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八月生。母钮祜禄氏，雍正帝封熹贵妃。弘历六岁时，由康熙帝收养宫中，亲授书课，深得宠爱。雍正帝即位后，为防止日后的皇位纠纷，秘密书写继承者的名字，封存于乾清宫匾额之上。密书名即是弘历。雍正帝在位时，弘历深居读书，尤好汉诗文，虽曾参与军事谘议，受封为和硕宝亲王，但基本上是生长深宫，如他自己所说：“于外事总未经历”（《高宗实录》卷一），与乃父即位前迥然不同。

　　乾隆帝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张廷玉、原任大学士鄂尔泰等开读密封，拥帝即位，受命辅政。乾隆帝服丧期间，由允禄等总理事务王大臣执政，撤销雍正时设立的军机处，另设总理事务处办事。在此期间，乾隆帝仍不时过问政事。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十一月，乾隆帝服丧期满，亲自执政，总理事务王大臣解任，总理事务处也随之撤销。复设军机处，草拟诏旨，处理章奏，以鄂尔泰、张廷玉等为军机大臣。乾隆帝由此组成满汉大臣集团，建立起他的统治。

　　（一）乾隆初政诸措施

　　乾隆帝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由于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又并不甘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雍正帝因力矫康熙末年的积弊，施政不免严猛。乾隆帝在即位的次年即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的诏谕中说：“大抵皇祖圣祖仁皇帝时，久道化成，与民休息，而臣下奉行不善，多有宽纵之弊。皇考世宗宪皇帝整顿积习，仁育而兼义正，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严峻之弊。朕缵承统绪，继述谟烈，惟日孜孜，正欲明作有功，以几惇大成裕之治。”（《高宗实录》卷十二）乾隆帝这段话表明：他力图矫正前朝或宽或严之弊，从而以所谓“宽严相济”作为施政的方针。乾隆帝即位之初的十多年间，依此方针，实行如下的一些重大措施。

　　一、宽赦与严惩

　　乾隆帝初即位，即下诏说：“凡皇考办理未竟之事，皆朕今日所当敬谨继述者。”（《高宗实录》卷一）但依据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对前朝已经处置的重大案件，又重新做了处理。

　　雍正帝严惩宗室兄弟，翦除政敌允禩、允禟一党，令其削籍离宗，赐名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禟相继死于狱中。宗室多人也被株连。乾隆帝即位后，于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九月，诏宗人府依圣祖康熙帝处置宗室例，将宗室、觉罗中有因罪革退名号，并其子孙除去玉牒，不准载入者逐一查明，分赐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十月，谕将雍正帝拘禁的允■、允禵宽宥。已死的允祉收入谱牒。又命廷臣重议允禩、允禟子孙事。十一月，诏依圣祖处置莽古尔泰等例，将允禩、允禟之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即重新承认他们的宗籍，仍为皇族。乾隆帝此举，旨在争取皇族宗室的支持，用意是明显的。雍正帝处置年羹尧案，涉及依附他的汉人文士汪景祺、查嗣庭，家属子孙均被流放。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下谕说，“汪景祺狂乱悖逆……，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开恩赦回。”（同上，卷十四）族人牵连革禁者，也予宽宥。查嗣庭子姪拘系配所者，也从宽赦回。

　　乾隆帝在宽赦前朝满汉罪臣族属的同时，又严厉处置了曾静、张熙。湖南靖州人曾静及弟子张熙，因雍正时传播吕留良反满思想，劝说岳钟琪反清案被拘。雍正帝赦其死罪，命往江浙各地宣讲，自陈悔悟。乾隆帝即位后，随即加重处置，说：“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同上，卷九）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乾隆帝初即位，即处置曾、张，旨在镇压汉人的反抗，用意也是明显的。

　　二、减免赋税

　　清王朝建立起封建制的统治后，征收赋税是对广大农民的主要的剥削方式，也是向地主索取钱粮的主要手段。因而减免赋税便成为朝廷争取各阶级民众的最便当的方法。乾隆帝即位时，前朝建树的富盛的国力，为他准备了减免赋税的物质条件。父祖因减免赋税而博得赞誉的事实，又为他提供了借鉴。乾隆帝初即位下诏颁布合行事宜，恩赏各级官员，即令查明“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候旨豁免。”（《高宗实录》卷二）甘肃省因连年负担军需，雍正帝在世时已有旨，将本年地丁钱粮全行捐免。此后十年间，乾隆帝不断减免各地赋税。全省通免及一次减十州县以上者，屡见于清《高宗实录》及乾隆《会典》。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二月，在豁免甘肃应征钱粮的同时，又谕“陕西只征一半，以昭格外之恩。”（同上，卷十二）又免贵州通省钱粮一年。二年，免顺天直隶额赋，免山东正项钱粮一百万两。三年，免江南松江府额赋。四年，免陕西榆林等十一州县逋（欠）赋。六年，免福建台湾逋赋，江苏苏州等府属逋赋。七年，免直隶、江苏、安徽、福建、甘肃、广东等省雍正十三年逋赋，并免江南、浙江未完雍正十三年漕项。十年六月，又命普免全国次年钱粮，下诏说：“朕临御天下……，躬行节俭，薄赋轻徭。……是以左藏尚有余积。数年以来，直省偶有水旱，朕加恩赈济，多在常格之外。如前年江南被水，抚绥安插，计费帑金千余万两。”“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将丙寅年（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年）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豁免。”（同上，卷二四二）廷议三年之内轮免一周。乾隆十年下诏普免钱粮，一时颂为盛事，也说明当时确是财力充裕，左藏有余。乾隆帝即位后的十多年间，如他自己所说，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都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史不绝书。乾隆帝以减少税收的办法，安定人心，防止动乱，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汉人文士的选用

