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世宗）四十五岁即皇帝位，五十八岁病死。前后在位仅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康熙时期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雍正帝采取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力矫康熙帝晚年的种种积弊。积重难返的清朝政局，一时颇有振作的气象。清朝皇帝对臣下的统治，却由此更加严厉和专制。清王朝的赋税制度和某些社会经济制度也在这一时期，有所改革。雍正帝还加强了对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为乾隆时期兴盛之局奠定了基础。

　　（一）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政局的整顿

　　雍正帝在诸皇子的长期争夺中继承皇位，即位后立即采取措施，以稳定局势。（一）雍正帝即位之日，即命胤禩、胤祥与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国家事务。臣下启奏和谕旨传出均经四大臣。并晋封胤禩、胤祥为亲王。胤祥原是雍正帝的支持者。胤禩长期谋位，在朝中结党甚众。封任胤禩显然是为了暂时稳定局势，以便进而清除其同党。（二）雍正帝即位之日，即召康熙帝十四子胤禵来京奔丧。胤禵为雍正帝同母弟。自一七一八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讨准噶尔。一七二一年五月，率师驻甘州，进至吐鲁番。十月，曾奉召回京。次年三月还军。康熙帝病死时，胤禵领重兵在外。雍正帝召胤禵回京守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五月，下谕说：“胤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今又恐其不能改，不及恩施，特进为郡王（原为贝子），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胤禵被解除兵权，留居京师。（三）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十二月，雍正帝依宗人府奏，命兄弟同辈诸王的名字“胤”字均改为“允”，以有别于皇帝名讳。（四）雍正帝为消除康熙以来建储结党的积弊，一七二三年八月宣谕，亲自书写皇位继承人，密封匣内，放在乾清宫正中匾额之后。皇帝死后再取视继立，称为“密封建储”。此后，不再立太子，以消弭朋党。

　　雍正帝皇位稳定后，逐步强化专制统治。

　　一 诛除允禩党

　　康熙时，允禩谋立结党，允禟（康熙第九子，宜妃所生）、允■（康熙第十子，温禧贵妃所生）均依附允禩。雍正帝晋封允禩，调回允禵，随命允禟出驻西宁，命允■往蒙古祭奠哲布尊丹巴（雍正元年死于京师，灵龛送还喀尔喀），允■中途称病不行，还居张家口。一七二四年四月，雍正帝将允■革职逮捕，拘禁京师。允禟在西宁，被劾违法买草、踏勘牧地。雍正帝暂予宽免。

　　一七二四年七月，雍正帝自著《朋党论》指责诸王大巨结为朋党，“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十二月，废太子允礽在囚禁中病死。雍正帝兄弟中的政敌主要是允禩一党。一七二五年二月，诏谕诸王大臣，撤销四大臣总理事务，斥责允禩“自委任以来，诸事推诿，无一实心出力之处，无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怀挟私心，遇事簸弄，希冀摇动众志”，“有罪无功，不应议叙。”（《世宗实录》卷二十九）随后，又传谕说：“朕弟兄中如允禔、允禩、允禟、允■、允禵等，在皇考时结党妄行，以致皇考圣心忧愤，日夜不宁”。允禔早被拘禁。雍正帝历举允禵、允■、允禟等事君不敬事例，说“嗣后大小臣工，若有怙恶不悛，暗附其党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党援解散，无附会济恶之人”（同上）。随将允禩党首鄂伦岱（佟国纲子）发往奉天。

　　雍正帝派遣都统楚宗捧旨去西宁查处允禟被劾事，允禟拒不奉旨。山西巡抚伊都立又参劾允禟指使护卫殴打生员。一七二五年七月，雍正帝革去允禟贝子封爵，撤除其属下佐领，在西宁幽禁。十一月，因议裁内务府佐领披甲，内务府属下聚众喧闹。雍正帝指允禩为此事的祸首，命领侍卫内大臣与宗人府会审具奏。宗人府议奏：“允禩心怀奸恶，其悖逆结党之罪，屡蒙皇上宽免”，“激令内务府人等嚷闹，明系市恩惑众，毫无畏惧，奸恶已极”。请革退亲王，撤出属下佐领。雍正帝谕“俱从宽免”（《世宗实录》卷三十八）。不久，又查出允禩曾私毁康熙帝御批事。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年）正月，雍正帝将当年康熙帝责斥允禩谋害允礽谕旨公开发出，内称“朕与允禩父子之恩绝矣”。雍正帝据此处治允禩，说“今其作为至此，断不可留于宗室之内，以为我朝之玷。”（《世宗实录》卷四十）遂将允禩革去黄带子，即削去皇室宗籍，禁锢高墙。允禟及允禩党苏努、吴尔占等宗室也被削籍离宗。允禩被削去宗籍后，不能再用皇族旧名，三月，改名为阿其那（满语，詈词）。五月，允禟自西宁押至保定监禁，改名塞思黑（满语，詈词）。允■、允禵也被监禁。八、九月间，允禩与允禟相继死于狱中。依附允禩的鄂伦岱及内大臣阿尔阿松（遏必隆子）在戍所处死。雍正帝一举消除允禩等诸弟党，击溃了政敌。

　　康熙帝第三子允祉，在雍正帝即位后，受命守护景陵（康熙帝陵）。康熙时拥戴允祉的汉族文士陈梦雷被逮，发遣关外。一七二八年，降封允祉为郡王。一七三○年二月，复为亲王。五月又被夺爵，禁锢于景山永安亭。子弘晟禁宗人府。允祉一系势力也被消除了。

　　二、削弱八旗贵族

　　康熙以来，诸皇子争立，满洲八旗王公贵族分别依附诸皇子，自成势力，形成朋党。雍正帝翦除诸弟，又从制度上削弱八旗贵族，以杜绝祸源。

　　停止诸王兼理旗务——康熙时，曾由皇子诸王数人分管八旗事务，一七二八年十月诏谕说：“向因宗室诸王等闲居无职掌之事，……是以谕令数人管理旗下之事。今观诸王之办旗下事者，与该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则于诸王无益，而于公事亦未免耽误矣。”雍正帝还在诏谕中指责诸王所办之事有舛错，若照例处分，于心不忍，不若仍令闲居。诏谕规定：“除宗人府外，其余兼掌之处，俱著停止。”（《世宗实录》卷七十四）

　　王公护军归隶营伍——清初定制，上三旗守卫禁廷，下五旗护军各守王公府第。王公所辖旗下每佐领有护军（大巴牙喇）十七名。雍正帝即位后，重申康熙时旧制：“凡上三旗大臣侍卫官员人等，俱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世宗实录》卷三）一七三○年，将八旗护军均隶禁卫，一律改为禁卫军，王公只留满洲、蒙古佐领下二名亲军（《八旗通志初集》卷六十七）。

