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滇、黔军与川军的矛盾

　　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8月，蔡离川去日本治病，由罗佩金代理督军，戴戡代理省长。当时，驻川军队共约八个师，其中川军五个师②，滇军两个师，黔军一个旅①。罗佩金利用北京政府下令裁军的机会，将滇、黔军改编为“国军”，川军则仍为地方军，并缩编为三师一旅，废除特种兵。此举引起了四川军政各界的严重不满，滇川矛盾随之迅速激化。

　　1917年4月，罗佩金将川军第四师遣散，令第五师缩编为旅，第一、第二师裁减兵额，并拟以滇军将领刘云峰接替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刘存厚参加过护国战争，在川军中有一定影响。他对罗佩金缩编川军，排除异己，心怀不满，于4月17日秘密召集所部军官会议，决定联络川军第一、三、五师，实行武力驱罗。

　　4月18日，刘存厚部突然袭击押运第四师枪械回成都的滇军。双方在成都城内持续战斗了七八天，最后达成妥协，确定川、滇军均撤出成都，刘存厚免职，罗佩金辞职，由戴戡暂兼四川督军。成都由黔军填防。

　　双方撤兵后，刘存厚仍留一部兵力驻守成都西、北两门。戴戡到成都后，多次催促川军留城部队撤走，刘存厚执意不从。戴与罗佩金密谋以武力驱逐成都川军，进而解决刘师全部。7月1日，张勋在京复辟，授刘存厚以“四川巡抚”伪职。戴戡认为时机已到，便于7月5日以“讨逆”为名，命城内黔军攻击西、北两门的刘军。刘军里应外合，夹击城内黔军。黔军战败，弃城退走，行至仁寿县时，又遭川军截击，戴戡被击毙（一说自杀），黔军余部溃散。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川军与滇黔军之间的矛盾。

　　二、云南靖国军的兴起

　　当刘、罗、戴军阀在四川混战之际，全国各派政治力量正围绕着要否坚持《临时约法》问题展开新的尖锐斗争。此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由于其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关系，还多少保留一些维护约法、拥护共和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反对北洋军阀破坏约法、解散国会，指斥北洋军阀“以宪法不良为借口，以暴民专制为号召，实则不慊于民党，不甘于共和，时思破坏，以复其北派把持顽固之旧，民国之危，有如累卵”②。唐继尧决定联合滇黔川军，对段祺瑞组织的督军团实行武力“干涉”。为了全力对付北洋军阀，唐继尧对于川省混战，最初采取调解态度，多次致电刘、罗、戴等人，要求他们“尽释前嫌，共同携手，以维大局”①。

　　1917年6月上旬，唐继尧积极进行“北伐”准备，对滇军实行战时扩编。旬日之间，即将驻滇的三个师、一个警卫军扩充为五个梯团（每梯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②，共约二万余人。6月12日，唐继尧致电孙洪伊（后任护法军政府内务部长），告其滇省“已下动员令，克日开拔”。同时，致电叙州（今宜宾市）罗佩金，要求驻川将领“严守纪律”，注意“联络川滇感情，共维大计”①。

　　当张勋复辟的消息传到云南，并闻刘存厚“甘受伪职，叛攻成都”，唐继尧感到“义愤填膺，匡扶有责”，立即打起“讨伐复辟叛逆”的旗号，声明将滇军改称为靖国军，准备“躬率三军”，借道川境，讨伐张勋。其实，讨伐张勋是假，借机入川是真。这从唐继尧对李曰垓一封电报的批复中可以得到印证。7月3日，原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从广东致电唐继尧，指出：北方政局混乱，派系纷歧，陆荣廷正在“巩固两粤”，“先谋自固”，全国“已渐呈割据之势”，因此，滇军应先发制人，进占四川。李还提出“由镕（罗佩金）与川军开衅，即借口进兵，占领成都”，这是取川的“第一策”。唐继尧批复道：“刘已叛，当然取第一策”。②表明了以“讨逆”为名攻占四川的用心。7月16日，唐继尧以护法讨逆的名义通电讨伐刘存厚，川滇之战全面爆发。