　　清王朝经过康、雍两朝采用汉制统治广大汉人地区，汉人文臣已在统治集团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即位后，在处置曾、张以镇压汉人反抗思想的同时，又以多种方式，选擢文士，开拓仕途，以争取汉人文士的臣服。康熙时曾于科举定例之外，特设博学鸿儒科，擢选文士。一七三三年（雍正十一年），曾诏举博学鸿词。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乾隆帝即位后，随即于十一月下诏说：“皇考乐育群材，特降谕旨，令直省及在朝大臣，各保举博学鸿词之士，以备制馆之选。乃直省奉诏已及二年，而所举人数寥寥。……朕因再为申谕，凡在内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务宜悉心延访，速行保荐，定于一年之内，齐集京师。”（《高宗实录》卷六）次年二月，各省所举文士即有一百余人到京。九月，在保和殿御试一百七十六人，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吏部侍郎邵基阅卷。考取一等五名，二等十名。乾隆帝亲自召见，授一等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为翰林院编修。二等中由科甲出身的陈兆仑、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授为翰林院检讨，未经中举的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陈士■、齐召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七月，张廷玉等又考取续到博学鸿词之士一等万松龄、张汉为翰林院检讨，二等朱荃、洪世泽为翰林院庶吉士。博学鸿词科是皇帝特设的制科，考取者即可入官翰林院，一时被士林视为殊荣，贵于例行的科举。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五月，举行定例的科举，考取于敏中等三百二十四人。赐进士及第三人，进士出身八十人，同进士出身三百四十一人。殿试进士，原由主考官阅卷。乾隆帝亲自阅定前十名，诏谕主考官说：“卿等所拟第四卷，策语字画俱佳，可置第一。所拟第一卷改置第二。所拟第七卷亦佳，可置第三。所拟第二卷改置第四，……。”乾隆帝亲自阅卷，决定名次，掌握了科举取士的权柄。同年，又亲自考试翰林、詹事等官，说：“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高宗实录》卷四十）阅卷后，依文字优劣，定为四等，分别予以升降，以至休致。乾隆帝由此加强了对文士的选擢和控制。康熙以来，国子监生和知县官缺，可输钱米捐纳，是一项弊政。乾隆帝即位后宣布停止捐纳，也有利于科举取士制的实行。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六月，乾隆帝命内阁学士方苞主持选颁四书文，将明朝及清初的科举应试文章，选集数百篇颁布，以为举业指南。六年正月，又谕各省督抚学政，采访近世研究经学的著述，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十四年十一月，因翰林以文学侍从，多致力于同章，诏谕各省公举潜心经学之士，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以应精选。由此访得顾栋高等名儒四人，于十六年并授国子监司业。乾隆帝通过多种途径察访文士儒生，也从而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四、统治核心的整顿

　　乾隆帝初即位，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核心势力，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三月，乾隆帝因祭堂子（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俸和护卫。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允■子弘皙、允祺子弘■、允祥子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十月交宗人府审处。弘皙革去亲王，弘■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俸。十二月，弘皙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高宗实录》卷一○六）。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即位亲政，复设军机处后，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鄂尔泰历仕三朝，能文能武，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七月，因办理贵州苗疆事务获罪，解大学士任，削去一等伯爵。乾隆帝即位，受命为总理事务大臣，授一等子爵。次年，为军机大臣，三等伯。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兼议政大臣。安徽桐城人张廷玉，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乾隆帝即位，倚用鄂、张二老臣辅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著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一七四○年（乾隆五年）四月，在一个谕旨中说：“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同上，卷一一四）昭■《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多次告诫臣工，预防朋党。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昭■《啸亭杂录》以此事为刑部侍郎张照诬谮）。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清史列传》）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有旨慰留。四月病死。

　　自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早在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四月病死，年八十。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二）边疆战事的发动

　　乾隆帝即位的二十年间，主要在稳定政局，巩固他的统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但初年曾出兵镇压贵州苗族的反抗，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又开始了对四川西部大小金川的征剿。

