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作为清朝初期的皇帝，他主要完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结束了满洲贵族内部关于统治制度的纷争，基本上依照汉族的传统制度建立起封建制统治。另一件是在东北、蒙古和西藏等地区建立起对边疆各族的统治，奠定了清朝的版图。只是准噶尔部仍占据伊犁河流域，不时在边地窜扰。

　　康熙后期的形势是：满汉贵族地主与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等被压迫阶级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利的矛盾等，都日益激化。贪赂风行，吏治日渐败坏。清朝的统治陷入重重矛盾之中。

　　关于康熙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状况将在另章论述。下面主要叙述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与人民的反抗等史实。

　　（一）朝臣倾轧与立太子的纷争

　　顺治时期，朝臣之争主要是满洲贵族大臣之间的斗争。它实质上是满族奴隶制与汉族封建制两种统治制度的矛盾的反映。满洲贵族在统治了汉族地区后，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汉族传统的统治制度和统治阶级。在清初的任官制度中，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关内汉人）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不象元朝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不同待遇。持有不同主张的满洲贵族对待汉军、汉人，或倚任或排斥，成为清初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康熙帝亲政诛鳌拜后，汉族地主特别是江南文士经由科举而大批进入朝臣的行列。“三藩”反清战争之后，汉族官员的势力进一步增长。随着封建统治制度的逐步建立，康熙朝的朝臣之争，主要表现为由满汉官僚合组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

　　一、索额图、明珠两集团的对立

　　康熙帝依靠索额图的支持，诛除鳌拜集团。索额图由此成为康熙帝左右的重臣，任国史院大学士。一六七○年，建内阁，为保和殿大学士，一六七二年加太子太保。康熙帝皇后（孝仁后）赫舍哩氏，为索额图兄噶布喇之女，一六七四年五月，生皇子胤礽，次年立为太子。索额图以皇亲而为国相，专权贪贿，攫取巨大财富。朝鲜来清的使臣回报说，索阁老“专权用事，贿赂公行，人多怨之”（朝鲜《李朝肃宗实录》一）。

　　满洲正黄旗人明珠，出身叶赫纳喇氏贵族。历任侍卫、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左都御史。一六七二年任兵部尚书。康熙帝阅兵，称他阵列甚善，军容整肃。明珠曾附和撤藩之议，吴三桂反，索额图上疏请诛建策撤藩者。康熙帝不许，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一六七五年，调任吏部尚书。次年，授武英殿大学士，累加太子太师。明珠擅政，权势仅次于索额图。结纳党羽，货贿山积，形成又一个专权贪赂的官僚集团。

　　一六七九年七月，京师地震。左都御史魏象枢上疏劾索额图、明珠受贿徇私。次年，索额图因病请解任。康熙帝称赞他“勤敏练达”，改命为内大臣，授议政大臣。明珠一党由此更加专擅。

　　明珠党中，汉官余国柱是仅次于明珠的要员。湖广大冶人余国柱，顺治九年进士。一六八一年（康熙二十年），由户科给事中擢左副都御史，不久，出任江宁巡抚。据说余国柱每年都要馈献明珠万金，以为常（《啸亭杂录》卷四）。一六八四年，转左都御史，改任户部尚书。余国柱结党行私，被指为“余秦桧”。明珠一党的要员还有满人大学士勒德洪，历任工、刑、户部尚书佛伦，汉人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李之芳。地方官员中有云贵总督蔡毓荣、湖广巡抚张汧（音千qiān）等。一时称为“北党”。一六八七年二月，蔡毓荣被劾隐藏吴三桂孙女为妾，匿取逆财，减死籍没，发往黑龙江。同月，余国柱受任为武英殿大学士。

　　索额图解任后，一六八四年因弟心裕等骄纵，索额图不能教，被夺去内大臣、议政大臣、太子太傅。一六八六年，又授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结纳李光地等汉人儒臣，奉事皇太子胤礽，在朝中仍拥有相当的势力。明珠一党则阴反皇太子。朝臣有侍皇太子者，即加排斥。一六八四年，余国柱调任户部尚书，离江宁。康熙帝改任理学名儒汤斌为江宁巡抚。余国柱向汤斌索赂四十万两馈送明珠，汤斌不理。一六八六年，明珠等举荐汤斌为太子师傅，阴谋坑害汤斌。康熙帝授汤斌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一八六七年五月，明珠、余国柱等指斥汤斌辅太子失礼，并告讦汤斌在江宁任时文告有“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语，指为诽谤朝廷。汤斌自陈愚昧，请加处分。康熙帝仍留任汤斌，九月改工部尚书。十月，汤斌病死。

　　康熙帝渐觉明珠一党奸恶贪赂。一六八七年十二月，御史陈紫芝参劾明珠党的湖广巡抚张汧，“莅任未久，黩货多端”，“甚至汉口市肆招牌，亦指数派钱”。张汧被革职拿问。康熙帝下谕说：“科道职在纠参。张汧贪婪，无人敢言。陈紫芝独能参劾，甚为可嘉。”新任直隶巡抚于成龙向康熙帝密奏：“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康熙帝询问供职南书房的钱塘文士高士奇。高士奇原为明珠所荐引，也说明珠党贪婪。康熙帝问：“为何无人劾奏？”士奇答：“人谁不畏死？”康熙帝说：“他们的势力还能重于四辅臣（指鳌拜等）么？我要除去即可去，有什么可怕！”士奇说：“皇上作主，还有什么不能除去！”高士奇与左都御史徐乾学密谋参奏，由佥都御史郭琇奏呈。据传，参奏之稿事先都曾呈康熙帝，请加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年）正月，郭琇疏上，弹劾明珠、余国柱“植党类以树私，窃威福以惑众”。列举罪行八款，并说“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辗转贩鬻”“是以督抚等官遇事朘剥，小民重困”（蒋氏《东华录》卷十四）。二月，康熙帝召集内阁大臣，说朝中大臣，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徇庇同党，图取货赂，作弊营私。种种情状，确知已久。“廷议如此，国是何凭？”将勒德洪、明珠革去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李之芳致休回籍。余国柱革职。佛伦等解任（《圣祖实录》卷一三三）。内阁三殿满汉大学士当时共有五人，勒、明、李、余四人同时被革，是清朝中枢一次重大的变动。

　　二、南党的纷争

　　一六八八年，明珠党败后，户部尚书管兵部事梁清标（正定人）与礼部尚书、满人伊桑阿并任大学士，原任刑部尚书江南丹徒人张玉书为兵部尚书，徐乾学为刑部尚书，吏部侍郎李天馥为工部尚书，组成新的内阁。

　　徐乾学是江南昆山大族地主，又是著名文士。康熙九年会试一甲第三名，称探花。弟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状元。弟徐秉义是康熙十二年探花。时称“昆山三徐”。昆山徐氏在顺治末年的江南奏销案中曾遭株连。康熙帝亲政后，徐乾学入值翰林院，考试第一，声名大震。康熙一朝，历年科举取士，江浙人都很多，据统计，约占三分之一以上。翰林院的江南汉人官员以徐乾学为首，形成集团号为“南党”。南党接近皇帝，草拟诏令，具有一定的权势。高士奇为康熙帝所倚信，也属南党。

