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宗初政

　　武宗纵欲亡身，死后并无子嗣继承皇位。宸濠之乱刚刚平定，明王朝又面临着宗藩夺位的危局。皇太后张后（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和内阁大臣谋议扶立新帝。首辅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在位十余年，权位最重，且已预有谋划，因据《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之义，倡议迎立宪宗之孙、孝宗之侄、兴献王祐杬之子厚熜嗣位。这时，祐杬已死，厚熜年十五岁，袭王封。杨廷和之议，得到大学士梁储等阁臣的赞同，张太后照准，遂命谷大用与梁储等前往安陆藩邸，以拟作的武宗遗诏迎接嗣君厚熜（世宗）来京继位。新君继位前由杨廷和理政。明朝自成祖以后，历代皇帝嗣位，多由皇太后主持其事，但继位的皇帝出自阁臣的提名，则是前此所未有。皇帝继位前，由阁臣杨廷和奉太后懿旨综揽朝政，也是前此所未见。这表明阁臣的权位已日益严重，并不仅是司票拟的文臣。

　　自武宗逝世到世宗即位，杨廷和总揽朝政凡三十七天，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称奉武宗遗诏罢遣边兵入卫京师者归镇；停罢威武团练营，又将豹房番僧及少林僧、教坊乐人等诸非常例者，一切罢遣；放遣四方进献女子；停京师不急工务；收宣府行宫金宝归诸内库。（二）奉皇太后懿旨收捕江彬。江彬在正德末年受命提督赞画军机密务并督管东厂与锦衣卫官校，统率边兵数万，改团练营为威武团练营，亲自提督军马。几次导从武宗巡游取乐，沿途勒索掠夺，民不堪命。武宗死后，江彬是民愤最大也最为危险的人物。杨廷和罢设威武团练营后，江彬称疾不出，窥伺情势。杨廷和请张太后允准，迅速行动，三月十八日，召江彬进宫行礼，在宫中将他收捕。杨廷和办了以上两件大事，消除了朝中的隐患，稳定了京师局势，为世宗的即位铺平了道路。

　　世宗生于安陆藩邸，幼读经书。十三岁时，父祐杬死，以世子继理藩国。对于突然而来的承继皇位，原无准备，对于宫廷及朝中诸事，也无经历。武宗宠信宦官佞幸，淫乐无度。内廷宦官与朝中大臣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相互倾轧。世宗继统，既无朝中师保可为倚恃，又无藩府旧臣随从辅佐，少年天子入京师，不啻只身入虎穴，前途是艰险的。这使他不能不对周围的各种陌生的势力，心存戒备、以防不测之变的发生，又不能不极力维持皇权，以免成为被人操纵的工具。史称世宗“多谋”而又“刚愎”，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

　　四月二十二日，世宗至京城外的行殿。礼部请依皇太子即位礼，入东安门，宿文华殿。世宗对随从的王府长史袁宗皋说：我奉遗诏嗣皇帝位，并不是皇子。杨廷和请依礼部具仪，入居文华殿，上笺劝进，择日登极。世宗仍不允。皇太后懿旨，改为即日在行殿劝进、宣告即位。世宗自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皇帝位。这次争议是世宗与内廷和朝臣的第一次较量。世宗不甘屈从，显示出皇帝的权威。后来的继统争议也于此露出了端倪。

　　世宗即位颁诏，改明年年号为嘉靖。诏书原已由杨廷和事先拟就，企图乘此时机宣告革除积弊，也为新皇帝收揽人心，稳定统治。诏书长达八千八百余言，所列兴革诸事，包罗巨细，多至六十余款。世宗阅后报可，颁行全国。诏书中说：“皇兄大行皇帝……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朕在藩邸之时，已知非皇兄之意。兹欲兴道致治，必为革故鼎新。”（《世宗实录》卷一）诏书中有关革故鼎新的内容包括：武宗朝因忠直谏诤宁正被害去任降调的官员，起复原职。因谏巡游被处死者追赠谕祭；正德元年以来的大小传升官，尽行裁革；内府各监局依弘治以前员数，多余者另行听用；锦衣卫旗校人等据弘治编军册内数目，其余裁革；正德十五年前该纳官钱粮物件，拖久未征者，尽数捐免；嘉靖元年夏秋税粮减免一半，以及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查办王府、卫所的冒籍投充人员、禁止盐商投托势要等等。诏书还指出：自正德年来，刘瑾、钱宁、江彬擅权时的弊政，诏书开载未尽者许议奏裁革。颁诏后，锦衣卫及内监局旗校工役，共裁减十四万八千七百人，省减漕粮一百五十余万石。各项裁革，多是朝野积愤已久的弊政，即位诏下，人心大快，称颂新皇帝是“圣人”。

