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二、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发展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直隶总督裕禄虽一再调兵镇压，但义和团冲破重重障碍，从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区迅速扩展。至4、5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枪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事件。法国天主教驻北京的大主教樊国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廷命裕禄派兵镇压。裕禄派练军左翼马队统领杨福同率骑兵前往涞水县高洛村，逮捕和残杀数十名团民，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接着，杨福同又率部前往定兴县。5月21日，义和团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设伏。22日，清军刚到石亭村外，义和团突然发起围攻，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刺死。5月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乘胜继续北上。

　　为了阻止清政府调兵，义和团先后破坏了高碑店、琉璃河等处的铁路电线，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连慈禧、光绪乘坐的“龙车”也被焚毁。清廷急命裕禄饬令直隶提督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①。聂士成命驻保定的武卫前军统领邢长春和杨慕时迅速带兵沿芦保铁路北上，分别驻扎于保定至芦沟桥的大小十七个车站（大站驻一哨，小站驻半哨），企图阻止涞水、涿州等地的义和团北上。由于义和团逼近北京，慈禧紧急调兵加强布防。除调武卫前军加强京南兵力外，又调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庆亲王奕的神机营加强京城各门的防御（除永定门加派五营兵力外，其余各门均加二营）。慈禧还命军机大臣荣禄亲率武卫中军至马家堡、丰台一带布防。荣禄以三个营驻防马家堡，五个营驻防丰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清王朝的心脏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开始仅在僻静之处，后来公开在大街小巷传授拳艺，并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围张贴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同情义和团的守城士兵，不仅不予阻拦，反而给他们喝道让路。北京居民也积极参加义和闭，数日之内，全城设坛千余处。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①。

　　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取“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②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7日，当慈禧听信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要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后，她便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煽动义和团及武卫后军于20日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慈禧集团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腕，一面虚张声势，一面暗中向使馆运送粟米瓜果，为日后议和预留后路。

　　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门外就有人设坛练拳。6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铸刀之声日夜相继，参加者约五万之众。他们烧毁教堂，惩办贪官污吏，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义和团员，夺取海关道军械库，用新式武器装备自己。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也不敢再以武力镇压，便转而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①。裕禄此举，既可避免义和团对自己的威胁，又可利用其对付洋人，同时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图。而义和团也就在6、7月间，以合法身分英勇地参加了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