　　徐乾学、高士奇，不久也遭到弹劾。一六八八年春，审讯张汧贪污案，张汧供出曾向徐乾学行贿，并涉及高士奇和工部尚书陈廷敬（山西泽州人）。康熙帝命止质讯，“戒勿株连”。徐乾学上疏称“为贪吏诬构”，请“放归田里”。五月，康熙帝准徐乾学罢任，但仍领修书总裁。高士奇、陈廷敬亦上疏请归田里，康熙帝命解任修书。徐乾学罢任后，弟徐元文为左都御史，进为刑部、户部尚书。江南常熟人翁叔元为工部尚书。次年，徐元文擢任大学士。南党在朝，仍是一大势力。熊赐履于一六七六年被索额图纠劾，夺官。一六九○年，复起为礼部尚书，值经筵，是南党以外身居显要的儒士。

　　郭琇弹劾明珠后，一六八九年充经筵讲官，为左都御史。郭琇，山东即墨人，不属南党。九月间，上疏劾高士奇与原左都御史王鸿绪（江南娄县人，康熙十二年榜眼）植党营私，招权纳贿。高士奇在一六八九年春曾随康熙帝南巡，仍得倚信。郭琇劾高士奇在随从南巡时，受纳文官馈送万金。郭琇疏上，康熙帝命高士奇、王鸿绪“休致回籍”。十月，右都御史许三礼（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上疏弹劾徐乾学，“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招摇纳贿”。徐乾学抗疏自辩。许三礼再上疏，列举徐乾学及徐氏家族，科举考试舞弊，纳贿置产等罪状九款，说京师三尺童子都知道“四方宝物归东海（徐乾学），万国宝珠送澹人（高士奇）”。大学士徐元文上疏为徐氏家族辩解，并说许三礼在考选之后曾请执弟子礼被拒，数日之间又来诬告，殊难臆测。康熙帝对许三礼严加申斥，免予处分。徐乾学给假回籍，编修会典。

　　徐乾学一再受到非南党汉人言官的参劾，康熙帝对徐乾学一再优容，实际上是对南党和江南地主士大夫的优容。徐乾学回乡后，昆山县徐氏家族称霸一方，操纵官府，子弟横行乡里，更加肆无忌惮。现存档案中，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间，徐乾学一家被控横行不法的事件即有二十余起（《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明珠案中，两江总督傅拉塔（满洲镶黄旗人）曾被指为与明珠交通。一六九○年，傅拉塔上疏弹劾大学士徐元文与解任尚书徐乾学放纵家人“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列罪十五款。巡抚洪之杰“趋炎附势”。康熙帝命徐元文“休致回籍”，洪之杰降调，不再审理。一六九一年四月，因明珠案被免职的尚书佛伦，被任为山东巡抚，追究前任巡抚钱珏包庇潍县知县朱敦厚贪污案，查明朱敦厚曾请托徐乾学密函钱珏疏通。徐乾学被夺职。郭琇在一六八九年冬曾被钱珏反控托荐私人未果，挟嫌诬劾，被降五级调用。次年，郭琇休致。

　　徐学乾失势，北党起而报复。朝中党争愈演愈烈。一六九一年十一月，康熙帝诏谕吏部，说：“乃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代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或己所衔恨，而反嘱人代纠，阴为主使。或意所欲言，而不直指其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朕总揽机务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最悉”。“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交结朋党之罪”（《圣祖实录》卷一五三）。康熙帝致力消弭朋党，仍继续贯彻争取江南士大夫的执政方针。一六九四年，又召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等进京修书。适徐乾学病死，诏复尚书官职。王鸿绪入京，授为工部尚书。高士奇入京，仍直南书房。

　　三、诛索额图与废太子

　　在索额图与明珠党争中，太子胤礽是索党的支持者，明珠党则是反太子派的结合。明珠败后，索额图再被起用。一六八九年，索额图率领使团与俄国谈判，身负重任。一六九○年以后，又连年领兵与噶尔丹军作战，屡立战功。原来被革去的爵位，又全恢复。一七○一年，以年老乞休，但在朝中仍拥有强大的势力，并且是太子胤礽最倚信的支持者。朝臣中索额图党逐渐演为太子党。康熙帝对太子时疑时信。围绕着太子的废立，酿成长期的纷争。

　　诛索额图 一六九○年至一六九七年间，康熙帝两次亲征准噶尔部，留太子胤礽在京师执政。一六九七年九月，康熙帝返回京师，认为太子改变素行，将内务府总管海喇孙及膳房人花喇拿问处死。所谓改变素行，据康熙后来所说，主要是指皇太子所用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都与皇帝相同。康熙帝这时实际上已怀疑是出于索额图指使。对太子胤礽和索额图日益疑虑。

　　一七○二年九月，康熙帝巡视河南，阅视河工。十月，皇太子至德州称病不行，康熙帝召索额图前来视疾。十六天后，康熙帝下谕回銮，阅视河工改在来年。留胤礽在德州调理疾病。十一月十六日，皇太子胤礽病愈回京。一七○三年春，康熙帝再次南巡，至杭州。三月，返抵京师。五月间，据索额图家人的告发，下谕斥责索额图“背后怨尤，议论国事”，说“伊之党类，朕皆访知”。举出阿朱达、麻尔图、额库礼等多人，指斥“伊等结党，议论国事，威吓众人”。并说：“至索额图之党，汉官亦多。朕若尽指出，俱至灭族”。命索党“与索额图绝交，将所行之事举出”，否则“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圣祖实录》卷二一二）。随后又谕刑部将索党麻尔图、额库礼等锁禁。阿朱达因是年老旧臣，得到宽恕。又传谕索额图说：“尔家人告尔之事，留内三年，朕有宽尔之意，尔并无退悔之意，背后仍怨尤，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尔背后之言，不可宣说，尔心内甚明。”又说：“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就可在此正法。尚念尔原系大臣，朕心不忍”，着交宗人府拘禁（同上书）。索额图之子并家内要人俱交拘禁。索额图死于狱中。后来康熙帝曾称因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将索额图处死”。索额图出身满族贵族，两代俱为辅臣，朝臣中党羽甚众。索额图被处死，朝野震动。

　　废太子 康熙帝诛索额图后，依然疑虑重重，常常举措失度。五年之后，一七○八年五月间，率领太子胤礽与长子胤礽、十三子、十四子、十五子、十六子、十七子、十八子等，巡视塞外。八月，至鄂尔多斯。十八子胤礽重病。九月初，行至蒙古布尔哈苏台地方。初四日，康熙帝命太子胤礽跪见。诸王大臣齐集行宫之前，斥责胤礽对胤礽患病“毫无友爱之意。因朕加责让，伊反忿然发怒。”决意废太子。宣谕说：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僇辱在廷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有将朕诸子不遗噍类之势”。并说：“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今胤礽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弘业”。宣布将胤礽废斥拘禁。康熙帝废太子，显然是出于对索额图党的疑虑。同时又宣布，将索额图两子及胤礽的亲随四人正法。是日，胤礽病死。

　　康熙废胤礽后，仍然疑虑重重，惴惴不安。九月十一日，对满族大臣说，“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实不胜愤懑。至今六日，未尝安寝”。两天后，又宣谕内大臣等：“近观胤礽行事，与人大有不同。……语言颠倒，竟类狂易之疾，似有鬼物凭之者”。回京后，将胤礽幽禁在上驷院旁的毡帐之内，特命皇长子胤礽和皇四子胤礽（雍正帝）看守。康熙又对诸皇子及领侍卫内大臣、满族大学士、尚书等宣布：“今胤礽事已完结。诸阿哥（皇子）中，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朕断不能姑容也”。但是，胤礽废后，太子虚位，围绕太子废立的党争，更加不可遏止。

