。雷震春把这一部署吹嘘为“四面围剿之法，为一鼓荡平之计”。并向陆军部夸口说：一定要“严缉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绝后患。”①正当雷震春调动部队部署围攻之际，起义军悄悄离开山区西行，于6月底奔袭数百里外的卢氏城。7月1日，攻占浙川县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陕交界的重镇荆紫关。驻守荆紫关的王天佑率残部向浙川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围剿”计划完全落空，而邓州（今邓县）、内乡、镇平等县频频告急，纷纷请派援兵。镇守南阳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连电袁世凯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声称如不及时增援，不但邓州、内乡等县难保，即南阳亦岌岌可危，进而提出给他“另委一相当之事”①，准备临阵脱逃。

　　起义军攻占浙川后，又挥师南下，进至鄂北的郧县境内。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副总统黎元洪立饬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7月14日，起义军与三省联军激战于均县贾家寨以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弹药消耗甚多，故未紧追败敌。随后，起义军乘船渡丹江东进，消灭了阻拦的敌军，复北入豫境。17日进围镇平县，威逼南阳。张镇芳急电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请他派兵一团救援。8月，起义军又击败周符麟部于百泉山，获大炮数门，枪械甚多。随后，再次进入河南唐县、泌阳、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县建立第二个游击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进至鄂北随（县）、枣（阳）地区。25日夜，在枣阳守军两个连内应下，攻占县城。起义军逮捕了横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国传教士数名。枣阳被占后，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阳；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阳城下，形成四面包围。起义军据城固守，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团长、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调拨重炮两门，加紧轰城。起义军为保存实力，于10月6日晚从北门突围西行。虽敌军“四面云集”，结果依然“莫之阻也”②。大量敌人被起义军牵着鼻子团团乱转。

　　三、袭鲁山，占宝丰

　　起义军从枣阳突围后，旋即转移至唐县、泌阳、裕州、舞阳一带，于1913年10月中旬，进入鲁（山）、宝（丰）地区。10月19日晨，进攻鲁山城，因守军有备，攻城不克，遂退至鲁山西北山区。张镇芳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条岭、椅子圈一带与“进剿”军激战。23日，又在锯齿岭阻击敌人。“进剿”军既怕起义军夜袭，又怕起义军乘虚攻取鲁山城，所以只能朝发夕归，不敢在山地驻扎。起义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进攻宝丰城。首先派人潜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从百余里外向宝丰疾驰。次日凌晨，趁守城民团困倦之际，城内的起义军纵火扰敌，城外的起义军立即架梯登城，一举攻占宝丰。这时，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正率马步四营前往鲁山途中，忽闻宝丰被占，“即派马飞调赴鲁山之队回剿”①。起义军稍事抵抗，即撤出县城，回到鲁山西北山区。随后，又挥师南下，转至南阳地区。不少反袁的进步青年以及基层的革命党人投奔起义军，原季雨霖①第八师的士兵也纷纷携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义军转战豫、鄂两省，共牵制了北洋军及地方部队约五个团和十四、五个营的兵力，相继攻破十多个城镇，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不仅使鄂豫两省的军政头目惶恐不安，而且惊动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

　　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近万人，并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的旗号。随着快枪、大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起义军已分为步、马、炮、工、辎，“扎立营寨，放哨巡逻，悉如军队”②。这些重要变化，标志着这支起义武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