　　由于唐继尧响应护法是为了借机扩张地盘，发展个人势力，因而在以后的战争中，实际上既不奉行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也不服从军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照顾护法战争的全局利益，却与桂系军阀沆瀣一气，阻碍护法战争的顺利发展。

　　三、双方的兵力编成及部署

　　作战动员令下达后，唐继尧即将滇省的五个梯团改编为六个混成旅①，两旅为一军；并令顾品珍、赵又新立即在川省招兵买马，将所部两师扩编为两军。其编制序列如下：顾品珍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第二军军长，罗佩金为总司令；庾恩旸为第三军军长，黄毓成为第四军军长（以上两军由唐继尧直接指挥）；驻粤两师扩编为第五、第六两军，张开儒、方声涛为军长，拟以叶荃为总司令②。与此同时，黔督刘显世也令师长王文华率黔军两个旅入川协同作战，并推唐继尧为滇黔联军总司令。滇黔军入川兵力约五万人③。唐继尧的对川作战计划是：顾、赵两军扼守川南资中、内江和叙州、泸州诸要点，牵制当面川军；由滇入川之第三、四军和黔军伺机夺取重庆，然后进攻成都，或分兵东下，攻取武汉。

　　“刘罗、刘戴之战”后，川军分为三股势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明守中立，实助刘存厚；第五师师长熊克武亦称中立，但倾向滇黔军；第三师师长钟体道和许多绿林武装，公开站在刘存厚一方。刘存厚在原第二师两个步兵旅和骑兵、炮兵团基础上，招收了被遣散的原第四师士兵，新组建三个混成旅和一个独立旅，总兵力约二万人，加上钟体道之第三师，共约三万余人。在“刘戴之战”后，第二师沿岷江向南推进，占领岷江下游各要点，其前锋距叙州仅三十华里；第三师进据金堂、乐至、潼南、遂宁各要地，控制沱江至涪江之间广大地域，其前锋与防守资中之滇军对峙。

　　四、川南争夺战

　　（一）战前态势及双方作战企图

　　戴戡死后，冯国璋特任四川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督军。这时，北洋政府表面上要周道刚调解滇、黔、川军间的冲突，实际上企图利用四川的混乱局面，扩充亲北洋的势力，把滇黔势力排挤出川。1917年8月6日，北洋政府任命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带领两个旅入川“查办”滇黔川军冲突。不久，又命陕南镇守使管金聚率一混成旅入川，支援川军作战。

　　在北洋政府的怂恿下，刘存厚等有恃无恐，决心继续对滇军作战，达到将滇黔军赶出川省的目的。其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攻黔军，三路出兵，分进合击。具体计划是：第一师由东向西、第三师由北向南，夹击据守资中、内江一带之滇军，尔后第二师攻叙州，第三师攻富顺，第一师攻合江，得手后三路对进，会攻泸州。

　　8月下旬，第三师之张鹏舞、李挽澜两旅，由安岳向资中推进，第一师刘湘旅进占隆昌。代督军周道刚乘机劝说滇军顾品珍部让出资中，退往叙州以南。顾因所部防区孤立突出，如固守资中，有被川军包围吃掉的危险，遂答应周的要求，于9月6日撤离资中、内江，退守自流井（今自贡市）。第三师乘机进据资中、内江。

　　在此前后，云南靖国军五个混成旅，分别抵达叙州和泸州。9月22日，第四军军长黄毓成也进抵泸州。此外，黔军师长王文华也率所部进抵綦江，准备配合滇军作战。10月4日，唐继尧由昆明启程赴贵州毕节，亲自指挥对川作战。