　　（二）理学的提倡与西学的传入

　　一、理学的提倡

　　康熙帝面对着清朝内部的重重矛盾，在他的晚年越来越着意研究程朱理学（道学），从中寻求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

　　康熙帝自幼即学习汉文化，研读经史。亲政后任用儒臣，实行汉制，目的仍在于争取汉人地主阶级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统治，并未把汉儒的理学作为执政的指导思想。“三藩”反清战争时，儒臣魏象枢谏阻用兵，力主招抚，康熙帝弃而不用。台湾郑氏降服后，理学名臣李光地建策弃地不守，康熙帝仍采施琅策统治台湾。噶尔丹之乱，李光地谏奏，依《易》经卜卦，出兵不利。康熙帝平乱后，说：“汝辈汉人说予向征噶尔旦（丹）时，不必如此穷黩。”“噶尔旦边衅一动，兵疲于奔命，民穷于转饷，欲休养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惮亲征，去此大害。今而后庶可言休养生息四字”（《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八）。噶尔丹败亡后，各地战事大体平定，康熙帝转而整饬内政，日益倡用程朱理学。

　　一六九七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向法皇路易十四报告说：“康熙皇帝是儒教的教主，这个资格加强了这位皇帝的权威。”（《康熙皇帝》）一七一一年时，康熙帝曾自称：“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康熙帝在一七○一年以后的二十年间，更加致力于理学的研讨。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命熊赐履、李光地等编辑《朱子全书》，并亲自撰序言，说“非先王之法不可用，非先生（指朱熹）之道不可为。反之身心，求之经史，手不释卷。数十年来，方得宋儒之实据。”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为一家。”李光地曾说：“朱子之意与皇上同，皇上近来大信朱子之言。”（《榕村语录续集》卷七）一七一七年，康熙帝并为新编《性理精义》一书撰序。康熙帝非常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作为治天下的统治思想，依用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儒臣，极力提倡理学，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标榜“仁政” 康熙帝亲政后的三、四十年间，不断严惩贪污，奖励廉吏清官，以维护其统治。康熙帝曾说：“治天下以惩贪奖廉为要。”又说：“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圣祖实录》卷一八三）康熙帝亲政初期，确曾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清官，但以后的官场逐渐腐败，贪墨风行。康熙帝力言“澄清吏治”，也正证明吏治之不清。平噶尔丹后，康熙帝标榜仁心仁政，变惩贪为宽政，以图稳定政局。张鹏翮以清廉著称，对下甚严。康熙帝对他说：“从来大儒持身接物当如光风霁月。尔平日亦讲理学，乃一味苛刻严厉，岂所谓光风霁月乎？况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需为国为民，事事皆有实济。若徒饮食菲薄，自表廉洁，于国事何济耶？”康熙帝甚至公然允许官吏贪取。一七○九年九月，对河南巡抚鹿佑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其实系贪黩无忌者，自当参处。若一概从苛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圣祖实录》卷二三九）康熙帝晚年标榜仁政，放纵官吏贪剥，其实是对不胜参的官吏们的妥协。提倡宽政的结果，吏治更加败坏了。

　　控驭臣下 程朱理学把封建的政治学说哲学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仅论述统治的理，并且还论述被统治的理，告诫人们自觉地去接受统治。自称“得宋儒之实据”的康熙帝，确已理解到这个奥秘，并着意加以利用。他曾对进讲的儒臣说：“向来进讲，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臣下之意，庶使诸臣皆有所警省。”（《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又说：“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语，退后又别作一等语者乎？”（《圣祖实录》卷一六三）他告诫那些自称信奉理学的汉大臣说：“大凡人臣事君之道，公而忘私乃为正理，且理学诸书中，亦不过辨别公私二字。事君者果能以公胜私，于治天下何难？若挟其私心，则天下必不能治。”（《圣祖实录》卷二五六）汉人大臣力图以程朱理学影响康熙帝，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康熙帝则以理学为武器，要求汉人臣僚对皇帝无私地忠诚。

　　统治社会 程朱理学的社会、政治学说以封建纲常为主要内容。君臣、父子、夫妇称为三纲。不仅把政权家族化，也还把每个家族政权化，在血缘关系上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准则，从而维护整个的社会秩序。康熙帝遵从理学的准则，一再下诏褒扬各地的孝子节妇，标榜“以孝治天下”。一七一三年，康熙帝诏谕大学士宣扬孝弟，说“倘天下皆知孝弟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道德之根。”（《圣祖实录》卷二五四）一七一八年，又对臣下说：“朕临御天下垂六十年，仰惟祖宗付托之重，知天子以乂安海内为孝。”“夫人皆知孝行之为先，则臣节必砥，此即经学之本也。”（《圣祖实录》卷二七八）皇帝行孝即要统治海内。臣民行孝，即要服从皇帝的统治，在家孝父，在朝忠君。这就是所谓的“以孝治天下”。一七○六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见前）是康熙帝实行理学政治的纲领，也是“教化”臣民的条规。十六条通行晓谕满洲八旗并直隶各省督抚，转行府州县乡村广大居民。每月朔望日，各地村庄都要向村民讲解十六条，以推行“教化”。清朝此后的历代皇帝，奉康熙圣谕十六条为祖宗之法，影响极大。

　　宋代理学至朱熹而渐完备，宋理宗时始被尊为官方学说，但南宋不久即告灭亡。元仁宗、文宗曾先后提倡理学，举行科举考试，表彰孝子节妇。但元朝的统治随即衰落，理学并未能在政治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明初再度倡行理学，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的兴起，理学在社会上已不再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康熙帝倡行理学用以指导政治，并在社会上大力宣扬，深入到各地农村。理学的伦常说教，经康熙帝提倡而普及于全国，影响是深远的。

　　二、西学的传入与传教士的禁逐

　　康熙帝自即位以来，不仅随汉人儒臣学习儒家经书，也还从西方传教士学习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知识。这在历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但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不能不和理学的倡用形成严重的矛盾。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带来西方著述和工艺品。利玛窦留居北京，曾得到明神宗的赏识。据统计，明万历至清顺治时，翻译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学技术书籍，多达一百五十余种。晚明士大夫研习西学，一时成为风气。明礼部侍郎徐光启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依西法改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未及颁行而明朝复亡。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五月，汤若望上书多尔衮，请用新历，称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务。”次年清朝正式废明大统历，改用汤若望等编制的时宪历。汤若望得到清廷的信用，一六五三年为通政使，加号“通玄教师”。江南徽州官生杨光先自称“素以理学自信”、著《辟邪论》，又上“正国体疏”，指责天主教是“无父无君”、“五伦俱废”的邪教，西洋之学是“左道之学”，并控告汤若望“暗窃正朔，惑众谋反。”顺治帝不予审理。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杨光先再次上疏，指控汤若望“邀结天下人心，叛形已成”。辅政大臣逮汤若望入狱，废时宪历，复用明大统历。次年，命杨光先为钦天监正，杨的好友吴明烜为监副。杨光先又著书，题为《不得已》，攻击西学，称“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汤若望出狱后病死。