　　改革主仆关系——满洲八旗王公对属下人等，仍沿袭奴隶制遗留的主仆关系，存在许多特权。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八年七月，即将八旗都统（固山额真，旗主人）改称为固山昂邦（旗长官），改铸印文。这实际上即是取消了八旗王公都统的主人地位。八旗旗主原可对属下审刑治罪。雍正帝定制：“旗分人员，不许擅行治罪，必奏闻交部。”（《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又定制：八旗补用王府官职，任使旗下人员，或需用多人供差役事，都必须列名请旨，极大地限制了八旗王公的权力。八旗各派满洲御史二员，稽察八旗一切事务。

　　出旗为民——满洲王公贵族拥有大批的奴仆和壮丁，视如奴隶。一七二四年，雍正诏谕刑部说：“向来八旗官军人等，待家人过严，微小之失，甚至殴责毙命。奴仆虽贱，彼亦人子”。定议：“其官员违法责打奴仆致死，及持刃杀死者，分三等，定以罚俸、降革、鞭责。平人犯者，分三等鞭责枷号。至官员平人有致死族中家仆者，各从重拟。八旗官员画一遵行。”（《世宗实录》卷二十一）但旗人奴仆违犯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旧例不论罪。可见，这还只是对主奴关系给予更多的限制。

　　皇庄和王庄中，庄头役使壮丁，也与奴仆相似。一七二四年规定：“嗣后如肆行凌虐者，许壮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实，止一二人，则另拨与别处屯庄；至四、五人，即将庄头革退治罪。”（《世宗实录》卷二十）次年规定：八旗家奴，如果主人情愿令其赎身为民，档案可查，以后不得借端控告。一七二七年又规定：八旗继养“民人之子及仆人之子，俱著为民。”（《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帝连年颁发的一系列诏谕，使八旗贵族役使的奴仆、庄丁，得以经由各种途径有条件地出为民户。雍正帝旨在限制满洲贵族势力，残余的满洲奴隶制因而更为削弱了。

　　三、镇压满汉大臣与文士

　　雍正帝在位期间也加强了对满汉大臣与文士的控制和镇压。

　　诛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迁内阁学士。一七○九年，出任四川巡抚，一七一八年擢任四川总督，一七二一年升任川陕总督，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雍正帝即位后，召允禵还京师，今年羹尧总理大将军事务。一七二三年，特授抚远大将军，驻师西宁，进兵青海，击败和硕特蒙古（见下节）。次年晋爵一等公。

　　年羹尧主持西北军务多年，战功日著，权势日盛。在西北行营时，任用官员，不经奏请，但咨吏部，谓之“年选”，与当年吴三桂之“西选”并称。一七二四年十月还京陛见，公卿跪接广安门外。但雍正帝因查知他曾与允禟有书信来往，已加疑忌，曾说：“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擅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致不能保全。”（《东华录》卷二十六）次年正月，被年羹尧参劾的四川巡抚蔡珽来京，被召见。蔡珽奏被诬陷，并奏年羹尧贪残诸事。三月，雍正帝借故责斥年羹尧，指责他的奏疏，“字画潦草，且将朝乾夕惕，写作夕阳朝乾”，诏谕问罪说：“观此，则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其谬悮之处，断非无心”，将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世宗实录》卷三十）。年羹尧曾举荐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又在西安劾罢驿道金南瑛。胡期恒擢任甘肃巡抚奉召来京。雍正帝说他奏对荒谬，革职。四月间传谕，年羹尧妄举妄劾，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年羹尧疏报：“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江南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雍正帝益怒。七月，命革将军职，授闲散章京，速赴杭州效力。年羹尧疏称：“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内阁九卿科道合词劾奏年羹尧“贪婪成性，骄横居心，颠倒官常，草菅民命。”请正典刑。雍正帝因年羹尧在西北立有战功，恐处死后人心不服，命各省将军督抚提镇，“各秉忠心，各抒己见”（《世宗实录》卷三十四）。各省督抚提镇连续劾年羹尧之罪。十月，雍正帝令将年羹尧逮送京师。十二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奏年羹尧与道人“谋为不轨”等罪九十二款。雍正帝诏谕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子年富与宾客邹鲁等处斩。父年遐龄（曾任湖广巡抚，致休，授尚书衔）、兄年希尧（广东巡抚）夺职免死。

　　囚隆科多 隆科多是佟国维之子，康熙帝孝懿仁皇后之弟，雍正帝称舅舅。康熙帝病死，隆科多传遗诏雍正帝继位，为雍正帝所倚重，曾任为总理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衔。一七二五年，王大臣议年羹尧之罪“罢任留爵”，雍正帝大为恼怒，疑隆科多有意徇庇，削太保衔，以示警告。并诏谕说：“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膂”，“伊竟有二心，朕予以宠荣，伊幸为邀结，招权纳贿，擅作威福”。“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之故习，则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陷，各宜警惧，无得自干诛灭。”（《东华录》卷二十六）隆科多被撤销总理事务大臣。一七二六年，又因家仆牛伦挟势贪脏，刑部议斩隆科多。雍正帝命斩牛伦，罢隆科多尚书之职，发往阿尔泰料理边务。一七二七年六月，因私藏玉牒，被召回京师。王大臣等议隆科多罪四十一款，当斩。雍正帝免其正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楹，“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文士三狱 雍正帝处治年羹尧、隆科多案，涉及曾经依附于他们的一些汉人文士。雍正帝罗织他们文字之罪，指为讥谤朝政，严加惩治。其中汪景琪、钱名世、查嗣庭三案，成为文士中震动一时的大狱。

　　浙江钱塘文士汪景琪，曾为年羹尧记室。一七二五年搜查年羹尧家文书，内有汪景琪所写《西征随笔》。雍正帝指责其中记事文字是讥讪康熙，诋诽雍正年号，所撰“功臣不可为论”尤为大逆不道。将汪景琪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发黑龙江为奴。

