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当1895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①的狂叫。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②，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97年12月15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又贿赂李鸿章、张荫廷，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趁机于1898年6月9日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1898年4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①，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①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枪。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③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