　　康熙帝亲政后，康熙六年（一六六八年）十二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疏，指责吴明烜所制康熙八年历种种差误。康熙帝传谕：“历法关系重大”，“应以合天象为主。”命大臣图海、李霨、索额图、明珠等二十八人同往观象台测验。一六六九年二月，在观象台观测星象测量日影以校定历法。杨光先托故不行，由吴明烜与南怀仁应对。观测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圣祖实录》卷二八）康熙帝决定复用时宪历，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一六七三年升为监正）。杨光先从宽免死。

　　历法的考辨促使年轻的康熙帝发愤学习西方科学知识。他后来自称：“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庭训格言》）康熙帝在经筵学习儒学的同时，延聘南怀仁和葡萄牙人徐日升，意大利人闵完我等轮番进讲自然科学。每天约二、三小时，先后持续十余年之久。据说，他曾先后学习天文、数学、地理、医药、音乐、绘画以及欧洲哲学、拉丁语文等知识，都能粗通大意。南怀仁在一六七四年制成大型天文仪器，置于观象台，被授任太常寺卿。

　　康熙帝对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日益信用，南怀仁请求罗马教廷增派传教士来华。一六八七年，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等五人来到北京。一六九○年，清朝派出使团去尼布楚与俄国举行谈判。张诚、徐日升等曾被任为使团译员，在谈判中奔走于双方之间。西方传教士进而参予了清朝的外交活动。一六九三年，白晋受命为清朝皇帝的钦差，去欧洲延聘人才。一六九八年白晋返回北京，随同前来者有巴多明等十余人。

　　西方传教士得到清朝皇帝的信用，天主教也随之在清朝各地日益广泛的传播。一六六九年任用南怀仁时，原曾晓谕直隶各省禁止立堂入教。但事实上各地天主教势力在不断发展。一六九一年，浙江巡抚张鹏翮曾重申康熙八年上谕，禁止浙江各地传习天主教。传教士通过信教的大臣佟国纲等向康熙帝请求弛禁。一六九二年，康熙帝传谕“各处天主堂仍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不必禁止。”（《奉教正褒》）康熙帝取消禁令，天主教迅速发展，遍及十五省。据一七一○年统计，全国教徒多达三十余万人。

　　天主教的教义和理学的伦常说教尖锐对立。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援引天主教义傅会理学的伦常，允许教徒祭天、祭祖和祭孔。利玛窦身着中国儒士冠服，被称为“西儒”。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白晋等传教也都遵从利玛窦的方式，称为“利玛窦规矩”。一六九二年弛禁后，天主教势力日益强大。以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的多明我会，联合圣方济会，坚持宣传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唯一主宰，攻击耶稣会允许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是对教义的背弃。双方都上书罗马教皇，相互指责，被称为“礼仪之争”。一七○四年，新任教皇克罗门十世决断：中国教徒祭天、祭祖、祭孔，实属异端，应予禁止。铎罗携带禁止异端的谕令前来中国。康熙帝传谕：“慎无扰乱中国”；来华的西人必须“谨守法度”，劝铎罗返回。铎罗行抵南京，竟然擅自公布教皇谕令，要求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一体遵照勿违”。康熙帝怒其抗旨，将铎罗押送澳门。

　　教皇的禁令也自然要在汉人臣僚中引起强烈的反应。一七○六年，康熙帝对理学名臣李光地、熊赐履等说：“汝等知西洋人渐渐作怪乎？将孔夫子亦骂了。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用其技艺耳。历算之学果然好。你们通是读书人，见外面地方官与知道理者，可俱道朕意。”（《榕村语录续集》卷六）次年三月，康熙帝断然传谕各国传教士：“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康熙帝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康熙时期，欧洲各国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向外殖民。各国传教士来华，以传教为主要任务，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只是辅助的手段，同时也不能不在政治上为本国政府的殖民利益服务。康熙帝企图使传教士服膺于理学的封建伦常，而单纯地“用其技艺”，这当然不能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与教廷发生严重的冲突。一七一八年，罗马教皇克罗门十一世正式公布了禁止异端的禁令。一七二二年，罗马教廷派遣教士嘉乐携带“禁约”来中国见康熙帝。“禁约”规定，在中国之西洋人和中国天主教徒，不许用“天”字，不许祭孔子、祭祖宗，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如不遵守，依天主教规处罚。康熙帝接见嘉乐，驳斥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只可禁得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也。”并明确宣布此后禁止天主教在中国流行，传教之人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外，其余均回西洋。嘉乐被斥离去。康熙帝随令广东等地禁止天主教。传教士陆续离华返国。

　　理学战胜天主教，更加巩固了其思想统治的地位。

　　（三）吏治败坏与人民的反抗

　　一、吏治的败坏

　　康熙帝提倡理学，标榜仁政，对官吏的贪风由宽容演为妥协，吏治日益败坏。

　　康熙帝曾公然提出，廉吏并非一文不取，火耗取一分即是好官，实际上是公开准许官吏加派火耗营私。所谓“火耗”即税户向官府交纳税银，额外加成，归州县官吏私有，并向上司馈送。加火耗既属合法，其他各种名目的加派也层出不穷。一六八四年山西地方加派的火耗，一两即加至三、四钱（《圣祖实录》卷一二二）。一六九七年，御史荆元实奏报说：“盖言州县居官一月不派费，则不能安其位，犹之京官赁房一月不出租，则不能安其居也”。（《皇清奏议》卷二十三）一七○一年，御史李发甲详细地陈奏说：“一官入省，省费有派，夫马有派，贽见有派，中伙长随跟役有派。上官一饭，封赍四两、六两不等。上官一席，封赏十二至二十四两不等。而又捏为公务，押令某府州县捐银若干，或百金或三、四百金，或一、二千金。又且上官之父母生辰有公祝之礼，生子生孙有三朝满月之礼。至于平日之生辰礼节，定为常规，无足论矣。”“每岁民间正项钱粮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而于朝廷正供之外，辄加至三倍、四倍、五、六倍，以至十倍不止。”（《皇清奏议》卷二十三）大官对小官，小官对小民，层层刻剥，最后都加到广大农民的身上。一七○二年，湖南巡抚赵申乔奏报湖南地方情形说：“计每岁科派有较正供额赋增至数倍者”，“百姓穷蹙不支，多致流离转徙”（《圣祖实录》卷二一一）。

　　康熙帝晚年实行宽政，甚至对于证据确凿的重大贪污案件，也任意宽纵，与早期严惩贪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七一○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参予贪污的官吏多达一百数十人。康熙帝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圣祖实录》卷二四二）。经九卿复议，只将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员勒限赔完，免其议处。次年三月，康熙帝对大学士等大臣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圣祖实录》卷二四五）。

　　康熙帝宽纵官吏贪剥，虽然得以使各级官员上下相安，与广大人民间的矛盾，却日益激化了。

　　二、人民的反抗

　　清朝在大规模战争过后，封建经济逐渐恢复，农民群众遭受地主阶级的压榨也日益深重，出现大批的破产流民。官吏的肆意加派，更使广大农民饥寒交迫，不断举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杭州反加派斗争——一七○七年六月间，浙江巡抚加派公费，下属州县，拟每亩加三。这年又值大旱，歉收，百姓数千人到巡抚门前抗议，督抚被迫出告示安民（《文献丛编·王鸿绪密缮小折》）。十一月间，太仓州北门外永乐庵地方，有大批群众，头裹红布，竖立旗帜聚集。官兵出动镇压，群众散走（《李煦奏折》）。