　　江苏武进人翰林院侍讲钱名世，曾作诗颂扬年羹尧，雍正帝指为“以文词谄媚奸恶”，“行止不端，立身卑污”，革职发回原籍。雍正帝并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令地方官悬挂钱氏宅门。又谕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撰诗文，纪钱名世的劣迹进呈。雍正帝阅后，交付钱名世刊印（《世宗实录》卷四十二）。翰林院侍读吴孝登、陈邦彦等，作“刺恶”诗不合雍正帝意。吴孝登被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陈邦彦落职（《永宪录》卷四）。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曾由隆科多荐引。一七二六年出任江西考官，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命题考试（见《槐厅载笔》）。一说出题“维民听止”，被指为“雍正”二字去首（见《掌故拾零》卷二）。雍正帝指责他心怀怨望，有意谤讪君上，又在其寓所搜出日记二本，被指为有讥谤用人行政之语。雍正帝将查嗣庭革职囚禁，瘐死狱中。其子坐死，家属流放。查嗣庭兄、翰林院编修查慎行，曾在康熙时入值南书房，是一代名士，也因嗣庭罪被逮，放回原籍。弟查嗣■，也为翰林院编修，因嗣庭罪被逮，谪遣关西。一七三四年死于戍所。

　　康熙时期，曾经极力争取江南名士，以稳定清王朝的统治。雍正帝严惩汪、钱、查等之狱，说是为了“儆戒士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雍正帝对大臣们说：“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琪、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世宗实录》卷四十九）汪、查都是浙江文士，狱后并停止浙江乡、会试，以压制江南士人。

　　谢济世与曾静案 三狱之后不久，雍正帝又处治了广西谢济世狱和湖南曾静狱。

　　广西全州人谢济世，康熙五十一年进士，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劾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贪虐等十罪。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曾受到雍正帝的嘉许。雍正帝说谢济世劾状“显与朕之明旨相悖”，夺官审讯。广西巡抚李绂赴任直隶总督，晋京陛见，亦劾奏田文镜贪虐。雍正帝说“济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革谢济世官，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谢济世在军中撰《古本大学注》，被劾“毁谤程朱”。雍正帝见其中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等语，指谢济世“意不止毁谤程朱”，而是“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世宗实录》卷八十二），下九卿议罪。

　　广西举人陆生楠选授江南吴县知县，晋京陛见。雍正帝说他态度傲慢，必是谢济世一党，命夺官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效力。一七二九年，陆生楠撰《通鉴论》十七篇，内中论及建储和隋炀帝事，被劾为“非议时政”，并下九卿议罪。谢济世与陆生楠均议军前正法。雍正帝斩陆生楠，赦谢济世，在军中服役赎罪。

　　湖南靖州人曾静案，是雍正朝震动朝野的大案。清初，浙江文士吕留良（号晚村）隐居山林，著书宣扬夷夏之防，传播反满思想。康熙时吕留良病死，弟子严鸿逵继续传播吕留良学说。曾静应试落第，在吕留良子吕毅中家中，得吕留良所著书，与严鸿逵门人沈在宽等联络，密谋反清。一七二九年四月，曾静弟子张熙被派往川陕总督岳钟琪处，携带密函劝岳钟琪起兵反清。信中罗列雍正帝罪状，称岳钟琪为岳飞后人。岳钟琪将张熙拘留审讯，奏报雍正帝。雍正帝差刑部侍郎杭奕禄等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拘讯曾静，解押来京。浙江总督李卫在吕留良、严鸿逵家中搜出家藏书籍日记等。雍正帝命九卿会审，将吕留良、严鸿逵（已死）剖棺戮尸，枭首示众。斩吕毅中、沈在宽等。曾静服罪，说“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世宗实录》卷八十一）雍正帝赦曾静、张熙死罪，命他们到江浙各地去宣讲悔悟原委，以消除汉人的反满思想。

　　一七二九年九月，雍正帝亲自撰著长篇谕示，引据经史和清朝建国事实，对吕留良等反满之论，逐条批驳，并颁布各府州县，以至远乡僻壤，说是“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帝批驳的诏谕之后，附曾静、张熙等人名为《归仁录》的服罪悔过文状和吕毅中、沈在宽等人的供词，合称为《大义觉迷录》颁行。所谓“大义”指“君臣之义”，“迷”是指“华夷之说”。雍正帝在镇压汉人文士后，又对汉人臣民加强了思想统治。

　　四、吏治的整顿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五月即发布上谕十一道，历举官场种种积弊，各级官吏贪贿无能，华而不实，一再告谕澄清吏治。康熙末，吏治败坏已成为危及清朝统治的严重问题。雍正帝即位后的几年间，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

　　清除冗劣 雍正帝首先罢斥各省巡抚中贪黩和庸懦不胜任的官员，亲自降旨先后革除江西巡抚王企清、湖广巡抚张连登、直隶巡抚赵之垣、山西巡抚苏克济、河道总督赵世显等多人。随令各省督抚整饬属下官吏。贪酷者参处，庸碌者裁汰。各督抚不敢不遵，力行整饬。浙闽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恐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属员参劾过半，容再查奏”。一七二五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抚等，说“乃有庸懦无能之督抚，间有参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参，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参劾，于我不便。以此等语解释于众，似觉参劾为迎合朕意”。他训诫说：“凡事秉公据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见。”（《世宗实录》卷三十一）

　　一七二六年十一月，对朝中各部官吏进行裁简。雍正帝传谕说：“各部汉司官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著各部堂官将所属司官，详加甄别。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办事，将来不堪升用者，尽行举出，与应留办事人员，一同带来请旨”。（《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为留任、改除（调任）、休致（退休）三类，裁减了大批冗员。

　　清理钱粮 各级地方政府经管钱粮，历任官员侵贪肥私，已是代代相因的公开的积弊。地方呈报积贮钱粮数字，多有虚额亏空。亏空的缘由是经管官吏贪污，上司勒索。前任官员将亏空移交下任，下任再加侵贪，积年累月，越亏越多。上下欺蒙，互为掩饰，成为官场腐败的积习，也使地方财政日益虚溃。

　　雍正帝即位后，即下谕指斥地方官员亏空钱粮的种种弊端，限三年之内，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三年之内，如数补足。不得苛派民间，不得借端掩饰，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各地方清查钱粮中出现苛派掩饰诸弊，雍正帝随时予以禁止和驳斥。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闰四月，直隶州县官与当地绅衿通同作弊，奏呈百姓愿代赔州县亏空，名为“乐捐”，实际上是勒索百姓。雍正帝严谕禁止。浙闽总督满保奏称前任总督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康熙帝南巡时积欠相沿。雍正帝严加驳斥，说当年皇考南巡，屡降谕旨，丝毫不取给于地方。命满保具奏南巡时有何费用，亏空至二十年之久，不能消结。满保不能对。山西、河南两省奏称亏空系应办军需所致。雍正帝驳斥说，军需皆有正项钱粮，不曾累及地方。亏空乃下吏侵渔，上司需索所致。一七二六年七月，户部尚书徐元梦，接受亏空官员的馈送，代为掩饰。雍正帝即将徐元梦革职。