　　一、苗疆战事

　　雍正帝时，张广泗等攻占贵州古州苗人地区，鄂尔泰在古州设镇，为总兵驻地。又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的清江（清水江）、丹江、八寨等城设立协营驻兵。后改清江为镇，与古州分辖。鄂尔泰因而晋封伯爵，入为武英殿大学士。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清军在台拱驻兵，引起苗民反抗。次年，清军攻占台拱。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春，各地苗人因反抗征粮起义，接连攻陷数城。六月，雍正帝诏发云南、四川、湖北、广东等六省兵会剿，特授云南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领兵作战。七月，又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总领其事。张照至苗疆，认为强行“改土归流”并非良策，与哈元生不和。清兵数月无功，苗人起义更加迅速发展。鄂尔泰也因此被免去大学士职。

　　乾隆帝即位后，十月间逮捕张照，治罪，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诸军。张广泗至军，劾哈元生徒事招抚。免官逮入京师论斩。乾隆帝命免死赴西路军效力。张广泗又劾董芳师集数月，剿抚无端。免官逮至京师，以副将发云南。张广泗调集贵州兵，集中于镇远府。分三路进攻苗寨。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春，又增加兵力，分八路进军。四、五月间，对起义苗民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六月间战事结束，共毁苗寨一千二百二十四所，斩杀一万七千余人，俘掳二万五千余。乾隆帝不惜发动大军大肆屠杀，为苗民带来惨重的灾祸。但迫于苗民的坚决反抗，战事过后，仍不得不宣诏免除苗疆的钱粮，永不征收。苗人之间的诉讼，也仍依苗人习俗处理，不拘清朝的律例。

　　二、对瞻对土司的镇压

　　四川打箭炉西北，有瞻对土司，居雅龙江畔岸山中，称为上瞻对、下瞻对。各有首领（土目），居民是土著的藏族。有人恃险劫货，掠及清台站士兵。官府捕治时，土司隐匿不交。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川陕总督庆复偕四川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奏请发兵进剿。庆复、李质粹分兵数路围剿上瞻对，上瞻对土目四朗降。清兵合力进攻下瞻对诸寨，下瞻对首领班滚力战，不敌，请降。庆复不许，上疏报捷。乾隆帝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春，庆复以明正土司汪结为向导，继续进军。四月，庆复、李质粹领兵进攻丫鲁地方，烧毁碉楼四十余座。碉内所居男妇老幼，俱被火烧。李质粹咨报班滚已自焚死。六月，庆复据以奏报朝廷。乾隆帝以为可疑，说：“惟班滚渠魁，断不可容其漏网。”传谕庆复继续查访，“留心踪迹，毋留遗孽。”（《高宗实录》卷二六八）清军暂且收兵。

　　三、第一次大小金川之战

　　四川西部金沙江上游，有两水，因山中产金，俗称为大小金川。藏族部落居两川附近地区，称大金川为促浸水，小金川为■纳水。大金川首领嘉勒塔尔巴于一六六六年（康熙五年）由清廷授予嘉勒巴演化禅师印，统领部众。其庶孙莎罗奔曾随岳钟琪部进军西藏，有功于清廷。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授予金川安抚使的封号。莎罗奔依靠清廷的支持，雄据一方，声势渐盛。又以己女阿扣嫁小金川首领泽旺，以图控制。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莎罗奔曾将泽旺捉拿，被清大学士管川陕总督事庆复制止。庆复在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奏报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即莎罗奔）性更凶顽……，更欺压小金川。去年竟有将小金川土司拿去之信。经臣差弁严查……，方遣土目具禀军前，当即严加申饬。”（《高宗实录》卷二八三）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正月，四川巡抚纪山奏报说，莎罗奔侵占邻近的革布什咱土司地方，彼此仇杀，并诱夺泽旺印信。乾隆帝认为是土司之间的“小小攻杀”，诏谕“即当任其自行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令其畏惮奉法，恩抚感怀，各得其道，先事所筹，无致轻有举动。”（同上，卷二八四）随后，庆复又奏报莎罗奔“近攻革布什咱之正地寨，又攻明正土司所属之鲁察景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乾隆帝得报大怒，说“看此情形，则贼首恃其巢穴险阻，侵蚀诸番，张大其势，并敌扰我汛地，猖獗太甚。”三月，调任镇压苗民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会同庆复相机进剿（同上，卷二八六）。

　　张广泗领兵三万进攻金川。六月，小金川土司泽旺及弟良尔吉来降。张广泗即驻兵于泽旺的美诺寨，命良尔吉从征。庆复被召回京。张广泗分兵两路攻打大金川。莎罗奔阻山为石垒，清军无法前进。十月，纪山及张广泗先后奏报莎罗奔乞降。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此番官兵云集……，断无以纳款受降，草草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同上，卷三○一）十一月，张广泗又奏报莎罗奔遣使乞降，“臣复面加晓谕……，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乾隆帝旨复：“甚是！甚是！是慰朕怀。”又批：“好！明告之，甚是。”（同上，卷三○五）年底，清军仍不能前进。