　　世宗顺利即位，稳定了局势，随即进一步采取果断的措施，以巩固皇权。

　　除恶宦——明朝的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集团，虽然其中也是良莠不齐，但武宗宠信奸佞，宦官恃宠弄权作恶者甚多。他们不仅为朝臣所侧目，也是世宗强化皇权的威胁与隐患。即位诏下，福建道监察御史王钧即上疏劾奏一批太监的罪恶。世宗即位才五日，即贬降迎立有功但权势甚重的太监谷大用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又将东厂太监张锐、司礼监太监张雄、御马太监张忠、于经、以及宣府镇守太监刘祥等十余名弄权作恶的宦官下狱治罪。太监张永在武宗朝曾与杨一清奏诛刘瑾，与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武宗死后，督军九门防变，在太监中，功多于过，也被免职闲住，又降为南京奉御。世宗翦除内宦，不仅为了改革恶政，而还为了排除羁绊，强化皇权统治，用意是清楚的。

　　诛钱、江——钱宁在武宗朝依附刘瑾，掌锦衣卫事。正德末年因参予宸濠之乱被逮。世宗即位后，五月间，以磔刑处死钱宁，宁子十一人俱在锦衣卫为官，也都斩首。六月间，又处死江彬及其子三人，党附江彬的李琮被处死，许泰下狱论死，减罪徙边。抄没钱宁的家产有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江彬家产有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世宗命将钱、江家产充作边地用度、以代民赋。

　　清庄田——世宗即位诏中曾经提到，如有倚恃权势侵夺霸占抄没犯人庄田者，审证明白，归还本主管业。诏书下后，群臣纷纷上疏，指责正德时京畿多有太监侵占民田，称投献为皇庄。请废除皇庄名义，撤回管庄太监。户部左侍郎秦金上疏“乞差科道部属官一员，分诣查勘，自正德以后，系额外侵占者，给还其主。管庄人员，尽数撤回”。世宗说：“迩来奸猾妄将军民田土设谋投献，管庄人等，因而乘机侵占。朕在潜邸，已知其弊”（《世宗实录》卷五），准如所议实行。清庄田是从经济上对奸猾内宦的一个沉重打击。

　　迎母后——世宗自安陆藩邸匆促被奉迎来京师，生母兴王妃蒋氏仍留藩府。世宗即位后三日，即诏谕遣使往安陆迎生母来京。如何尊封母妃成为世宗面临的一个特殊问题。世宗命礼官集议崇奉生父兴献王的祀礼及封号。礼部尚书毛澄依据首辅杨廷和之意，与公卿上议，依宋英宗继统仁宗封生父濮王的旧事，应尊孝宗为父考，生父兴献王及王妃称皇叔父母。世宗览奏，说：“父母也可以移易么？”交付再议。杨廷和与毛澄一再上疏，坚持前议。世宗也坚持不允。七月，礼部观政进士、永嘉人张璁上“大礼疏”提出继统不断嗣之义，说：“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于崩殂，而廷臣遵祖训、奉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初未尝明著为孝宗后，比之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者，较然不同。”（宋英宗曾养于宫中，封皇子）“今日之礼，宜别为兴献王立庙京师，使得隆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兴献王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世宗得奏甚喜，说：“此议实遵祖训，据古礼”。当即召见杨廷和等，手敕：“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杨廷和等封还世宗手敕，抗疏力争。九月，世宗母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来到通州，得知朝廷大臣拟议以孝宗为考，大怒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因留通州，不肯进京。世宗听说，涕泗不止，启奏慈寿皇太后（孝宗后张氏），愿避皇位奉母归藩。杨廷和见势不得已，乃草敕说：“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兴献帝生母）为皇太后。”世宗准此敕草，迎母进京。礼部会拟迎后进宫礼仪，由朝阳门进东安门。世宗不准，自定从正阳门由中道行。礼部请用王妃凤轿仪仗。世宗不准，诏用母后驾仪。十月初四日，兴献后至京，由大明门中门入，世宗在午门迎驾入宫。世宗一再为生母力争后位，也就是提高他本人的皇权，以示不屈从于前朝。迎后之争，世宗终于击败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旧臣，取得了行使皇权的又一个胜利。