　　江浙抢米斗争——杭州的斗争，影响到江浙两省。一七○八年，户部尚书王鸿绪奏报江浙情形说：“近因官法废弛，又有不轨之徒在内煽惑，遂有市井奸民，倡率饥民吵闹官府，打劫富家，一呼而集遂致数百人，官府一时无法”。江宁因粜卖官米刻剥居民，群众聚集抢米铺三四十家。王鸿绪说：“其余江浙之各府州县在在有之。至各府州县之村镇奸民，聚众以米贵为名，抄抢富家者，尤不可胜数。”（《文献丛编·王鸿绪密缮小折》）。

　　泉州抢米斗争——一七一一年时，福建泉州府永春、德化两县联界地带贫民以陈五显等四人为首，聚集至二千余人抢夺富户米粮，抗拒官兵。陈五显等在各处张示揭帖说：屡次捐免钱粮，地方官员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穷民窘于衣食，不得已而为此。若各处富户不将屯积米石粜卖，我等必抢夺。”康熙帝得报，也不能不承认：“伊等原非盗贼，因年岁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圣祖实录》卷二四六）。官兵大举出动，对抢米的贫民残酷镇压，斩杀八十余名，逮捕一百四十五名。负伤逃走者甚众。

　　雩都抗租赋斗争——一七一三年，江西雩都县佃户丘兰秀、陈万余、丁介卿等率众要求“除赋捐租”，围攻地主赵唐伯的田庄。当地广东人马天祥等在各处响应，聚众千人。地主赵唐伯向县衙报告。官兵逮捕四十余人入狱监禁。陈万余等率众据守禾丰。十一月间，官兵前来镇压，陈万余率众作战，失败被擒，被斩首牺牲。次年，官府又将狱中三十余人处死。

　　兴国抗租斗争——一七一三年时，江西兴国县也暴发了佃户抗租的斗争。兴国县衣锦乡佃户李鼎三率领当地佃户和闽、广迁来的农民，共约数千人，向县官要求“田骨田皮许退不许批”，并勒石为例（同治《兴国县志》）。斗争获得胜利，反抗的佃户即组织“会馆”，进行长期的抗租斗争。每年秋收，倡议“七收、八收”，即将二成或三成交租。田主如按原来高额收租，佃户即聚集起来，夺回多收地租收入会馆。当地农民以“会馆”为斗争的组织和基地，坚持抗租达十三年之久。至雍正时才被官府勒令将会馆焚拆。

　　宜阳反加派斗争——一七一六年，河南宜阳县的农民群众进行了反加派的斗争。河南巡抚李锡传令八府所属州县加派田赋，每亩地私派银四厘，又借故科派马捐。群众二千余人在亢珽等率领下起而反抗，将宜阳知县擒捕。官兵前来镇压，抢回知县。亢珽等声言：“皇上因李锡居官甚劣，已取进京。若李锡伏诛，我等情愿引颈受刑。”康熙帝谕：“李锡居官固属不堪，但此贼不尽拿获，断乎不可。”即派刑部尚书等乘驿急往当地，“严加查获详审，一面于彼处正法，一面奏闻。”（《圣祖实录》卷二七三）亢珽抗拒官兵失败，自缢死。其他领导者十五人被清朝处斩，十五人处绞。二十四人流放到三姓等地做奴隶。

　　无锡人民斗争——康熙末年（具体年代不详），江苏无锡县人民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草菅人命，村民数百人啸聚山中反抗。村民刘三公布李牧残酷杀人数十事。李牧派捕役下乡擒拿，刘三率兵抵抗，逃匿后被捕。黄印《锡金识小录》记载说：“刘自知必死，讯时辞色侃侃，历数其恶（指李牧）。备受极刑，终不委靡乞哀，下于狱，瘐死狱中。”

　　如上所举，一七○七年以来，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虽然这些斗争都还限于局部地区，规模也很小，但它不断地冲击着清朝的统治，显示着康熙末年社会矛盾在日趋激化。

　　三、禁矿与禁海

　　康熙帝面对着各地农民的斗争，同时注意到对游民、手工业者的防范。一七一二年，告谕臣下说：“朕前谕各省督抚，查拿越省游行者，另有深意。盖谓奸恶之徒，有为僧道而行者，亦有为市药卖卦而行者。……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予为之计可乎？”（《圣祖实录》卷二五○）一七一四年，京师城内的游民即达数十万人。康熙帝认为：这些人原来都是来京师贸易佣工者，因贸易无资，“栖泊京师，入于匪类者甚多。”（《康熙起居注》）京师如此，各省区更为严重。

　　明末矿工和沿海工商游民曾不断举行反官府的斗争。康熙帝以“安民防乱”为名，一再实行“禁矿”、“禁海”，以防止手工业工人、海上商贩和各类游民的反抗。

　　禁矿——矿业的开采是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必要的条件。康熙帝亲政初年，曾开放矿禁，工商业因而得到发展。一七○四年，康熙帝传谕：“开矿事情，甚无益于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俱著不准行。”（雍正《会典》卷五十三）这还只是不准再开新矿，已有之矿业尚未禁止。所谓“无益于地方”即不利于统治。次年，御史景月畛上疏请禁闭广东海阳县矿，说是“聚众几至十余万，强梁争兢，时时有之。”（《圣祖实录》卷二二一）广东巡抚随即上疏，说广东商民何锡已开矿六十四处，在厂之人约二万有余，请予封禁，得到康熙帝的允准。何锡在商民中，开矿规模最大，因而首遭封禁。由此开始了对各地矿厂的封禁。

　　一六一三年，四川提督奏称：“蜀省一碗水地方聚集万人开矿，随逐随聚。”康熙帝命大学士与九卿会议矿事。议复后决定：（一）除云南督抚雇本地人开矿和皇商王纲明等在湖广、山西雇本地人开矿以外，其他各省未经开采之矿，仍行禁止。（二）本地贫民已开采的小矿，姑免禁止。由地方官查明姓名造册。（三）外省人不许开采，并严禁本处豪强富户设厂。这几项规定，即不准开新矿、开大矿，不准外省人游移，只许当地贫民小规模开采。但在实行中，逐渐扩大封禁范围，陆续停止整个地区的矿采。在此以前，一七一一年时已封禁湖南铅矿。此后，一七一四年，停止郴州银矿和河南全省的矿采。一七一五年，严行封禁广州所属矿场。一七一八年又停止四川全省各厂。事实上，广东、四川和河南的矿采，已全遭封禁。

　　云南的矿业，尤其是铜矿的开采，自元代已称发达。历代相传，清初仍是全国最发达的矿业。一七○五年，云南总督贝和诺，废除原来由商民开矿，官府抽税二分，余铜听民自售的旧制，改为官收余铜，不准私卖。商民矿业受到打击，日渐衰落。一七一○年，云南澂江府属路南州之开太厂、羊脚迹厂被封禁。一七一五年，云南官员请求准开银矿。康熙帝与大学士等论议。李光地奏对：“今议开矿以苏民困，请著令禁止。土著贫民无产业职事者，许人持一铫而越境者有诛，则奸民不致聚徒山泽以生事端矣。”（方苞：《安溪李相逸事》）康熙帝采此议，以防民变。李光地记述说：“盖明季矿徒之祸，上所素念故也。于是特旨不准行。”（《李光地年谱》）一七一九年又封禁云南运一厂、狮子厂、华祝箐厂。云南境内其他厂矿，也半开半闭，矿采日益萧条。云南铜矿年产曾达四百万斤，课税八万余两。康熙末年下降到一百万斤，课税仅二万余两。