　　在此期间，张广泗察知下瞻对首领班滚隐藏未死，庆复奏报班滚自焚事不实。乾隆帝命他继续查访核实，将庆复免官，与李质粹同下刑部狱。审讯，以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正月，张广泗又奏请增兵一万进攻，但至三月，仍无进展。四月，乾隆帝命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为经略大臣，到四川督师，并起用削职的岳钟琪以总兵衔到军中听用，起用董芳为四川重庆总兵从征。大金川以勒乌围与噶尔■两寨为主要据点。莎罗奔自驻勒乌围，其侄郎卡驻噶尔■。六月间，讷亲至军，急于求功，限令三日攻下噶尔■。清军发起猛攻，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战死，无功而退。张广泗蔑视讷亲，临阵推诿困扰。讷、张不和，军心瓦解。讷亲上疏劾奏张广泗“糜饷老师”。岳钟琪至军，升为四川提督。雍正时，岳钟琪遭张广泗弹劾罢官。这时，他也密奏张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泄露军机。九月，乾隆帝将张广泗革职，交刑部治罪。十二月逮捕入京处死。讷亲也被召回京，以贻误军机革职治罪。次年正月，被处死。

　　乾隆帝召回讷亲、张广泗后，九月间，晋升协办大学士傅恒（满洲镶黄旗人）为保和殿大学士，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十月，傅恒奉旨出发，十二月入川。傅恒至军，在卡撒驻营。察知张广泗信用的良尔吉，与莎罗奔女阿扣私通，向莎罗奔密报军情。随即将良尔吉、阿扣及引荐良尔吉的汉人王秋斩首，军中震动。傅恒奏报作战方略、当地险要形势及期以四月间取胜，并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乾隆帝得报“深不以为然。”这时，边疆战事已经并非必要地拖延经年，损兵折将，虚耗资财。乾隆帝已渐有悔悟，谕军机大臣传谕傅恒，说他“辗转思之，竟至夜不成寐。”“现在酌拨帮帑项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同上，卷三三一）几天后，又以“恭奉皇太后懿旨”名义，传谕傅恒，限令四月初旬以前结束战事。次年正月，乾隆帝决意撤兵，诏谕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另有谕旨寄发，召经略大学士傅恒还朝。”（同上，卷三三二）傅恒接谕后，交还原旨，请求继续攻打噶尔■。说：“攻克贼巢，旦夕可必。一篑之亏，诚为可惜。”（《清史列传·傅恒传》）乾隆帝得报，不允。再次下谕，召傅恒还朝，并赐诗三章，有句云：“武岂黩兵应戒彼，绩惟和众孰同斯；功成万骨枯何益，壮志无须效贰师。”（同上）傅恒得旨，适莎罗奔遣使来降。傅恒谕令莎罗奔、郎卡亲到清营来降，当赦免不杀。为取信于莎罗奔，提督岳钟琪只率十三骑亲自到勒乌围开谕。莎罗奔率领郎卡随岳钟琪到清军大营投降，誓遵六事：不侵犯邻封、归土司侵地、献出凶手、资送内地人、纳军械、供徭役。傅恒宣诏赦免莎罗奔，领兵还朝。乾隆帝褒赏傅恒，后封岳钟琪三等公，赐号威信。董芳赴镇料理善后，以功加左都督。

　　乾隆帝先后发动对瞻对和大小金川的征剿，战事经年，为当地居民带来极大的灾祸，清廷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的发动，并非由于藏族居民反抗清廷，而只是因为边地出现的某些纠纷。这些纠纷本来并不是不可以妥善处理。乾隆帝轻率出动大兵，又一再拒不接受当地土司首领的投降，务期“尽灭”以维护所谓的军威国体，实际上也就是树立乾隆帝的声威。乾隆帝的横暴的镇压，遭到边地居民的顽强抵抗。清廷先后处死大学士、总督等满汉重臣三人，将官多员战死，伤亡兵士数千。战争耗费军需银七百七十五万两（实销六百五十八万，移驳一百十七万。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以致不得不动用各地的后备，使“财用枯窘”。清廷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仍然不得不收兵纳降，继续承认当地土司的统治。军事上的表面的胜利，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失败。不必要的连年战争冲击了乾隆初年保持的承平局面，也为此后的黩武邀功开了端绪。

　　（三）帝后巡游与究治朋党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乾隆帝在捐免直省赋税的诏谕中曾自称：“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民依切念。躬行节俭，薄赋轻徭。”“今寰宇敉宁，既鲜靡费之端，亦无兵役之耗。”（《高宗实录》卷二四二）如果说，大小金川之役是开始了并非不可避免的“兵役之耗”，那么帝后的巡游和皇室的豪侈，又开了“靡费之端”。