　　二、“大礼”之议

　　世宗自安陆入京即位，只有藩府长史袁宗皋随从。即位后，任袁宗皋为吏部左侍郎又晋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袁宗皋以老病不赴任，九月间即死去。阁臣中梁储于五月间致仕。只余杨廷和、蒋冕、毛纪三人。武宗朝已致仕的费宏奉召入阁。世宗要巩固他的统治，不得不依靠内阁旧臣，却又恐被人左右，时存戒心。世宗与蒋后入京之仪，坚持改变了阁部的拟议，也由此更加深了对旧臣的疑虑。宪宗以来，皇帝很少朝见大臣，内阁与宦官参预机务，成为惯例。这时的内阁，以杨廷和为首，都是前朝老臣，参预定策立帝，更不免自恃功高，企图决断一切。大礼之议遂使新皇帝与旧阁臣的矛盾，日益尖锐。

　　蒋后入宫后，如何尊奉世宗生父与母后，仍是继续争议的课题，时称大礼之议。大礼之议表面上是朝臣中不同意见的争议，实际上则是阁臣与皇帝之争。以杨廷和为首的旧臣虽然依祖训兄终弟及之意拥立世宗，却把世宗继位看作是孝宗过继皇子，因而坚持尊孝宗为父考，而以生父为叔父，这当然是蒋后与世宗母子所不能同意的。杨廷和等阁臣联络朝官，一再抗疏，旨在迫使世宗就范，屈从廷议。世宗尊崇父母，旨在维护皇权，自不甘受人摆布，自削权柄。大礼之议于是成为新帝与旧臣的一次全面的较量。

　　十月间，兵部职官主事霍韬作大礼议，反驳杨廷和、毛澄等人的廷议。上疏说：廷议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考之古礼则不合，质之圣贤之道则不通，揆之今日之事体则不顺。”（《明史·霍韬传》）进士张璁力排众议，进大礼议之后，十一月又作“大礼或问，”重申前议（见《世宗实录》卷八）。正德末年致仕的大学士杨一清，得见此议，写信给吏部尚书乔宇，说“张生此论，圣人不易，恐终当从之”。（《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十二月，杨廷和授意吏部，任命张璁为南京刑部主事，调出京师，并且寄语张璁说：你本不应当做南官，姑且安静等待，别再作大礼说和我为难！杨廷和在大礼议中，利用权势，排斥异己，直言而并不隐讳。群臣畏惧杨廷和排挤，不敢不附和杨议，力斥张璁。

　　蒋后入京时，世宗姑且同意称兴献帝、后，而不称皇，本是一时的妥协之计。十一月间，又称奉太后懿旨，加“皇”字，称兴献皇帝与兴献皇后。杨廷和封还世宗手诏，拒不发布。朝臣也附和上疏，力争不可。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年）正月，礼部右给事中熊浃则上言：“兴献王宜尊以帝称，别立一庙。”“母妃则尊为太后，徽号如慈寿之例”。（《世宗实录》卷十）熊浃是大学士费宏的同乡。不久之后，费宏即调熊浃出朝，任按察司佥事，以免得罪杨廷和，牵连自己。礼部毛澄乘清宁宫后之小宫发生火灾，上疏说是“变不虚生，宜应之以实”，又说御执父母又各加一皇字，不可以告天下。给事中安磐上疏，说“兴”是藩国不可加于帝之上，“献”是谥号不可加于生存之母。世宗迫于众议，改为皇太后、皇后加上尊号，慈寿皇太后（孝宗后）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皇嫂皇后（武宗后）加号庄肃皇后，本生母兴献后加号兴国太后，祖母邵氏皇太后（宪宗妃）加号寿安皇太后。三月间正式行礼，奉上尊号。生父仍号兴献帝，不加皇字。世宗此举，显然是不得已的退让。杨廷和至此已先后四次封还世宗的御批，执奏近三十疏，并多次以去就力争。十一月，世宗祖母寿安皇太后病死。杨廷和奏称：上为孝宗后，不宜为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世宗不采其议，自定宫中服丧二十七日。十二月，原兵科给事中史道升任山西佥事，上疏说是杨廷和察觉他的弹劾奏章，因而调出外任，并说“先帝（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廷和未尝力争。今于兴献帝一皇字考字，乃欲以去就争之，实为欺罔”。杨廷和上疏自辩，并请致仕。世宗下诏抚慰，说他“及国势危疑之际，又能计擒逆彬，俟朕从容嗣统，功在社稷。”（《世宗实录》卷二十一）杨廷和奉诏留任，但与世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了。