　　禁海——康熙帝在禁矿之后又在一七一六年实行海禁，对海外贸易规定禁条，严加限制。

　　清朝初年，南明和郑成功家族据东南沿海反抗清朝。清朝统治台湾后，康熙帝实行“开海”，海上贸易逐渐发达，促进了东南各省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使清朝增加了关税收入。直到一七○八年，都察院以江浙米外运过多致使米价腾贵为由，请禁商船出洋，康熙帝仍不允准。一七一一年，康熙帝又驳回了吏部因海上发生盗劫案请禁海上贸易的奏疏。一七一六年，康熙帝之所以要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主要是由于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联系，据地抗清。康熙帝在实行海禁前，曾说：“朕访问海外有吕宋、噶剌巴两处地方，噶剌巴乃红毛国泊船之所，吕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处藏匿盗贼甚多。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不可不豫为措置也。”又说“海外有吕宋、噶剌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亦须豫为措置。”（《圣祖实录》卷二七○）江苏巡抚张伯行奏请禁海，兵部与广东、闽浙官员拟定禁海办法，奏准实行。主要是：（一）吕宋、噶剌巴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东洋（日本）贸易照旧。（二）严禁出卖船只到海外。违者，知情同去之人皆立斩。禁止贩卖粮食出口。出洋船只，每日每人只准带食米一升、余米一升。如果超额，严拿治罪。（三）限制百姓外出谋生，禁止留居海外。有人留在外国，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留下之人，行文国外，解回立斩。

　　一七一六年实行海禁后，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对日本贸易，虽未做新的规定，但日本这时已实行“锁国”政策，限制中国去日商船，由每年八十艘减为三十艘，并规定了贸易限额和多种限制手续。中日贸易因而大减。东南亚诸地，自晚明至清初，沿海各省大批居民前往留住垦荒或经营工商。海上来往频繁。一七一六年禁海后，海上一片荒凉。西方国家的贸易商船，清朝“听其自来，不许往贩。”每年来华商船不过几艘，影响远不能与东南亚相比。

　　康熙帝禁海，旨在防范沿海人民反抗，但实行的结果却又增加了沿海人民生计的困难，激化了矛盾，广东普宁知县蓝鼎元著《论南洋事宜书》，论述闽广形势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又说：“一船之敝，废中人数百家之产，其惨目伤心，可胜道邪？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海禁。”他最后认为：“今禁南海，有害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鹿州初集》卷三）海禁之后，沿海工商被迫失业。蓝鼎元的记述，大体上是符合实情的。

　　四、台湾农民起义

　　台湾远在海疆，清朝设府统治，官吏的贪污刻剥，较陆上更加横暴。康熙帝实行禁海后，为防范台湾人民与吕宋往来，统治极为严厉。一七二一年，台湾农民在朱一贵等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一七二一年春，台湾知府王珍在凤山县征收粮税，肆意刻剥，并逮捕入山伐竹的农民二三百人进行勒索。出钱者释放，不出钱者重责四十大板，驱逐过海，赶回原籍。王珍又监禁因地震过后唱戏谢神的百姓四十多人，指为“无故拜把”治罪。台湾农民群情激愤，起义爆发了。

　　四月十九日，农民朱一贵、黄殿、李勇、吴外等五十二人在罗汉山焚表结拜，发动武装起义。朱一贵原是福建漳州长泰人，一七一三年来到台湾。曾充当辕役，被革，以养鸭为生。康熙时期，东南地区民间一直流传着明室后裔朱三太子的传说。康熙帝禁海，民间流传南洋有所谓“前明苗裔”也是原因之一。台湾起义者适应民间的传闻，称朱一贵为明朝皇室后人，推为领袖。起义群众聚集一千余人，以山竹制成尖枪作武器，占据冈山，树立起义大旗，上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

　　驻台湾府城的清朝总兵欧阳凯得知起义的消息，急派右营游击周应龙率领清兵四百及新港、目加留湾、萧垅、麻豆四社的高山族兵丁前去镇压。冈山离府城仅三十里，周应龙进兵，第一天走了五里即驻军，第二天走了十五里又止营。起义军夜出，缴获清军鸟枪、藤牌等军械甚多，周应龙隔溪相望，不敢出救。台湾各县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南路起义军由杜君英领导，在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数百人起义，与陈福寿、刘国基等商议夺取台湾府库，并派兵百余人与朱一贵等联络。郭国正、翁义在草潭起义；戴穆、江国论在下埤头起义；林曹、林骞、林琏在新园起义；王忠在小琉球起义，都愿与朱一贵、杜君英合作，共同进攻台湾府城。二十七日，朱一贵、杜君英在赤山两路夹攻清军，击毙千总陈元，活捉把总周应遂，周应龙怆惶逃入府城。朱一贵军乘胜追击；杜君英率领陈福寿、刘国基等军进攻凤山县南路营，杀死把总林富。清守备冯定国自杀，参将苗景龙逃匿万丹港渔寮，被起义军搜获处死。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台湾府城，文武官员各遣家属连夜逃命，纷纷争舟抢渡鹿耳门。

　　二十八日，总兵官欧阳凯、游击刘得紫率兵千余人，台湾协标水师副将许云率兵一千五百人，扎营春牛埔。中夜自相惊扰，镇兵四故，二十九日黎明清军稍集。五月一日，朱一贵率领数万起义军来攻。刘得紫领兵在中路口堵截；欧阳凯、许云率兵在春牛埔迎击。朱一贵、杜君英合兵奋力冲杀，清军把总杨泰为内应，刺欧阳凯坠马。起义军杀欧阳凯，击毙副将许云、游击游崇功，生擒游击刘得紫、守备张成。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贤，左营游击王鼎等率领残兵败卒，逃往澎湖；右营游击周应龙等附商船逃归内陆；台厦道梁文宣、知府王珍、同知王礼等尽驱港内商船渔艇出鹿耳门渡海。朱一贵率领起义军占领台湾府城，开府库，取金银。又开红毛楼（即荷兰人所筑之赤嵌楼），获得贮存的原属郑成功的军器，火药、大炮、刀枪、弹药无数。义军北路赖池、张岳、郑维晃、赖元改等也攻陷了诸罗，击杀北路营参将罗万仓。旬日之间，便摧毁了清朝在台湾的统治，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月三日，起义军拥戴朱一贵称中兴王，建元永和，布告中外，申述反清复明的宗旨，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起义军建立官职，有国师、太师、国公、将军等称号。派骁将郑定瑞、苏天威领兵三千，镇守鹿耳门。

　　从台湾逃出的清朝文武官员，五月二，三日麇集澎湖。澎湖协标将弁，不知所措，家属杂沓登舟，将渡厦门，被守备林亮制止。清水师提督施世骠见到逃往厦门的船只，才知道台湾爆发了农民起义，急忙调兵渡海。浙闽总督满保也赶到厦门，调南澳镇总兵蓝廷珍率领水陆军镇压台湾起义军。先后调遣到台湾的清兵共有一万二千多人，大小船只六百余艘，舵工水手六千余名。