　　一七二六年八月，雍正帝因三年期限已满，各省均未奏报清理就绪，再展限三年，如到期仍不能补完，即将督抚从重治罪。实有难于补足之处，可奏闻请旨。

　　一些地方在限内奏报补完，雍正帝详加查核，严惩虚报。江西巡抚裴■度奏报江西仓谷俱已补足。一七二六年十一月，雍正帝派遣吏部侍郎迈柱（满洲镶黄旗人）前往查核。迈柱查出江西虚报贮存，又虚报民间借领，多方掩饰。雍正帝将裴■度及布政使等革职，命他们以家产买谷还仓。亏空之州县官解任，留在本处赔补。福建巡抚毛文铨掩饰亏空，虚报实贮在仓。雍正帝派员查得，福建所属仓谷、钱粮虚悬甚多，实贮在仓者只有十之三、四。一七二七年六月，任命常赉（满洲镶白旗人）为福建巡抚，前往清查。只查出亏欠银四十四万余两。江苏省是生产发达，赋税收入最多的省份。一七二九年二月，雍正帝命王璣署江苏巡抚，兼管清查钱粮。苏松等处即查出历年积欠一千六百余万两。雍正帝将康熙五十年以前的积欠豁免，五十一年以后者严加清理。侵贪钱粮的官吏，准自行出首，毫无隐匿者，从宽免罪。

　　亏欠钱粮，是康熙时期以来长期形成的积弊。侵渔钱粮，也久已在官场上下相习成风。要使各级官吏彻底补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山西巡抚诺岷（满洲正蓝旗人），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在当地清查，成绩较著，但也不可能全部补完。一七三○年二月，雍正帝诏谕内阁大臣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世宗实录》卷九十一）命将各省官员名下应追赃银及侵欺、挪移、流抵、分赔、代赔银两，凡在雍正三年以前发觉者，酌情免追。四年以后犯罪之案及贪污军务钱粮，不准宽免。雍正帝在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地清查钱粮，虽然不能补完积欠，但对官场侵贪的积习，给予沉重的打击。在整顿吏治中，成效还是显著的。

　　火耗养廉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帝曾说，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岷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指出，历来火耗皆州县征收而加派横征，侵蚀国帑不下数百万。原因是各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种种馈送，名目繁多，州县肆意贪污，上司曲为容隐，这是从来的积弊，应当消除。他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世宗实录》卷二十二）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一七二七年，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

　　清沿明制，官员俸禄低微。定额的“养廉”超过俸银数倍，各省下一。督抚为正二品或从一品，俸银不过一百五十五两至一百八十两（另有俸米一百数十斛）。养廉银最少的省份，如浙、闽、四川有一万三千两，多者如陕、甘、云、贵，有二万两。七品知县年俸银不过四十五两，米四十五斛。养廉银可多至二千两，至少也有五、六百两。火耗养廉制度实行后，虽然民间负担的加耗仍然繁重，但对限制横征加派，改变官场上下公开贪污的积弊，还是有作用的。

　　讲求实政 康熙晚年提倡理学，要臣僚对上忠顺，对下宽仁。忠顺流为逢迎，宽仁流为隐庇，官场中从而形成因循苟且不负责任的颓风。雍正帝即位前深知这些积弊，即位后在理财惩贪的同时，力图矫正官风。他在元年元旦的上谕中即指责：“今或以逢迎意指为能，以沽名市誉为贤，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肖官吏，滥列荐章，而朴素无华、敦尚实治者，反抑而不伸，是岂风励属员之道乎！”（《世宗实录》卷三）他力矫臣下逢迎之弊，以防欺隐，说“一涉欺隐，即开巧伪之端，何弊不因此而渐滋耶。”（《朱批谕旨》钟保四年一月十二日折）一七二九年十一月的一个朱批说得更明白：“封疆大吏于是非真伪必有确见，将一派忠诚对朕方是。若一味迎合揣度，以为敬慎，则大错矣。”（《朱批谕旨》赵弘恩七年十一月七日折）一些官员标榜“宽仁”沽名，放纵豪绅贪吏触法而不究治，政务废弛却博得颂声。遭到罢斥，也有人为之申吁。雍正帝称这些人为“巧宦”，说“巧宦沽名之贻误国家，较贪劣者为尤甚”（《朱批谕旨》石云倬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折）雍正帝针对逢迎欺隐、因循巧伪的积弊，提出“实心实政”，以整顿吏治。

　　雍正在裁汰庸劣官吏的同时，极力奖谕实心任事的官员。山西巡抚诺岷到任半年，即将钱粮料理清楚，雍正帝称他“实为天下抚臣之第一者也”。满洲贵族鄂尔泰（镶黄旗人）康熙末年任内务府员外郎，雍正帝为皇子时曾向他违例需索，遭到拒绝。雍正帝即位后，对他说：“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严”。擢任为江苏布政使，以矫逢迎之弊。一七二五年升任为云南巡抚，一七二八年为云贵、广西总督，勤劳任事。雍正帝称他为“满汉文武大臣中第一人”。一七三二年，升任大学士、兵部尚书。一七二三年山西灾荒，巡抚德音隐瞒不报。内阁侍读田文镜路经山西，如实陈报灾情，受到雍正帝的嘉奖，任为山西布政使。次年，改任河南布政使，擢为巡抚、总督。一七二八年，任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极力整顿吏治，遭到非议。河南学政王国栋奏报说：“怨望田文镜者，或言其催科太迫，或言其御下太严，不留余地。……臣下封印后回省，目击其办事甚勤，大小属员一到即见，家人吏役约束甚严，门包小费一概谢绝。居官如此，可谓难得”。雍正帝朱批：“甚属公当”（《朱批谕旨》王国栋摺）。云南布政使李卫，因整顿盐政，揭露官吏贪污，被巡抚借端裁抑。雍正帝擢任他为浙江巡抚，又任为浙江总督管巡抚事。雍正帝授任各地方官员，有意矫枉，以倡导实政，消弭积习。

　　清朝中枢也拣选“实心任事”的满汉大臣，以加强统治机构。雍正帝翦除谋立诸弟，赞誉十三皇弟允祥“未尝图利干预一事，纠党邀结一人”，加封为怡亲王，管领户部。十七弟允礼“实心为国，操守清廉”，封为果郡王，管理理藩院与工部事。中枢大臣、满人大学士白潢、马齐、汉人大学士张鹏翮、礼部尚书张廷玉、刑部尚书励廷仪、吏部尚书朱轼、礼部右侍郎蒋廷锡等都以勤慎廉能得到擢用，形成雍正帝的统治核心。