　　一、帝后巡游

　　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在承德府修建行宫，称避暑山庄。夏秋间皇帝在木兰狩猎，称为“秋■”。驻跸避暑山庄听政。秋■驻跸实际上是继承了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纳■制的传统，以保持骑射的武风。但山庄的修建，模仿江南园林，日益豪侈。乾隆帝于一七四一年（乾隆六年）开始举行秋■，奉母钮祜禄氏皇太后（嘉庆时谥孝圣宪皇后）同行，驻山庄避暑。此后隔年一至。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以后，每年夏秋必至，均奉皇太后同行。乾隆帝上效康熙帝，又连年巡游南北各省，号为东巡、西巡和南巡。康熙帝的出巡，旨在考察形势、巩固统治和视察黄河的治理。乾隆帝的巡游，主要以游乐为目的，上下虚耗，所经之处竞尚侈丽，带来巨大的靡费。

　　谒陵与东巡 乾隆帝生长京师，不知满洲故乡风土。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八月，奉皇太后自北京启行，前往盛京祭谒祖陵。临行前下谕说：“朕奉皇太后前往盛京，恭谒祖陵，所有经过州县，不令丝毫扰累。但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将各地本年应征钱粮捐免。所谓“不令丝毫扰累”，自是空文。“有资民力”，则是事实。启行之前，各地即忙于修筑桥梁道路，铺设驻跸宫幄等所谓“应办差使”。孝圣太后与乾隆帝途中驻跸避暑山庄，在木兰行围。蒙古王公台吉随行。行围后赐宴并颁赏腰刀缎疋，随行兵士亦各有赏银。行经召乌达盟，盟长贡献牛羊驼马。乾隆帝以经过地方“蒙古人等修理桥道，备办一切用项，俱属整齐妥协”，下谕褒奖，对各级官员、兵丁颁赏大批缎布等物。九月，至盛京，先赏赐盛京将军银五千两、副都统银二千五百两。随即举行大宴，盛京文武官员、三陵官员及自京随来的王公大臣、官员、蒙古王公、额驸等均入宴，规模盛大。皇太后与乾隆帝先祭谒永陵（景祖觉昌安、显祖塔克世陵。原称东京陵，顺治十六年尊称永陵），然后祭福陵（太祖陵）及昭陵（太宗陵）。三陵祭仪，均依康熙时定例。祭后又盛宴诸王及文武大臣，庆贺礼成。乾隆帝受贺并亲制《盛京延宴世德舞辞》，以汉高帝过沛而歌大风自比。随即以礼成颁诏全国，赏赐文武大臣及奉天旗民。乾隆帝此次东巡谒陵，朝廷耗费了大批的赏赐，盛京及所经各地为接送帝后，更耗费了无数的人力与财力。

　　一七四五年（乾隆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谒陵。八月，途经吉林，驻跸，渡松花江，游龙潭。因“途次迎銮者，踊跃趋事”，奖谕吉林将军、副都统以下各级执事官员、兵丁，赏给缎疋、银两。抵盛京谒陵礼成，又依例颁赏盛京官兵，较一七四三年（乾隆八年）更为丰厚。盛京礼部侍郎世臣，因备办祭典“并不竭尽诚敬，草草办理”，被革职发往黑龙江。乾隆帝赏罚分明，更加助长了地方官员迎銮的靡侈。

　　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去曲阜谒孔子陵庙，游泰山，是为东巡。沿途迎銮竞尚侈丽，过于盛京谒陵。乾隆帝在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的一个诏书中说：“自十三年东巡，该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后乃踵事增华。虽谓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而以旬日经营，仅供逐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事过之后，乾隆帝以“深所不取”为言，以求限止。当年的奢费，不难想见。

　　西巡五台 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往易州谒祭泰陵，然后西游五台山，号为西巡。自顺治帝定都北京后，顺治、康熙两帝都葬在遵化。雍正帝生前，即把自己的葬地定在易州泰宁山下，并修建了陵园。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葬雍正帝于此，称为泰陵。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九月，乾隆帝与皇太后到泰陵行祭礼，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随行。谒泰陵后，自易州去山西五台游赏。乾隆帝下谕说，他“临幸五台，观风问俗”，是为了“周知闾阎疾苦”。事实上，主要是巡游览胜。去五台前，借口山西巡抚阿里■患病，特命兵部尚书班第署理山西巡抚，即日前往，办理巡幸五台之事。帝后抵五台后，赐宴随从王大臣。因“安营除道，未免有资民力”，免五台县明年额赋十分之三。乾隆帝在五台行围。留驻五日后启程。十月，经滹沱河，驻正定府，查阅堤工。经石家庄，驻保定府，游莲池书院，在太平庄行围，由涿州回京。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再次奉皇太后西巡。二月自京师出发，由王公大臣扈从，经涿州、保定府至五台，在菩萨顶驻跸三日后，循原道回銮。临行，在五台下谕说：“朕巡幸五台，所有各处道路，该抚多已预备。其中朕所未到之处，向例不准开销。……赏银一万两，交该抚阿里■通融办理，以补前项诸费之用。”（《高宗实录》卷二五八）山西境内，乾隆帝未到之处，赏银一万两补用，实际筹办费用，当不止此数。直隶境内及山西已到各处，虚耗费用，当然还要超出数倍至数十倍。据说，一九○○年慈禧太后逃到太原，见到乾隆帝巡幸五台时所供用的物品，叹为宫中所未有。其豪侈奢靡，可想而知。