　　清朝调兵反攻之际，起义军内部已发生分裂。朱一贵军纪严明，禁止淫掠。国公戴穆强娶民间妇女，被朱一贵处死。太师洪阵私卖起义军信札，被朱一贵正法。杜君英原要立自己的儿子杜会三为王，遭到反对。杜军不服从命令，掳掠妇女财物。被掳人口中有国公吴外的戚属，吴外请求释放，杜君英不理。朱一贵派杨来、林琏去劝他放回，杜君英将杨来、林琏捆绑。朱一贵与国公李勇、郭国正等整兵讨伐杜君英。杜君英战败，挟持数万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儿干屯札。起义军战士分裂成两支，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清淡水营守备陈策，率淡水侯观德、李直三等地主武装，乘隙袭击朱一贵。诸罗县地主陈徽也率兵攻陷县治。陈策派人赴澎、厦请求援兵，满保、施世骠先后发兵一千七百人往援。各地地主武装更加猖狂镇压农民起义军。

　　六月十三日，施世骠等从澎湖出发，十六日抵鹿耳门外。起义军一支由苏天威率领据守险要，发炮抵抗，战斗十分激烈。清军入鹿耳门，起义军退守安平镇，被清军攻陷。朱一贵派杨来、颜子京、张阿山、翁飞虎率八千义军反攻安平。十九日又派李勇、吴外等率数万人再攻安平，遭到清军夹击。义军丧失了主动地位，退保府治，沿岸列炮固守。

　　六月二十日夜，西港仔地主带领清守备林亮官兵一千三百名，在西港仔登岸。二十一日晚，清南澳总兵蓝廷珍自率水师五千五百余人到西港仔与林亮等会合。次日分兵八路，向起义军进攻。黄殿率领起义军迎敌，遭到伏击。起义军当夜袭击清营，又中埋伏，受到了严重挫折。

　　六月二十三日，蓝廷珍进至茑松溪，直逼府城。朱一贵率数万义军退走，清兵分为南北二路追击。被起义军俘虏的游击刘得紫乘隙逃走，组织地主武装，向起义军进攻。陈策也率地主武装与清兵会合。朱一贵率领千余人退至沟尾庄。庄主杨石、杨旭、杨雄等已接受蓝廷珍给与的守备、千总衔札，合谋诱捕朱一贵。闰六月初五日夜，杨旭齐集六庄的丁壮，以守护为名，将义军所携火炮用水灌湿，夜半大举攻击。起义军从梦中惊醒，仓促反抗。朱一贵被杨旭的伏兵擒捉，吴外、陈印等突围。蓝廷珍审讯朱一贵，他昂然屹立，辱骂敌人，腿骨被打断仍英勇不屈。后被押解到北京处死。杜君英父子被兰廷珍招降，随后也被解送北京处死。

　　朱一贵被捕后，起义军余部仍在王忠等领导下坚持斗争，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王忠在凤山境内被俘，起义军全部失败。

　　（四）太子的废立与诸王纷争

　　自一七○八年九月太子胤礽被废至康熙帝病死的十多年间，围绕着太子的废立形成长期的纷争。

　　一、胤禩谋立的失败

　　康熙帝废胤礽后，未立新储。诸皇子及党附诸臣密谋争立。

　　康熙帝共有三十五子，其中十五子早殇，一子出继，实有十九子。长子胤禔系惠妃纳喇氏所生，故不得立为太子。二子胤礽出于康熙帝第一位皇后——大臣索尼之孙女赫舍里后。后生胤礽而卒。三子胤祉封郡王，四子胤禛、五子胤祺、七子胤祐、八子胤禩均封贝勒（六子胤祚早卒）。诸子各自结交权臣，招纳门客，植党互斗。胤禔不得立而心忌胤礽，康熙帝曾说他“党羽甚多”，“闻各处俱有大阿哥之人”（《圣祖实录》卷二三七）。胤禔并蓄养“飞贼”刺客，暗害异己。胤礽废后，胤禔立即向康熙帝陈奏，请立八子胤禩。胤禩为良妃王氏所生，亦不出于正后。胤禔陈奏说：“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必大贵。”并说：“今欲诛胤礽，不必出于皇父之手。”（《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帝大怒，斥他“凶顽愚昧”。皇三子胤祉乘机揭发胤禔曾用喇嘛魇术谋害胤礽。康熙帝将胤禔革爵幽禁，张明德等凌迟处死。康熙帝传谕：“如有人誉胤禩，必杀无赦。”胤禩被革去贝勒，为闲散宗室。

　　二、胤礽的再立

　　康熙帝废胤礽时，曾说他“似有鬼物凭之者”。胤禔魇咒事揭发后，康熙帝曾召胤礽入见，释禁居宫。说：“今胤礽之疾，渐已清爽，亦自知其罪”，并说胤礽以前的悖乱行事，俱由于索额图父子（《圣祖实录》卷二三五）。一七○八年十一月，康熙帝命满汉大臣议立太子事。左副都御史劳之辨等，见康熙帝已释胤礽，希图迎合康熙帝的意旨，密奏复立胤礽为太子，说“乞速涣新纶，收回成诏，敕部择吉早正东宫”。康熙帝见奏，不悦，斥劳之辨行为奸诡，革职回籍。拥胤禩的满汉大臣又乘机推举胤禩。满大臣阿灵阿（遏必隆之子）、鄂伦岱（佟国纲之子）、揆叙（明珠之子）等贵族及汉人尚书王鸿绪等私下计议，举胤禩。奏称：“皇上办事精明，天下无人不知晓，断无错误之处”，已废太子决不可改易，请立胤禩为太子。康熙帝不允，说胤禩“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九年）正月，康熙帝决意复立太子胤禩，因而又怀疑推举胤禩的大臣，有人操纵，传谕追查，说：“此事必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以当举胤禩默喻于众，众乃畏惧伊等，依阿立议耳。”（《圣祖实录》卷二三六）佟国维是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之弟，又是康熙帝第三位皇后佟佳氏之父，故称为舅舅。佟佳后已死，无子。佟国维原属汉军旗，康熙初改隶满洲镶黄旗，曾仕内大臣、议政大臣。一七○四年以年老致仕。康熙帝予以宽免，不加深责，要他以后“不于诸王阿哥中结为党羽”，“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余”（《圣祖实录》卷二三六）。随后，将大学士马齐（满洲镶黄旗人）拘禁追究。

　　一七○九年三月，康熙帝举行立太子的大典，宣告复立胤礽为太子。康熙帝同时也对其他皇子加封晋爵，以图稳定局势。八子胤禩已在胤礽被释后即恢复了贝勒爵位，三子胤祉、四子胤禛、五子胤祺这时都由郡王晋封为亲王。七子胤祐由贝勒晋封郡王。十子胤■封郡王。九子胤禟、十二子胤祹、十四子胤禵封贝子。

　　太子胤礽复位，诸皇子晋封，上距一七○八年九月废太子，前后不满半年。在这半年中，诸王大臣多陷入诸子纷争之中，康熙帝反复失措，朝廷更加动荡。朝鲜使臣闵镇厚向朝鲜肃宗报告说：“胡人持皇帝阴事告外人无所隐。如乍废太子，旋复其位；殴曳马齐，仍官其子。处事已极颠倒”（朝鲜《李朝肃宗实录》三）。