　　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之议，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疏成未能奏上，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上疏，也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请宣示朝臣改议“称孝宗曰皇伯，称兴献帝曰皇考，别立庙祀之”。十二月，南京十三道御史方凤等上疏，说“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与张璁、霍韬议礼非是”。一年之后，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又上疏议礼，并将席、方二疏附上，请世宗速发明诏“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兴国太后曰圣母，武宗曰皇兄。”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正月，世宗交付文武群臣集议。杨廷和见世宗有意变更前议，又因谏言罢遣内宦提督苏杭织造，未被采纳，遂又上疏请求致仕。此时世宗的统治已渐稳固，并已厌于杨廷和的跋扈难制，遂诏允杨廷和致仕归里。言官交章请留，世宗不听。

　　杨廷和致仕，自是当时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也是新帝旧臣之争的一个转折。礼部尚书毛澄于嘉靖二年二月因老病致仕，死于归乡途中。八月，吏部侍郎汪俊继任礼部尚书。次年二月，杨廷和离京，汪俊联络朝官上疏，仍持原议，说“宜考孝宗”，并说，诸章奏，只有张璁、霍韬、熊浃与桂萼议同，其他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都同臣议。世宗将奏疏交付有司，敕召席书、桂萼、张璁等来京集议。

　　张璁、桂萼等在南京闻讯，随即上疏，说：“今之加称，不在皇与不皇，实在考与不考”。三月，世宗颁诏：本生父兴献帝、本生母兴国太后，今加称为“本生父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又称：“朕本生父已有尊称，仍于奉先殿侧别立一室，尽朕追慕之情。”这时，张璁、桂萼已行至凤阳，从邸报上看到新诏，又上奏疏，说：“臣知‘本生’二字，决非皇上之心所自裁定，特出礼官之阴术。”六月，张璁、桂萼至京师，被擢任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此前，礼部尚书汪俊因再次上疏，遭世宗斥责，致仕。席书继任礼部尚书，到任前，由侍郎代管。七月，世宗采张璁、桂萼等议，派司礼监太监谕内阁去掉“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内阁自杨廷和去后，蒋冕继为首辅，仅两月即疏请致仕。毛纪代为首辅，力言不可，世宗斥责说：“你们无君，也要让我无父么？”毛纪等惶惧而退。世宗正式诏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世宗实录》卷四一）礼部奉诏拟定仪注奏止。世宗制准。

　　世宗去“本生”二字的敕下，又引起一场风波。朝臣纷起上疏谏阻。首辅毛纪与新入阁的大学士、原吏部尚书石珤（宝）也上疏谏止。疏俱留中。七月十五日，朝会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对百官说：“宪宗朝，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国朝故事也。”杨廷和之子、翰林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遂摭留百官于金水桥南，声言今日不参加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九卿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人跪伏于左顺门候旨。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令退去，群臣必求谕旨。再次传谕姑退，群臣仍跪伏喧呼，企图迫使世宗屈服。

　　世宗在位三年，于朝政逐渐熟悉。杨廷和去后，对于抗旨臣下，渐趋严厉，屡加斥责。面对左顺门的严峻形势，世宗行使皇权，采取镇压措施。先将为首者翰林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逮捕，又逮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锦衣卫奉诏拷讯丰熙等八人，编伍谪戍。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责。被杖致死者十六人。

　　七月十六日，世宗率文武群臣奉册宝，上生母蒋后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十八日，奉安生父神主，上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均不再有“本生”二字。九月间，经席书、张璁、桂萼等与群臣集议，世宗正式颁诏定大礼；“称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昭圣怀惠慈圣皇太后曰皇伯母，恭穆献皇帝曰皇考，章圣皇太后曰圣母。”（《世宗实录》卷四三）次年，在太庙旁建世庙（后改称献皇帝庙）奉祀献帝。大礼之议，世宗终于战胜朝臣，取得全面的胜利。