　　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秋八月，乾隆帝又奉皇太后巡幸中岳嵩山。一切供顿，俱由正项开销。依西巡之例，也与赏银一万两交督抚通融筹酌。八月初七日自京启程，先向京东遵化祭谒孝陵、景陵，然后西行去易州谒泰陵。经正定府、彰德府、孟县、洛阳县，十月初至嵩山。祭中岳庙，赐扈从王公大臣及河南巡抚等官宴，在嵩山两日回銮。经中牟县至开封府，留住四日，赐宴阅兵。经卫辉府北返，十一月初回京。下谕将河南一七四九年（乾隆十四年）以前积欠钱粮三十五万两捐免。

　　南巡江南 乾隆帝连年奉皇太后东西巡游，王公大臣随从，转辗各地，贡献赏赐，耗费是巨大的。但最大的靡费还是南巡江南。江浙一带历来是生产最为发展的地区，也是景物繁盛，商业贸易最为发达的地区。康熙帝曾六次南巡，以巩固对汉地的统治，乾隆帝自称效法皇祖，也先后六次到江南巡游。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还京。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正月，又奉皇太后启銮初次南巡。大学士傅恒等王公大臣随行，规模浩大。启程一年前，经行各地即已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筹备迎驾。乾隆帝出发前下谕说：“朕巡行江浙，问俗省方，广沛恩膏，聿昭庆典”，将江苏自乾隆元年至十三年（一七三六至一七四八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积欠三十万五千余两捐免。浙江无积欠，将来年应征地丁钱粮三十万两捐免。随从人等各有帮银路费俸饷，但因沿途诸物昂贵，另加恩赏，傅恒赏银六百两，以次各有赏银。二月间，经山东泰安入江苏，渡黄河至直隶厂，阅洪泽湖高家堰堤工。过淮安，经扬州平山堂高■寺渡江至金山寺，经镇江府，由水路至苏州府驻跸二日。三月初，经嘉兴至杭州。月中自杭州回苏州驻跸。往江宁府，祭明太祖陵。四月，经泰安府，游泰山。五月初回京（《高宗实录》，参《南巡盛典·程途》）。

　　乾隆帝奉皇太后驻跸的城邑，对当地各级官员以致兵丁，屡有赏赐。二月初，在途中下谕说：“朕问俗观风，南巡江浙，清跸所至，广沛恩膏。更念三吴两浙为人文所萃，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幸，素悉■庠，试额频加，覃敷教泽。朕法祖省方，銮舆所莅，式循式典，用示渥恩。”（《高宗实录》卷三八二）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本年岁试文童，府学及州县大学增取五名，中学增取四名，小学增取三名。乾隆帝到杭州后，又颁赐江浙各书院新刊武英殿版十三经、二十二史各一部，又召试呈献诗诸生，谢墉、陈鸿宝、王又曾等三人特赐举人。在江宁，也准此例，特赐蒋雍植、钱大昕等五人举人。

　　乾隆帝巡游之地，当地设备接送，竞尚豪华。据说每处供设，所费不只二、三十万两，超过康熙帝南巡时十倍。帝后的大量赏赐和地方的豪华供设，耗费巨大。所谓“动用正项”和减免额赋，自然远不足用。乾隆帝在山西和山东巡游时，曾准当地商人捐输。游嵩山时，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称：“恭遇驾幸河南，通省绅民咸沐皇仁，无由仰报，情愿捐输，共输银五十八万七千余两，以充公用。”（《高宗实录》卷三七四）乾隆帝饬令给还绅民。南巡江南时，因费用浩大，深虑“办理拮据”，明谕嘉奖“两淮商人，踊跃急公，捐输报效。地方官一应公务，于此取给。”（同上，卷三八二）两淮商人中，以盐商为最富。乾隆帝将两淮纲盐、食盐于定额外，每引赏加十斤，“不在原定成束之内，俾得永远沾受实惠。”（同上）乾隆帝用赏加盐引的办法，换取盐商捐输，以供巡游。盐商自炫富有，官员互竞豪华，侈靡之习，愈演愈烈。袁枚记扬州情形说：“自辛未岁（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奢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然阴闭而■然阳开矣。”（《扬州画舫录·序》）乾隆帝游苏州时，曾说这里“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凡兹士庶，更宜力敦本业，力戒浮华。”（《高宗实录》卷三八三）游杭州后也说：“闾阎趋尚，较吴稍朴。但浮竞之习，举所不免。”（同上，卷三八四）乾隆帝指苏、杭二府趋尚浮华，其实他的南巡，就正是在倡导浮华的风气。