　　三、胤礽再废与纷争再起

　　康熙帝复立太子胤礽，多方扶植，作继承皇位的准备。康熙帝曾说：“伊（指胤礽）所奏欲责之人，朕无不责。欲处之人，朕无不处。欲逐之人，朕无不逐。惟所奏欲诛之人，朕不曾诛。”“凡事如所欲，以感悦其心，冀其迁善也。”（《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帝去热河行宫或到江南塞北巡视，太子胤礽即留居京师。一些满汉大臣见太子胤礽继承皇位的大势已定，便纷纷依附到太子周围。胤礽也结纳臣僚门客，四处索取货贿和美女，骄纵日甚。

　　一七一一年夏，康熙帝去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得密告，太子胤礽处有满大臣多人聚饮，结为朋党。康熙帝严查此事。十月间回京，即锁拿都统鄂缮、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等多人，斥责为依皇太子结党。并指斥耿额乃索额图之家奴，依太子结党是要为索额图复仇。康熙帝将此案交宗人府审理，并与贪污受贿案一并追查。审讯长达七个月之久，牵连臣僚多人。一七一二年四月定案，耿额、齐世武、讬合齐等以受贿罪绞死。其他官员分别议处。康熙帝说“此等事俱因太子胤礽所致”，说他“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言语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尤属无耻之甚矣。”定案后，康熙帝随即奉皇太后去热河避暑，命太子胤礽随行。刑部在京结案行刑。九月底，康熙帝返京，即传谕诸皇子拘执胤礽。十月，将胤礽“废黜禁锢。”（《圣祖实录》卷二五一）

　　太子胤礽自再立至再废，不满三年，此时已年近四十。康熙帝决意再废太子，显然是在怀疑太子党形成，将会谋夺皇位。康熙帝传谕说：“今之人善者少而恶者多。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胤礽因朕为父，虽无异心，但小人辈惧日后被诛，倘于朕躬有不测之事，则关系朕一世声名。”（《圣祖实录》卷二五一）康熙帝认定臣下善者少恶者多，对太子和臣僚疑虑重重。朝中臣僚也在太子废立之争中进退维谷，朝夕惴惴，至有“两处总是一死”的流言。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皇帝心甚不快，频有乖常之事，大小臣僚如在针毡。”（朝鲜《李朝肃宗实录》三）。

　　康熙帝对太子胤礽，两立两废。废后又希冀再立。一七一三年，户部尚书赵申乔疏请再立太子，康熙帝不准。一七一五年，拘禁中的胤礽借治病的机会，以矾水写密信给宗室普奇，要普奇保举他为大将军，亲信数人为将军，讬太医传递。事被揭发，康熙帝将普奇治罪。一七一七年，汉人大学士王掞、御史陈嘉猷等相继上疏，请复立胤礽。康熙帝怒加申斥，指为“植党希荣”，充军西北（王掞以子奕清代戍）。一七一八年翰林院检讨朱天保（满人）奏称“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力言胤礽仁孝，请复立为太子。康熙帝斥责说：“尔云二阿哥仁孝，尔何由知之？”竟将朱天保处斩。朱天保父朱都纳，曾任兵部尚书，年老致仕，因助天保上奏，也被枷示幽禁。朱都纳婿戴保也因参预此事，被处死。

　　八皇子胤禩原来谋立不成。胤礽被废后，胤禩又谋继立，被康熙帝察觉。一七一四年十一月，康熙帝出巡塞外，驻跸遥亭。胤禩往祭亡母，遣太监赴遥亭向康熙帝请安。康熙帝大怒，指为“藐视朕躬”，在帷帐前将所遣太监夹讯，追查胤禩党羽事。随即传谕诸皇子，指斥胤禩原曾谋杀胤礽，并说：“胤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等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朕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圣祖实录》卷二六一）康熙帝时刻担心皇子发动政变，指胤禩为“大奸大邪”，严加监视。

　　十四皇子胤禵在一七一八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进讨准噶尔部。出师前，康熙帝亲自授印，并命用正黄旗纛。朝中因而传言，允禵已“默承储眷”。皇位继承迁延未决，朝臣议论纷纭。

　　四、胤禛继位

　　在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图谋继立的皇四子胤禛在康熙帝面前亟表恭顺，不露形迹，暗中结纳朝臣，多方活动。

　　胤禛母乌雅氏，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并非出身显贵，在妃嫔中地位低微。一六七八年十月生胤禛，次年，始为德嫔，一六八一年进为德妃。一六九八年，胤禛二十一岁，封贝勒。一七○八年十月，康熙帝向诸王大臣论及诸皇子优劣，说：“惟四阿哥，朕亲抚育，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胤禛随即上奏，称“顷者复降褒纶，实切感愧。”并说“喜怒不定四字，关系臣之生平”，请求谕旨内“恩免记载”。康熙帝再传谕，说是“偶然谕及，无非益加勉励之意。此语不必记载。”十一月，康熙帝已决意复立胤礽，传谕诸皇子及诸王大臣说：“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胤禛知胤礽废立不定，急忙陈奏否认，说：“臣奉皇父谕旨，谓臣屡为皇太子胤礽保奏，臣实无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圣祖实录》卷二三五）。次年春，康熙帝复立胤礽为太子，并加封诸皇子，胤禛晋封为雍亲王。

　　胤禛为雍亲王时，已年逾三十。倚信满人戴铎为之谋画。戴铎劝他“戒急用忍”，说“我主子（指胤禛）天性仁孝，皇上前毫无所疵。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胤禛不仅招纳门客、结交权臣，也力求与兄弟诸王和睦相处，不露谋位的迹象。一七一三年，康熙帝再次废胤礽后，戴铎写密信给胤禛，说“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有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我主子之才智德学，素俱高人万倍，人之妒念一起，毒念即生，至势难中立之秋，悔无及矣。”（《文献丛编》第三辑）胤禛与戴铎加紧暗中活动。理学名臣李光地在太子废立中超逸避祸。康熙帝几次问他，他只是说建储大事“惟宜听天心独断，臣何敢遽赞一词。”康熙帝再废太子后，更加倚信李光地，说“大臣中每事为我计万世者，惟此一老臣耳。”（《李光地年谱》）一七一六年，李光地告假回福建故乡。康熙帝特召晋京，商议建储大事。戴铎得知消息，急去李光地处密谋立胤禛共享富贵。事后，他向胤禛密报，说：“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指李光地）相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文献丛编》第三辑）。

　　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入宫，传长篇口谕。康熙帝说他年将七旬，在位已五十余年。“自康熙四十七年大病之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叙梁武帝为侯景所逼，隋文帝不能预知炀帝之恶以至宋太祖烛影之类的疑案，然后说：“死生常理，朕所不讳。惟是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十年以来，朕将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书写封固，仍未告竣。立储大事，朕岂忘耶？”最后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帝在此谕中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告诫皇子诸王大臣勿谋废立，只是并未将继承者言明。

　　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六十九岁的康熙帝在寝宫病死。死后，宫中传出遗诏，内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圣祖实录》卷三百）雍亲王胤禛（清世宗）奉诏即位，改明年年号为雍正。李光地已在康熙五十七年病死。雍正帝即位后，追封为“太子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