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胁迫选举总统，废弃临时约法

　　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以为主要障碍已除，便加快步伐向民主共和势力进攻，采取种种卑劣狡猾的手段，为复辟封建帝制、建立袁家王朝进行准备。

　　首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为达此目的，他收买一些议员拼凑成“公民党”，与原进步党一道，操纵国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并于1913年10月4日草草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进行总统选举时，袁组织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包围国会会场，胁迫议员投他的票。从早8时至晚10时，议员们连续投票三次，袁世凯才勉强当选。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认为国会和政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心把它们一脚踢开。11月4日，袁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停止其余国会议员的职务，每人发给旅费四百元，令其返回原籍。于是，象征民主政治的国会，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

　　取消国会后，袁又着手毁弃束缚他手脚的《临时约法》。他匆匆拼凑起一个名为“约法会议”的立法机构，按其意旨草草炮制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年底，袁世凯又炮制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任期届满时，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为终身总统，并可世代相传，与专制皇帝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梦想名副其实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二、签订“二十一条”，寻找复辟靠山

　　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际，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暂时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进一步侵吞中国提供了良机。它借对德宣战之机，于1914年秋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横行。1915年1月，日本又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①。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于同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其卖国贼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换取了日本的支持，袁世凯以为复辟帝制的条件业已成熟，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唆使其亲信幕僚杨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冒充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公开鼓吹恢复帝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变更国体。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有的上书“劝进”，有的组织各种“请愿团”，拥袁称帝。在袁世凯操纵下，从10月28日开始，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结束，“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②又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达到了高潮。

　　三、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全国掀起

　　反袁浪潮

　　袁世凯的称帝复辟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打倒袁世凯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反袁的主力军。除上海等城市的工人积极开展反袁斗争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实行武装起义，攻州占县，动摇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基础。

　　在政治集团方面，国民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武装讨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革命力量。1915年夏，该党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军”，指派干部分赴上海、山东、陕西等地，筹设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四个军的总司令部，联络军队和会党，策划武装起义或进行暗杀活动。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广东革命党人在惠州、博罗、佛山等地组织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1月10日，上海革命党人刺死了袁的重要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发动了“肇和”舰起义③。1916年2月，山东的革命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连克十余县，威胁省城济南。此外，由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其它零星起义遍布全国各地。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人仍然不注意发动群众，仅仅依靠暗杀或策动一些会党和旧军队进行军事冒险，最后都难免失败，因而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造成重大的威胁，也未能把全国的反袁力量领导起来。尽管如此，这些武装起义，对于全国的反袁斗争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作用。

　　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同时，一部分拒绝加入该党的前国民党骨干，在东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④。由于他们开始时没有提出反袁的口号和纲领，因而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后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人投入云南的讨袁行列，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柏文蔚等后来也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

　　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本为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遗弃，同时也看到袁的复辟帝制活动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一个“普天同愤”的局面即将出现，才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反袁。当时的进步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实力和影响，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军阀的支持。他们利用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把领导反袁斗争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里。梁启超与进步党军人蔡锷①密商后，决定了一文一武两步方案：梁启超发表文章，夺舆论先声；蔡锷伺机离京回滇，策动军事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洋军阀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甚至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心腹干将，亦纷纷离袁自保。1915年5月末，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北京西山，不问政事，不久便被免职。江苏将军冯国璋对复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袁对冯拥兵外省很不放心，12月调其任参谋总长。冯以“害病”为借口，拒不到任。国务卿徐世昌对复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并于10月辞职离京。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