　　雍正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康熙时满汉大臣与督抚提镇许密折言事。雍正帝进而命朝中科道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据实敷陈。地方官员布政使、按察使至道员、知府，军中总兵、副将、参将也都可以密折陈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以至水旱天时，百姓生计等等都可密奏。“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朱批谕旨》鄂昌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密折不准谋于他人，不准泄露，须官员亲自书写，直送京师。督抚密折呈交官内奏事处。以下满汉官员密折，分别由怡亲王允祥和汉人大臣张廷玉、蒋廷锡转呈雍正帝阅看批旨。雍正帝从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设缇骑（侦探）秘密侦查官员言行，虽生活细事也随时密报。甚至有的官员，身边仆役即是雍正帝派遣的缇骑。官员们心怀畏惧，不敢妄为了。

　　（二）军机处的设立与赋税制度的改革

　　雍正帝统治时期，对中枢统治制度和赋税制度，相继作了重要的改革，成为此后清王朝历代相承的定制。

　　一、军机处的设立

　　清朝初年，沿袭满洲贵族议事的旧制，设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军国大事。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满洲、蒙古都统俱为议政大臣。六部满人尚书也参与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前扩大。康熙帝亲政后，加强皇权，会议权限逐渐削弱。民政事务由内阁大学士或六部会议具奏。议政王大臣只议国家典章制度及军事要务。设南书房后，始由汉人翰林参预撰拟诏旨。一六八五年，罢满蒙都统议政，只参预议论军事。雍正帝削弱八旗王公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又被进一步削弱。

　　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撤消总理事务王大臣制。次年，雍正帝下密旨，在内廷设立军需房，筹办西北用兵的军需。西北准备出兵，是当时的军事机密，朝内外均不得知。一七三○年，在内廷设军机房。由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雍正六年拜大学士兼领户部）等，参予军机要务。随后改称军机处。一七三二年，铸造“办理军机印信”，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

　　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尚书、侍郎数人入值，名为“在军机处行走”或“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来又保选内阁中书舍人数名，缮写文书、保管文件，名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只有值庐，没有官署，官员称“内廷差使”。部院大臣不得擅入，军机大臣也不得接交外吏。皇帝每天寅丑二时（上午五至八点）召见军机大臣，口授谕旨，或是把章疏交下审议。军机大臣“承旨书谕”，经办一切。军机处虽名为军机，实际上是作为皇帝左右的助手，处理所有军政要务。据王昶《军机处题名记》所记：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则十八省及边疆将军、办事大臣，迄于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凡巡幸、谒陵、经筵、蠲赈与朝内侍郎以上，外省知府、总兵以上，黜陟调补，以及晓谕中外谕旨，称为“明发”；告诫臣工，指授方略，查核政事，纠正处理不当的刑狱，称为“寄信”（廷寄）。“明发”交内阁，转发部科；“寄信”密封交兵部驿马递送，注明日行三百里或四、五、六百里，以至八百里。内阁、翰林院撰拟不当，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大臣还被派往各处调查，处理各种重要事件。军机处承旨出政，把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票拟合而为一。内阁只办例行题本，也成为处理政事的机关，军政大事均在军机处决定。

　　军机大臣满汉并用，但大学士、军机大臣的领班需由满大臣担任。他们能文能武，出将入相，既能熟悉部院事务，了解地方情况，又能指挥作战，具有军事经历。鄂尔泰出身进士，先后任佐领、广西巡抚、云贵广西三省总督，一七三二年授任保和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进为军机大臣。军机处的汉大臣参与机要，草拟谕旨。雍正帝曾说：“自张廷玉为大学士，听朕谕旨，悉能记忆，缮录呈览，与朕言相符。”（《世宗实录》卷八十七）他们都是翰林出身，经由内阁学士、六部侍郎、尚书以至大学士，进而充任军机大臣的。

　　雍正帝每天与军机大臣在一起，处理各地呈送的各种文书，迅速批交内外官员办理。使手续简化，行事快捷，加强了王朝的统治效能。议政王大臣会议渐成虚设，被军机处取代。

　　二、赋税制的改革

　　明朝赋税，自万历时实行一条鞭法，合并各种税目，但仍是田亩征税，人丁服役，二者并行。明末“加派”赋税，漫无限止，激起农民的广泛反抗。清初，削减加派，但地丁税役仍沿明制。康熙五十一年起，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法，以限制赋税的增加。但行之既久，各地人口生死迁徙，原定税额与实际不符，出现许多流弊。雍正时，将人丁税与田亩税合一，依地亩多少统一征收赋役，号为“摊丁入亩”。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史上，这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女子及未成年的男子称“口”，六十岁以上除籍。三年（后改五年）编审一次。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又称丁徭银或徭里银），各地额数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已是沿袭旧簿，老不除籍，壮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减。征收丁银都转加到在籍男丁身上。农民被迫逃亡，应纳丁银也由在籍人丁负担。康熙时，丁银的征收已是统治者面临的严重问题。

　　早在顺治时，陕西南郑、浙江嵊县等地就曾试行过“丁随粮行”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有的地方将逃亡故绝的人丁的丁银摊入田亩中征收，以田补丁。康熙时，河南太康、四川芦山、湖北沔阳、山东黄县等地也分别试行过“丁随地派”，“按亩均丁”，“丁随粮派”和“丁银摊地”等办法，将丁银与田赋结合起来征收。一七一四年（康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即奏请“统计丁粮，按亩均派”（《养吉斋余录》卷一），未获允准。一七一六年户部议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四川省实行“丁随地起”，“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额》、《纪丁随地起》）。

　　雍正帝即位后，一七二三年六月，山东巡抚黄炳曾疏请“摊丁入亩”，未准。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疏言：“顺天、保定、河间、永平、宣化五州（府），地多旗圈，丁银留为民累，请自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始，摊入通省地亩内，按地输丁。”（《清史列传》卷十三）雍正帝命户部议复。九月，户部议准，请于雍正二年为始，造册征收。每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二厘。李维钧在直隶实行“摊丁入亩”后，福建巡抚黄国材亦奏准自雍正二年实行“摊丁入亩”，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三厘不等，只有台湾府缓行（《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山东、河南、云南、陕西、浙江、甘肃、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湖北等十二省和广东、四川未“摊丁入亩”的州县，也在雍正五年至七年间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将丁银摊入田赋内征收。摊入科则各地不同，有的全省通筹均摊，有的是各州县分别均摊，甘肃则分河东、河西各自均派。山西省在雍正二年即由布政使高成龄奏请“照直隶新例，将丁银并入地粮”（《世宗实录》卷二十四），但遭到各州县官的反对，迟迟不能实行。盛京、吉林因大量八旗丁壮和家属迁进关内，又有大批汉人移居关外，户籍无定，仍照旧制地税丁银分征。