　　康熙帝南巡时，视察黄河河工是主要目的之一。乾隆帝后来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而辛未（一七五一年）、丁丑（一七五七年）两度，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南巡记》）乾隆帝初次南巡，本不以视察河工为目的，“无多指示”是必然的。不过，他经淮南时，曾往视高家堰。自江宁往祭禹陵途中，也至蒋家坝阅视堤工。并曾诏谕河臣尽心修治洪泽湖水坝，对黄河的治理，也还多少有所推动。乾隆帝在巡游各地时，仍在各地批阅奏章，处理军国大政，与荒废政事的单纯的游玩，也还有所不同。不过，南巡的目的，既在于“观风问俗”，游赏胜景，沿途的靡费，不仅耗费了前代积聚的大量资财，也助长了地方官员竞尚华侈，贪贿敲索的颓风，影响是巨大的。

　　二、宫廷的侈靡

　　乾隆帝即位日久，宫廷生活也日益侈靡，任情挥霍。典型的事例，是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冬，为孝圣皇太后举行六十寿辰的庆典。康熙帝曾为孝惠皇太后祝贺六十寿辰，贡献各色珍贵礼物，备极豪侈。但孝惠太后仍令停止筵宴，以为限止。乾隆帝效法乃祖，也为生母皇太后祝寿，但其豪华远远超过康熙时的庆典。

　　京师城西有圆明园，原为雍正帝即位前藩邸赐园。圆明园之南，有畅春园。康熙时，以明人别墅改建。乾隆时，孝圣太后常居此园。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皇太后生日。十九日，皇太后自畅春园去万寿山游幸。次日，自畅春园启銮，入城，入居皇城的寿康宫（在慈宁宫西，后改名寿安宫）受贺。

　　皇太后的庆寿活动虽在京师举行，但成为全国各省都要鼎力筹办的大事。早在本年春初，即由在京王大臣奏准，于万寿山至京一路，“分段预备，公祝圣寿。”乾隆帝诏谕各省督抚，先期遣人进京，按分派地段，预备经坛、戏台之类，“以展臣子祝嘏之诚，而玉辂经过，亦可仰承圣母欢心。”（《高宗实录》卷三八四）各省督抚自然竞相贡献，争奇斗艳。城外自万寿山至西直门，城内自西直门至皇宫西华门，沿路十余里遍设万寿彩棚、戏台、灯彩楼阁之类。城内道路两旁房屋均被遮挡不见。广东省搭设的“翡翠亭”，宽约两、三丈，亭瓦全用孔雀尾翎毛，不下万眼。湖北省搭建“黄鹤楼”，重檐三层，用玻璃作墙壁，高七、八尺。浙江省献“出湖镜”，在广榭中用大圆镜嵌入藻井，小镜数万堆砌四旁，构成镜壁。人入其中，即可照影千百。各省搭设的祝寿棚，互竞豪侈，剪彩为花，铺锦为屋。每数十步，设一戏台。南北戏曲及四方乐舞，在台上演出祝寿。不仅在京王公大臣及各省督抚各自搭设华侈的坛台，博取“圣母欢心”。在京及各省非现任职官的在籍人员，也有一百八十五员设立经坛庆祝，因而获得晋级和赏给职衔的“恩施”。十一月初，西直门一路祝寿彩棚就已铺设，并特派步兵昼夜看守。大约自初十日起，即开始乐舞庆祝。许居民观赏，以示“普天同庆”。史学家赵翼当时正在京师，说他曾到长街游览两次，“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衣舞”，“此等胜会，千百年不可一遇。”（《檐曝杂记》卷一）不仅各省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都来京祝寿，地方绅民也相继来京，因人数过多而被制止。但直隶和湖广的老民老妇，因起程较早而陆续到京，受到恩赏。皇太后启銮回宫之日，在京文武官员、大臣命妇、八旗男妇、京师士女及各省来京官民，都端服盛妆，跪伏在道路两旁，为太后祝嘏。二十二日（乙酉），乾隆帝为皇太后加上徽号，举行庆典。二十五日，举行祝寿大典，乾隆帝亲制《慈圣万寿九如颂》九章，书在屏风上进献。随后颁诏天下，说：“盛典特隆，洪恩用溥”，王妃、公主、满汉大臣命妇、外藩王妃以下，俱加恩赐。在京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晋一级。内外官员，俱加封赠。太监，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兵丁，均给赏银。