　　但是，这时四川战场的形势对滇军十分不利。其一，川民视滇军为侵略军，实行坚壁清野，骚扰袭击，配合川军打击滇军，使滇军四面受敌；其二，滇军曝师他省，军心不齐，官兵思归，斗志衰退；其三，滇省连年用兵，弹药匮乏，粮饷不济。面对这种情况，滇军将领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滇军应“克日进取，速攻渝城（重庆）”；另一种意见则主张“暂谋收束，审机观变”。①唐继尧坚决反对收束，他认为：“（1）我军若不进取，则北军集中重庆后，联合川军协以谋我，使我措手不及，进退均极困难……；（2）我军内容不整，若不冒险进取，愈缓愈馁，必至不战而溃……；（3）两广正在进行，陆（荣廷）且极力援湘，龙（济光）亦积极筹备，我军若不进取，他方进行，必受影响”。②因而坚决主张滇军“冒险进取”，“速取渝城”，以先声夺人，争取主动，改变滇军的不利态势。据此，命黄毓成军之李友勋旅和顾品珍军之何海清旅，分出合江、永川，向江津潜进，配合黔军王文华师会攻重庆。

　　刘存厚尽管已经识破滇、黔军的战略意图，但认为江津、永川有周道刚之第一师，重庆有熊克武之第五师驻守，而且北洋军吴光新部已经入川，重庆必无大虑，决定乘虚进攻叙、泸，先收复川南要地，尔后再回攻窥渝之滇军。

　　从双方作战方针看，川军重前轻后，潜伏着危机，只有在既能攻取叙泸，又能迅速抽兵回顾重庆的情况下，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滇军分兵作战，要想争取主动，固然叙泸之战关系甚大，但攻渝之战关系更大。如能攻克渝城，既可切断北军援川之主要通道，又可置川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出现全盘皆活的有利态势。而滇黔军能否顺利克渝的关键，在于守渝之川军第五师的态度。于是，唐继尧加紧联络熊克武，促其响应护法，配合滇黔军作战。

　　（二）内江、荣县之战

　　10月10日，滇军缴获川军10月9日的一份作战命令①，得悉川军将于一周内实施攻取荣县、自流井、威远，并相机进攻綦江的作战。为了先发制人，滇军决定提前发动进攻。10月12日，顾品珍令金汉鼎率三个团夺回内江。金旅于当晚出发，隐蔽开进，13日与川军在白马庙接战。次日攻克白马庙，直趋内江城。激战两日，守城的川军张鹏舞旅弃城逃走。滇军于15日占领内江。当晚，川军第三师李挽澜旅偷渡沱江，占领内江城郊白塔寺高地，向城内发炮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滇军损失较大。后金汉鼎组织敢死队攻下了白塔寺，李旅被迫退走，内江防御始趋稳固。

　　由于滇军进攻内江，四川代理督军周道刚公开放弃“中立”立场，通电声讨滇军。10月22日，川军第一、二、三师约四万余人，对滇军发动全面进攻。其部署是：第一师之第一旅（加强第二旅一个团）由永川直攻泸州；第二师与陈洪范、刘成勋两混成旅及赖心辉等四个支队进攻荣县；汪可权、舒荣衢两旅进攻威远，尔后向叙州发展；第三师反攻内江，另以龙光独立旅进攻自流井，得手后与一师夹击泸州。23日，第三师顺利攻下内江，滇军金汉鼎旅分路撤往自流井和泸州。10月26日，川军第一师经永川攻占北雅镇，尔后进逼泸州。中路第二师之第三旅于25日攻占威远后，以主力配合第三师进攻自流井，以一部兜击荣县。防守荣县的滇军第一军田钟谷旅奋力抗击，毙伤川军千余名。后因川军抄袭后路，遂于31日放弃荣县，退往叙州。川军第二师各旅乘势追击，兵临叙州。