　　明代的军户清初改称屯户，军丁改称屯丁，与民丁分别编征。实行“摊丁入亩”后，有的省区不分民丁、屯丁和民地、屯地，一律把丁银摊入田赋中征收。也有的地区则将屯丁银摊入屯地银征比，与民丁、民地分开计算。另一种办法是，归入所在州县内均摊。清初曾一度废止明代的匠籍，将匠户编入民籍一体征银，后又恢复匠籍，单独完纳，称为“匠班银”。实行“摊丁入亩”后，匠班银也与丁银一起摊入地粮。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丁属于灶籍，称灶户，人丁称灶丁。灶丁除缴纳盐课外，还需缴纳丁银。“摊丁入亩”后，灶丁的丁银也摊入灶地（制盐场地）内征收。

　　雍正帝改革税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摊丁入亩制，实际是统一依据占田多少增加赋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贫苦农民的负担因而减轻，作用还是积极的。对清王朝说来，由此较易于保证赋税征收，加强统治。摊丁入亩后，逃隐的人丁减少，入籍的户口显著增多了。

　　三、“除贱为良”

　　清代统治的人户中，满洲贵族役使的奴隶之外，还有各种贱民，分布各地，在明代或更早的时期即已形成，历代相沿不改。这些贱民并非奴隶，但地位低于平民，不列于民户的户籍。雍正帝在削除满洲奴隶制和改革丁税制的同时，陆续将各地的各类贱民，除籍为良民，编入户籍。

　　山陕乐户——乐户原为教坊乐人。明代将罪犯罚为乐户，逼勒为娼，不入民户户籍。山西、陕西一带有大批乐户。据《熙朝纪政》卷三《除贱为良》条载，他们是明初不附靖难的兵民，“编为乐籍，令世世不得自拔为良”。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四月，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熙（年羹尧子）条奏说：“山陕乐户沉沦丑秽，无由自新”。（《永宪录》卷二）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压良为贱，是前朝弊政，亟宜革除。雍正帝采此议，命除山西、陕西教坊乐籍，改业为良民（《世宗实录》卷六）。

　　浙江惰民——浙江一带有所谓“惰民”，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不入民籍，甚至不能穿着四民的服装。男子捕蛙、卖饼为业，妇女或说媒，或伴良家娶嫁，为人髻冠梳发、穿珠花。或走市巷，成为私娼。一七二三年八月，两浙巡盐监察御史噶尔泰奏请除绍兴惰民籍，说当地惰民称为“丐户”，“丑秽不堪，与乐户无二。请照山陕乐籍，一例削除”。雍正帝于当年九月，诏“除绍兴府惰民丐籍”（《世宗实录》卷十一）。惰民改业，同于平民。

　　安徽伴当、世仆——明末以来，江南徽州府有“伴当”，宁国府有“世仆”，当地称为“细民”。伴当、世仆户需为主户服役，甚至遭受主户鞭打。主仆之分承袭前代，茫然无考。雍正帝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并无上下之分，应开豁为良，命当地督抚查明具奏。安徽巡抚魏廷珍奏请：“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伊主役使；即已赎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应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禁止”。雍正帝准其议，一批细民被除为良民（《世宗实录》卷五十六）。

　　广东疍户——广东滨海，有疍（音旦）户籍。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疍户地位卑贱，不准登岸居住。疍户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漂泊。雍正帝认为，疍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不应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饬令督抚晓谕地方，“凡无力之疍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世宗实录》卷八十一）。

　　江苏丐户——一七三○年五月，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苏州府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从旧沿袭下来的丐户，不得列于四民。请照乐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于编氓。得到雍正帝的允准实行（《世宗实录》卷九十四）。

　　雍正时，各地大批不在籍的贱民除为良民，编入户籍的民户人口也因而大为增加。

　　（三）边疆地区的统治

　　雍正帝统治时期，继承康熙帝的事业，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先后击败青海和硕特蒙古和准噶尔部贵族的反抗，与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划定清朝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领域，并进一步加强了东北的边防。西藏地方平息了贵族间的战乱，巩固了统治。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废除土司，订立统一的官制。雍正帝对边疆地区统治的加强，为乾隆时期清朝疆域的确定，奠立了基础。

　　一、对青海蒙古的统治

　　一六九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八台吉晋见康熙帝，顾实汗子达什巴图被封为和硕亲王，诸台吉分别封为贝勒、贝子和公爵。达什巴图死后，子罗布藏丹津承袭王爵。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夏季，罗布藏丹津招诱诸部到察罕托罗海盟会，要诸台吉放弃清朝封授的贝勒、贝子、公等名号，恢复旧称，并自号为达赖浑台吉。八月，罗布藏丹津出兵攻击拒不从命的亲王察罕丹津（顾实汗曾孙，封亲王），并联络青海大喇嘛察罕诺们汗，率领和硕特蒙古及藏族人丁、喇嘛等共二十万人起兵。十月，雍正帝任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平乱。罗布藏丹津率部进攻西宁。年羹尧军封锁青海通往西藏和天山的道路，大举进攻。十二月，被胁迫的诸台吉和部众十余万人，先后降清。次年正月，岳钟琪在郭隆寺（西宁东北）重创和硕特蒙古军，二月，又率精兵五千人，远袭柴达木敌营，罗布藏丹津率领二百人化装逃走，投依准噶尔。一七二五年，雍正帝将青海和硕特蒙古分编为二十旗，置佐领，设扎萨克统治。