　　乾隆帝为皇太后祝寿之年，虽然国库仍尚充裕，但连年水旱，各省已多有灾荒。十一月初，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奏报说：“上下江节年偏灾，赈贷平粜，动用不赀。统计缺额米，上江五十余万石，下江一百余万石。”（《高宗实录》卷四○二）两江是最为高产的地区，这时也受灾缺粮。但这年春夏，帝后巡游江南，冬季又大办祝寿庆典。各地的负担是沉重的。督抚向帝后的贡献，自是来自州县，州县又攫括于民间。皇室奢靡，上行下效，不仅助长了浮华之风，也促使官吏的贪贿勒索，随之日益加剧，难以遏止。

　　三、究治朋党

　　乾隆帝即位后，倚用老臣鄂尔泰、张廷玉掌管朝政。鄂氏与张氏家族，多居官位。外姓臣僚也争相依附。乾隆帝曾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鄂尔泰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获罪，一七四五年（乾隆十年）病死。张廷玉也于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遭到乾隆帝贬斥后休致。但朝臣中相互攻讦和相互援依之风已渐形成。乾隆帝也对满汉臣僚渐多疑忌，时加防范。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一七四七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即是党援门户之渐。昔皇考洞悉此等陋习，大加振刷。如查嗣庭、吕留良诸案，实足以挽颓风而励名教”。“倘以日久渐弛，复萌故智，将来如有似查嗣庭、吕留良不法之案，朕亦非不能执国宪以警奸顽者。诸臣其苦均之。”（《高宗实录》卷四八一）乾隆帝此谕，向诸臣发出警告，表明他也将惩治查嗣庭案一类的事件。果然，这年二月，便有胡中藻、鄂昌狱兴起。

　　江西新建人胡中藻，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殿试考取进士，鄂尔泰为会试正考官，因而自称为鄂尔泰门人，入为内阁学士。得到鄂尔泰的赏识，被视为“昌黎（韩愈）再世”（《履园丛话》一）。他在诗中也说是“记出西林（鄂氏出西林觉罗氏）第一门”。鄂尔泰死后，胡中藻出为陕西学政。一七四八年至一七四九年（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出为广西学政。奉调回京，后解任归江西。鄂昌于一七四八年（乾隆十三年）调任江西巡抚，旋调四川巡抚、甘肃巡抚。一七五○年（乾隆十五年）署陕甘总督，一七五一年（乾隆十六年）调江西巡抚。一七五二年（乾隆十七年）冬，因申奏不实，被解任。一七五四年（乾隆十九年），再授甘肃巡抚。胡中藻平居吟诗，与鄂昌相唱和。汇集所作诗稿题为《坚磨生诗钞》，礼部侍郎张泰开曾为作序刊刻。乾隆帝因而怀疑鄂昌与胡中藻等结党怨望。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二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清代文字狱档》）卫哲治查出胡中藻曾出试题及唱和诗三十六首与在陕西时诗文一本奏呈。三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密谕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乘鄂昌去安西之际，亲往兰州鄂昌抚署，“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一并搜查封固，差妥人驰驿送来”，并严示“不可预露风声”。三月十三日，乾隆帝召谕大学士九卿等朝臣，痛斥胡中藻“诋讪怨望”，“非人类中所应有”。指斥胡中藻集内诗句“又降一世夏秋冬”，是隐喻清朝传三世以后至乾隆时“又降一世”。“一把心肠论浊清”，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呈南巡诗有“三才生后生今日”，是詈骂乾隆帝在三才（天、地、人）之后。又所出经义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等等。乾隆帝还说：“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乾隆帝认定：“胡中藻之诗，措词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鄂昌身为满洲世仆，历任巡抚，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丧心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最后说：“朕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清代文字狱档·军机处档》）随即将鄂昌、胡中藻拿解来京审讯，并将张泰开革职。

　　江西巡抚胡宝■奉谕，多次查抄胡中藻家中文稿书信，送呈审查。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奏称：“胡中藻违天逆道，覆载不容，合依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帝谕“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为天下后世炯戒”，而将此案追究到鄂尔泰。说：“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张。且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又说：“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著将鄂尔泰祭牌从贤良祠撤出。鄂昌被押来京后，经大学士九卿严审，“低首无辞，惟称万死”。乾隆帝“从宽赐令自尽。”（《高宗实录》卷四八六）

　　乾隆帝亲自铸成此案，旨在打击权势显赫的鄂尔泰家族，消除大臣间的朋党积习，用意是明显的。但以胡中藻狱为引线，任意指斥诗句为诽谤，则又继承了前朝以语言文字之过处置大臣的恶例。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狱以后，乾隆帝加强了对满汉臣僚的控制，朝臣间的相互攻陷也愈加频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