　　（三）泸州、叙州之战

　　泸州驻有滇军赵又新、黄毓成两个军部及所属两个旅。但是，赵、黄两军不相统属，各自为战；其中一个旅又多新兵，无作战经验。因此，滇军在泸州的防御薄弱，除防守城区外，城郊各要点未置一兵。11月10日，周道刚委徐孝刚为川军第一师总指挥官，指挥该师从泰安场进攻泸州；另有第三师分别由富顺、荣昌向泸州进攻。16日，川军第一、三师对泸州发动总攻，迅速控制了五峰顶、小市诸要点。在川军攻势面前，滇军各级官长“各为顾货财、保妻子之计，不知勇猛督率所部，生死与争”②，以致素称“铁打泸州”的坚城，于21日轻易失守。滇军经蓝田坝、纳溪向南溃退，拥挤践踏，互不相顾，沿途又遭棒匪袭击，“死伤相继，尸血载道”③，部队损失过半。川军渡江追击，于11月23日攻占纳溪。

　　在川军第一、三师攻占泸州两日后，第二师也对叙州发动了总攻。滇军守叙总司令为赵钟奇，下辖马、赵式铭两旅，分别防守宗场、炊锅山、白沙场、真武山、翠屏山等高地。11月23日上午，川军第二师以三旅之众，并联络棒匪数千，分别从白沙场、宗场两个方向对叙州发动进攻。防守宗场之滇军一个团初抵战地，不熟地形，在敌两路夹击下放弃阵地，撤往吊黄楼。防守白沙场、象鼻场之滇军闻宗场失守，因翼侧暴露，亦弃守后退。吊黄楼系叙州北面之咽喉要地，滇军竭力据守。川军见吊黄楼难于攻取，遂一面在此佯攻，牵制滇军，一面派兵由上游渡过岷江，从翼侧攻击翠屏山，同时派遣便衣队潜入城内，袭击滇军司令部。防守吊黄楼之滇军见敌人兜击侧后，军心摇动，纷纷放弃阵地，向叙城撤退。赵钟奇等将领下令紧闭城门，不知所措。28日，滇军放弃叙州城，“分头乱窜，有由柏树溪退者，有向筠连退者，有经牛街镇雄方向退者；沿途均被团防、棒匪堵击，枪支大半散失”①。此战，滇军伤亡二千余人，弹药辎重损失殆尽。11月29日，赵钟奇率残部退至安边，旋又退守横江。川军占领叙州后，乘势南进，连陷高县、庆符、珙县、筠连、兴文等县，大有进窥云南之势。

　　滇军在泸州、叙州之战中所以遭到惨败，主要由于防守泸、叙的兵力弱于川军；其次是唐继尧远驻毕节，却直接指挥各旅作战，以致前线各部队之间互不协同，举措紊乱；此外，士兵普遍存在厌战惧战情绪，以致稍战即溃。泸、叙失守后，唐继尧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攻渝作战上，他一面下令攻渝部队加紧作战，提出“我军可胜不可败”，一面令新组建的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火速入川，牵制川军，准备一旦重庆得手，立即反攻叙、泸。

　　五、重庆之战

　　（参见附图三十三）

　　川军攻占泸州、叙州后，未能按预定计划牵制住攻渝之滇军，反使自己被牵制在叙、泸等地，进退两难。同时，川军的后方也动荡不安。1917年11月1日，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布独立。唐继尧委张为靖国军第七军军长，令其率所部三十营进攻汉源，威胁成都。不久，由孙中山派遣入川的中华革命党人黄复生、石青阳和前川军将领卢师谛、颜德基等人，招集旧部、散兵游勇和绿林武装，组成四川靖国国民北伐军，在永宁、合江和綦江一带活动，配合滇黔军进攻重庆。于是，四川的军事形势发生了不利于川军的变化。