　　二、北疆的划界与边防的加强

　　恰克图条约 康熙时，准噶尔部噶尔丹拥兵反清，曾多次与俄国联络，企求援助。噶尔丹败死后，喀尔喀蒙古诸部返回故地。清朝即向俄国提出，划定北段即喀尔喀蒙古地区的边界，以确定北部边疆。雍正帝即位，曾向俄国重申此议。一七二五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第一即位，派遣萨瓦为全权大使，来北京庆贺雍正帝登基，并商谈缔结商约、划定边界、引渡逃犯和在中国传教诸事。一七二六年十月，萨瓦到达北京，与清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成、兵部侍郎图理琛会谈。经过三十多次会议，到次年三月初十日基本上达成协议。五月十六日，隆科多（六月被雍正帝撤回北京）、郡王策凌、内大臣四格、兵部侍郎图理琛与俄国代表萨瓦、科留赤夫、郎克、格拉儒诺夫，在布尔河岸举行会议，勘察、划定两国边界。七月十三日（公历九月一日），两国代表签订边界条约，即《布连斯奇条约》。双方又根据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原则，以及会勘的边境界图，于九月初七日（公历十一月一日）签订《恰克图条约》。条约共十一条，其主要之点是：（一）划定中俄北段边界。由沙毕纳依岭至额尔古纳河之间，依据山川形势和设立鄂博的原则，确立自楚库河以西，沿布尔古特依山，至沙毕纳依岭，为两国边界（即今蒙苏边界）。乌第何等处，暂置为两边公中地方，均不得侵占居住。（二）商定贸易管理事项。俄国商人限在二百人以内，每三年来北京一次。两国交界地带的日常零星贸易，指定尼布楚和恰克图两地，准免税建造房屋，但沿途需经正道。如有绕道或赴他处贸易者，将贸易货物入官。（三）规定俄罗斯馆留居人员。准许北京俄罗斯人居住俄罗斯馆，并在馆内建造东正教教堂。俄国学生由国子监满汉助教各一人，住馆教习满汉语文。

　　恰克图条约划定的边界，大体上依据当时的实际控制状况，贝加尔湖地带，原为蒙古土谢图汗领属的布里亚特蒙古故地，从此归于俄国。清王朝则确立了对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领域，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

　　修筑城驿 康熙时，曾在漠北地区建成五路驿站，以加强京师与蒙古诸部的联络。一七一八年（康熙五十七年），在漠北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筑城驻兵，护卫喀尔喀。自杀虎口至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均设驿站。雍正时，又在漠北和西北相继建成科布多城（周围十二里）、巴尔库尔城（周围八里）、察罕廋尔城和乌里雅苏台城，驻兵屯粮。一七三二年，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统率喀尔喀四部的蒙古军队，兼理扎萨克图和赛音诺颜两部事务。清军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同时还规定：“嗣后将应发黑龙江等处人犯，遣往北路军营附近可耕之地，令其开垦效力。”（《世宗实录》卷一二○）次年，巴尔库尔、哈密等处屯田，收获青稞、大小麦等多达六万一千三百石。修筑城驿和实行屯田，加强了北方和西北的边防。

　　呼伦贝尔驻防 呼伦贝尔草原，处于漠北与东北之间，并与俄国交界，原为蒙古牧地。一七三二年，采黑龙江将军库尔海的建策，在呼伦贝尔筑城驻防。拣选索伦、达斡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迁移其地，编为八旗，左翼自修城处至俄国交界处游牧，右翼在喀尔喀河游牧，共编为五十佐领。各给牛羊，以立产业。在呼伦贝尔城设总管（后改统领），归黑龙江将军统辖。

　　三、对南方诸民族的统治

　　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省境年居住着彝、傣、苗、瑶、壮（僮）等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实行与汉族不同的封建农奴制、奴隶制甚至保留着氏族部落制的残存。明朝统治时期，各民族的统治者和各级首领，接受明朝授予的宣慰使司、宣抚使司、招讨使司等司官以及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官职称号。但各民族仍各依照自己的传统制度进行首领的承袭与更替，报请明朝认可，因而被称为“土司”、“土官”。明朝末年，大西农民军和南明军据西南地区抗清，当地一些土司曾率领本族武装参加抗清战争。吴三桂据云贵时，请准土司世袭，又有一些土司参与吴三桂发动的反清战争。雍正时期，改变南方诸省的土司制度，由朝廷直接任命满汉官员统治，任免迁调，权归朝廷，号为“流官”。这当然不能不引起各族统治者的反抗。雍正帝镇压了这些反抗，在南方各民族区改革了统治制度，号为“改土归流”。

　　云南 一七二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他认为：土司之所以难治，是由于地分数省，事权不一，即如东川、乌蒙、镇雄，皆四川土府。东川与滇一岭之隔，至滇省城四百余里，而距四川成都千有八百里。去冬乌蒙土府攻掠东川，滇兵击退，而川省令箭方至。雍正帝采鄂尔泰议，把四川的乌蒙、镇雄、东川改隶云南，铸发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印，统一事权，委派鄂尔泰全权办理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事。鄂尔泰到任后，先从改隶云南的东川入手。东川于康熙三十一年已经改流，但仍为土目占据。鄂尔泰革除了东川土目。乌蒙土知府禄万钟、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均年少，兵权操在两人的叔父禄鼎坤和陇联星手中。鄂尔泰令总兵刘起元屯兵东川，招抚禄鼎坤。禄万钟在汉人刘建隆等的挟持下，约镇雄土兵三千，袭击屯住鲁甸的禄鼎坤。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参战，击败禄万钟。又邀集与乌蒙相仇的阿底土兵共捣乌豪，连破关隘，禄万钟逃往镇雄。十二月，陇联星被鄂尔泰招降。陇庆侯与禄万钟抵抗失败，逃往四川，不久也降。清朝设立乌蒙府，镇雄州，派总兵刘起元坐镇，控制乌蒙、镇雄、东川三属。时东川法戛土目禄天祐、乌蒙米贴土目禄永孝仍割据一方。鄂尔泰派兵收服，擒禄天祐。禄永孝败逃四川，复纠凉山等地土兵回袭清军。清军大败禄永孝，并趁势击败雷波、阿卢等未附土司。乌蒙事平后，清朝改设流官，任禄鼎坤为守备，升调河南参将。禄鼎坤不满，派其子禄万福回鲁甸联络旧部反清。一七三○年禄万福乘刘起元不备，攻陷乌蒙、东川、镇雄，联络凉山的旧土官、土目、头人等数万人相继起兵反。鄂尔泰调遣官兵万人（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土兵），分三路进攻。哈元生直扑乌蒙，连夺大关、伐乌关、豆沙关，逼近鲁甸。禄万福等逃往东川巧家营，被清军俘获。反抗失败。

　　云南境内，西起永昌东至元江一线以南，全属各民族土司统治区域。以北为府州县区，但每府也都有土职。鄂尔泰先后把镇沅知府刁瀚、霑益知州安于藩以及赭乐长官司、威远府、广南府等土目革职，委派同知刘洪度权知镇沉府。刘洪度派人清丈土地，刁氏族舍土目不肯交还民田，联络威远彝人反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正月杀刘洪度。鄂尔泰出兵镇压，把已革土司、土目迁移到外省安置。次年，鄂尔泰又出兵进攻孟养、茶山未附的土司，深入数千里。澜沧江内土司全部改为流官，设立普洱府，调元江绿旗兵驻守，并派兵到思茅、橄榄坝扼守通往蒙（今泰国西部）、缅、老挝的门户。江外车里等处仍保留土司制度。

