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阴谋，由于受到中国爱国军民的打击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扶植清廷，“以华治华”的策略。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对中国的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派遣了顾问，以左右清廷的重大决策；在京津、京榆沿线驻扎军队，以武力挟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内河航运等特权。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在十六个城市内设有租界，霸占了十几个省的矿产开发权，取得了粤汉、正太、津浦、陇海等十多条铁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通过增设银行，扩大资本输出，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在掠夺中国时，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屠戮和凌辱。俄国战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乘机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经过肮脏的交易，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清政府听任帝国主义驱使，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随着清政府卖国残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块实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发布“变法”上谕以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裁撤冗衙、节省浮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视的是练兵。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①为会办练兵大臣。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和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陆军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协设统领，每协辖两标。标设统带，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镇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将弁兵夫共一万二千人。遇有征调，则以二至三镇为一军，由朝廷钦派总统节制。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除近畿四镇、四川三镇外，其余各省编练一至二镇，限二至五年内编成。新军的编练工作，大多数省份没有按期编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四镇，其余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总人数约二十六万人。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还把部分绿营练勇等改编为巡防营，以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虽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却同时又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饷款，而当时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摊派勒索，无奇不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①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年2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与1900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阳）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于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①。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成立于1911年初，由蒋翊武①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1907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①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1910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①，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①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②。湖北革命党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革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