　　滇黔军攻渝之战早于1917年11月初即已开始。滇军何海清、李友勋两旅乘川军第一师西进攻泸之际，迅速由两翼袭取永川和合江，切断了攻泸川军与江津、重庆守军的联系。与此同时，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指挥该师和石青阳之四川靖国军一部，由綦江分兵两路向重庆推进：一路经广兴场、夹滩场进迫江津；一路出龙岗经界石进攻三百梯，拟从正面进攻重庆。该路部队约两个团，秘密开进，隐蔽接敌，顺利通过龙岗、界石，突然于11月12日晨将防守三百梯的北军吴光新部一个营团团包围，并发起猛烈进攻。北军旅长李炳之亲率一团驰援，凭险顽抗。黔军见正面进攻受阻，便分兵一部，企图从侧翼经鹿角场、黄角桠袭击重庆，结果遭到北军李旅另一个团的节节抗击，进展缓慢，其后路又受到自土桥方向迂回而来的一营北军的威胁，被迫于14日退守鹿角场。

　　此时，另一部黔军向江津发动了进攻。江津位于长江南岸，距重庆数十公里，是由长江北岸进攻重庆的重要通道。黔军以四个营的兵力，于11月11日秘密进抵江津外围，并控制了龙门滩、夹滩场等要地。12日晨，向江津城发起进攻，顺利攻占了城南高地。这时，防守江津之川军仅第一师一个营，周道刚急令刚抵重庆的管金聚之陕军第二梯团（步兵两营，骑、炮各一连）增援江津。陕军赶到江津后，以一营扼守沿江要隘，另一营配合川军仰攻城南高地，经两昼夜战斗，终将黔军击退。20日，滇军李友勋旅赶到，配合黔军一举攻克江津。

　　11月26日，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抵达江津，与黔军师长王文华商定协同攻渝作战计划。其要点是：滇军负责阻截可能由泸州援渝之敌，并以主力从江北分由走马岗和江津指向重庆，为助攻；黔军以一部固守江津、白沙，其主力沿长江南岸进攻黄角桠、连山一带，为主攻；电请唐继尧转饬赵又新、黄毓成所部反攻泸州，以牵制叙、泸之敌，掩护攻渝部队之侧后安全。唐批复：“叙泸方面，正力图恢复。重庆须早日攻下，方有办法。计划既商定，此间不为遥制”②。由此观之，唐继尧似乎汲取了叙泸之战的教训，改变了对前线部队统制过死的做法。

　　11月30日，滇黔川靖国联军①按计划分路向重庆发动了进攻。江北滇军分为两路：右路李友勋旅由江津向白市驿方向推进。当日克铜罐驿，12月1日进占陶家场、福寿场，次日克白市驿。左路何海清旅由永川进击，于12月2日克走马岗、老关口，3日进迫浮图关。与此同时，长江南岸之黔、川军也对铜元局、黄角桠之敌发动了进攻。该方向有北军吴光新所部之李炳之旅和川军第一师之两营特种兵，共约千余人。黔军投入作战的部队共九营，加上石青阳所部四川靖国军，共约二千人。12月1日，黔川军分左右两路奋勇进击，王文华“严令前敌各军，虽伤亡至五六营以上，不准稍退一步”①。血战数日，黔军共伤亡营长以下官兵约千人，终于在12月4日上午进据真武山和黄角桠，与重庆仅一江之隔。

　　周道刚、吴光新见滇黔川联军兵临城下，感到重庆难保，遂弃城而走。吴光新部于12月3日夜乘船退往宜昌，周道刚率所部于11月4日晨退往合川。4日下午，滇黔川联军进占重庆，请熊克武出面维持秩序。13日，熊克武致电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成都之战

　　滇黔川联军攻占重庆后，即确定了以占领成都为主要目标的全线进攻作战计划。进占重庆的部队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四川靖国军为右路，由重庆出壁山，经青木关、合川西攻成都；贵州靖国军为中路，由重庆出壁山、大足，经安岳、乐至进逼成都；滇军顾品珍部为左路，由重庆西攻永川、荣昌，进取内江、资中，尔后北攻成都。与此同时，退驻川南的滇军赵又新、黄毓成等部由永宁北攻纳溪、泸州，然后一路循长江反攻叙州，一路经富顺进攻自流井，得手后，再进取威远、荣县，经仁寿进逼成都。