　　贵州 明朝在贵州设立布政使司，管辖境内八府、四州和七十五个长官司。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水西宣慰使安坤反清；次年，郎岱土目陇安藩亦反，被吴三桂镇压，设立黔西、平远、大定、威宁四府州。雍正时，贵州还有以古州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计有一千三百多处苗寨，十万余人。这里土地肥饶，出产桐油、白腊、棉、桅木、毛竹等，但长期与外界隔绝，时有清朝罪犯来此逃避。

　　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鄂尔泰派兵进攻广顺州之长寨。副将刘业浚焚毁布依族土寨，遭到反击，被迫撤退。鄂尔泰又令总兵石礼哈继续进攻，连破三十六寨，收降二十一寨，招抚苗人、布依人三千余口。清朝在长寨设参将营，派兵扼守险要，迫令当地各族人民剃发易服，设保甲，编户籍。广顺、定番、镇宁等处的六百八十个苗寨，永宁、永丰、安顺的一千三百九十八个苗寨，先后降清。清军进而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水江、都江流域推进。一七二八年夏，清军建立八寨城，命贵州按察使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分兵进攻大小丹江，焚毁鸡讲五寨。一七三一年，清军沿九股河而下，进抵清水江，潜居九股苗族中的汉人曾文登向苗人献策说：改流升科，赋税倍增。此地江深崖险，清兵不能攻入。清军开到，以农忙为借口乞降，再伺机袭击清军。张广泗侦知后，一面佯为受降，一面布署军队，发动突然进攻。苗人战败，缚曾文登献清军。清水江、丹江一带俱为清军控制。清军从湖南买来盐布粮货交易，当地苗民大喜。但古州及其所属的来牛、定旦、溶峒等地的苗人仍然据险抗拒。张广泗攻其不备，一举占领古州及其属地。清廷在苗岭山脉及清水江、都江流域，建立起古州（榕江）、台拱（台江）、清江（剑河）、都江、丹江（雷山）、八寨（丹寨）六城，设营驻兵镇守。

　　广西 广西是壮族聚居区，瑶族壮族多于汉人十倍。除桂林、平乐、浔州、梧州未设土官外，全省各处都有土官，共计一百五十余人。雍正初年，泗城土知府岑映宸势力最强，派兵四千在红水江北立营。一七二七年夏，鄂尔泰部署清兵进攻泗城，岑映宸被迫缴出敕印。鄂尔泰迁岑映宸于浙江，派流官管理泗城府，并把红水江北地方划归贵州，设永丰州。思明知府土官黄观珠，因为各寨头人不服管束，主动请求将洞郎等五十村寨改为流官管辖。柳州、思恩、庆远等地的土目，鱼肉壮民，积案如山。壮民听到“改土归流”的消息，争相备粮请兵。一七二八年，清军进攻思陵州八达寨，壮民斩土目颜光色以献。八月，清军攻克思明府邓横寨，远近土目缴出军器二万余件降清。清廷废除当地的土司制，降清的土官大都被任为流官。

　　湖南 湖南土司紧邻内地，多役使汉人垦田纳粮。土司剥削苗汉农民，并在城市之内置有房产，经营生理。雍正时，桑植、保靖土司内有近十万土民，声称土司凌虐难堪，愿入籍为民。清朝乘势迫令永顺、桑植、保靖、容美四大土司“缴印纳土”，设立永顺府，永顺、龙山、桑植、保靖等县和鹤峰州。其他土司也因无力弹压土民的反抗，不得不先后请求归流，缴印纳土。清廷授予降服的土司官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职衔，以流官补用。愿迁移置产者，准予迁移。

　　自雍正四年至九年间，伴随着清军的镇压，南方诸民族区大部分实现了“改土归流”。继续保留土司制度的一些地区，领地和土兵都很少，并要受清朝的种种限制，不得扩张。清王朝在改设流官的地区，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和民族压迫，但各民族内部更为落后的统治制度则由此多少受到限制。

　　四、西藏战乱的平定

　　康熙末年，击败准噶尔部对西藏的侵扰后，七世达赖格桑嘉错自青海入藏。清廷命拉藏汗旧臣康济鼐辅达赖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管理后藏事务。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六月，西藏噶伦阿尔布巴等谋杀了康济鼐，企图夺取政权，并向后藏进兵。颇罗鼐率领后藏及阿里兵几千人击败阿尔布巴军，奏报清廷请求发兵进藏平乱。次年五月，颇罗鼐领兵至拉萨，围困布达拉宫。阿尔布巴被擒。清廷驻藏钦差马喇、曾格等在战乱中保护了七世达赖的安全。颇罗鼐在清军到来之前，即出兵削平了阿尔布巴之乱，得到清廷的嘉奖。办理西藏事务吏部尚书查郎阿依据颇罗鼐的保选，奏请以色朱特色布腾及策凌旺扎尔二人补授噶伦。由颇罗鼐兼管前后藏事务。雍正帝准其议，巩固了对西藏的统治。

　　五、对准噶尔部的战争

　　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在康熙末年派兵侵扰西藏失败，一七二七年病死。子噶尔丹策零继位，继续与清朝为敌。一七三一年六月，噶尔丹策零派大小策零敦多布二人，率兵三万，越过阿尔泰山向东进攻。清靖边大将军傅尔丹领兵三万人，从科布多出发迎击，在和通泊（科布多西二百里）大战。清军溃败，副将军巴寨等战死，生还科布多者仅二千人。九月，大小策零敦多布乘胜进攻喀尔喀蒙古，清郡王额驸策凌与亲王丹津多尔济，率领喀尔喀蒙古兵，在鄂登楚勒河大败准噶尔兵。一七三二年七月噶尔丹策零又亲自领兵，越过杭爱山，劫掠哲卜尊丹巴胡图克图地方。八月，袭击塔密河的策凌帐幕，掠夺子女牲畜。策凌回师追击，在喀喇森齐泊大战，准噶尔兵溃败。策凌追至光显寺，又击毙敌军万人，噶尔丹策零败逃，向清朝求和。一七三四年，清廷撤回征准噶尔兵将。一七三五年三月，清廷定议：准噶尔游牧，不准过阿尔泰山；喀尔喀游牧，不准过扎卜堪。阿尔泰山以东由清军巡逻，以西由准噶尔部巡逻，暂息争端。

　　雍正帝在位的十三年间，在整饬内政的同时，逐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准噶尔事定后不久，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帝病死，年五十八。死前，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捧读雍正帝亲书密旨，命皇四子弘历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