　　联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颇为顺利。12月15日午前，滇军赵又新部攻占纳溪，继向泸州进逼。18日，川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王■在合川发出通电，宣布护法，驻守泸州之刘湘第一旅随之动摇。19日，滇军一举攻占泸州，刘湘旅退往永川。22日，顾品珍部攻占永川，川军第一师代师长徐孝刚暨刘湘旅退往隆昌。

　　12月18日，冯国璋特任刘存厚为四川督军。1918年1月1日，甘心附逆的刘存厚在成都正式就职，并电饬徐孝刚固守隆昌，阻止滇军前进，准备调集兵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夺回泸州、重庆。然而，未等川军反攻，滇黔川联军先敌发动了更为强大的攻势。其部署是：滇军顾品珍部由永川沿大路攻取隆昌、内江；赵又新部一由泸州攻富顺，一向叙州进攻，以为牵制；黔军王文华师之一部出大足，经吴家铺助攻隆昌、内江；川军石青阳部进攻安岳、乐至；熊克武部一由安岳取遂宁，一攻顺庆；叙南赵钟奇部牵制盘踞叙州之川军，策应主要战场行动。据此部署，顾品珍所部于1月2日占荣昌，8日下隆昌，15日占内江；熊克武指挥之川省靖国军于1日克渠县，3日克遂宁，9日克顺庆（今南充）、保宁（今阆中）；黔军王文华师占领了大足等地。此后，赵又新所部于14日占富顺；叙南赵钟奇进占屏山、筠连。靖国联军的强大攻势，不仅打破了刘存厚反攻泸州、重庆的计划，而且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实力。刘、钟、周各部被压缩在叙州、自流井、简阳至成都的狭长地域内。

　　刘存厚面对险恶形势，一面迭电北京政府，请速接济枪支弹药，并请转令陕、甘、鄂三省督军迅速抽调劲旅增援；同时再次调整兵力，准备对联军实行局部反攻，企图夺回部分失地，稳住阵脚，坚守待援。1月16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20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场。刘存厚军反击作战，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②，但其

　　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1月23日，冯国璋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为该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企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办法，继续把刘牢牢地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北洋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洋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然而，这种顽固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1月25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30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①。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阳失守，北洋政府本其必先争湘图粤的既定方针，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因此，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1月31日，滇军攻占叙州，2月2日攻占内江、富顺，6日攻占自流井。刘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阳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1月31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素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①。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克日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要点，等待北洋政府救援。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攻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中的部分兵力至简阳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2月上旬，防守简阳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阳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占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阳。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阳刘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2月16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18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入，于2月18日占领简阳，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于2月19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3月8日，孙中山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滇黔川联军攻占成都后，唐继尧于3月下旬开始组织部队援鄂援陕。但这时湖北靖国军已败退鄂西，滇黔援鄂军遂与北军相持于宜昌、夔州间，不再前进。

　　滇黔军所以取得攻川之战的胜利，主要由于其作战指导比较正确。滇黔军入川伊始，针对刘军主力集中于川南的情况，把注意力放在防守薄弱的重庆方面，兜击刘军的后方。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以后虽出现了叙州、泸州相继失守的危局，进攻重庆的初旨仍不动摇，结果重庆一经攻占，战场形势马上发生变化。在攻占重庆后，联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叙州刘军，集中主力分由重庆、泸州迅速攻取成都，使刘军陷入困境，从而完全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此外，中华革命党人在四川组织反刘武装和联军注意开展分化川军的工作，也为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刘存厚军的失败，主要在于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军事上急功近利，缺乏全局部署。他只顾争夺叙、泸，而忽视对后方要地的防守，结果虽得叙、泸，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既不能向纵深发展，又不能回兵救渝，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终于招致最后失败。

　　滇黔军进攻对抗护法运动的刘存厚所属川军，固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以护法为名，行吞并四川之实，这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因而其胜利也是暂时的。滇军进占四川后，耀武扬威，专横跋扈，与黔、川靖国军的矛盾逐渐加深，开始酝酿一场新的军阀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