　　世宗初即位，与杨廷和等阁臣协力清除弊政，曾博得朝野的赞誉。大礼议起，杨廷和等执意胁迫世宗以生父为叔父，顺从内阁。一五二八年（嘉靖七年）六月，世宗在事过之后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时说：“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世宗实录》卷八九）这里，说出了世宗郁结已久的衷言，也大体上接近于实际。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世宗以年轻的世子即帝位，对武宗朝的旧臣也多所防范，绝不甘于受人操纵。君臣之间的暗斗明争，到左顺门事件而发展到了顶点。谈迁《国榷》引支大纶《永昭二陵编年信史》论大礼之议说：“大礼之议，肇于永嘉（张璁）……伦序昭然，名义甚正，自无可疑”。“（杨廷和）力主濮议，诸卿佐复畏廷和之排击，附和雷同，莫敢牴牾。”“以附廷和者为守正，以附永嘉者为干进，互相标榜，毒盈缙绅。”支大纶不拘于标榜“守正”的偏见，所论较为客观。他又论左顺门事说：“然以冲龄之主，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人，皆喧呼恸哭，卒不少动”，“神武独断，万古一君而已”。说世宗是“万古一君”显是称颂过分。但世宗作为不满二十岁的新君，面对元老群臣的胁迫，临乱不惧，力挽狂澜，终于使大局底定，确是显示出他独具的胆略与才能。不过，杖责臣下十余人致死，不免失于严酷。对于才有可用、过有可原的阁部诸臣斥逐过多，也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世宗初即位，锐意革故鼎新，由于朝臣连年陷于大礼之争，影响了新政的继续实施。此后起用新人，重整阁部，明朝政局又出现了新的局面。

　　三、新政的继续

　　左顺门事件，内阁首辅毛纪即引咎致仕。费宏成为首辅。吏部侍郎贾咏入阁。礼部尚书席书于八月间自南京来京师到任，推荐起用武宗时致仕的大学士杨一清。张璁也向世宗荐引。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十二月，世宗任杨一清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次年又召入内阁，参预机务。一五二六年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在大礼议中未参与争议，持论较为公允，私下则赞同张璁之议。张璁奉命修成《大礼集议》，一五二五年进为詹事兼翰林学士。一五二六年为兵部侍郎，仍兼原官。方献夫、霍韬俱为少詹事。一五二七年二月，费宏、石珤致仕。张璁早在两年前（一五二五年），即推荐武宗时的致仕大学士谢迁，说他“虽垂老之年，实台辅之器”。费宏致仕后，杨一清荐引谢迁入阁。八月，贾咏致仕。十月，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并兼署都察院事。桂萼为吏部尚书、方献夫为礼部尚书。礼议之争中，杨廷和等阁部诸臣坚执己见，自诩为“守正”，诋张璁等为“新进”。大礼议后，新旧朝臣之间，仍不免明争暗斗，时有纷争。影响较大的是以下两事。

　　郭勋、张寅案——郭勋是明初名将武定侯郭英的后裔。世宗时袭封武定侯爵，掌领团营。大礼之议，曾赞助张璁。山西太原卫指挥张寅得识郭勋。张寅仇家薛良揭发他原名李福达，是山西代州人，曾随从叔父李钺参加过弥勒教的反乱，李钺被杀，福达逃走，改换姓名。张寅自动到官置对。代州知州坐实其罪。巡抚毕昭则认为是仇家诬陷。一五二六年秋，御史马录巡视山西，重新查问此案。郭勋写信给马录，托请免于追究。马录将来信上奏，并弹劾郭勋庇奸乱法。世宗交付都察院审理。大理寺评事杜鸾说席书助郭勋偏袒张寅，上书请先将郭、席二人正法，然后再审此案。十一月，世宗准左都御史聂贤等奏，将张寅系狱待决，诘责郭勋，不予问罪。张寅子大仁上书为父申冤。给事中、御史亭台谏官连章劾奏，说大仁上书申冤是经郭勋指点，郭勋“交通逆贼”、“知情故纵”、“党护叛逆”，应置重典连坐。郭勋向世宗申诉，说是因议礼得罪廷臣。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害，并将渐及议礼诸臣。世宗命将人犯逮京，由刑部尚书颜颐寿等会同大理寺审讯，颜颐寿等再次坐实此案。世宗说要亲自审问。颜颐寿等又改指为疑狱。世宗更加怀疑。一五二七年四月，世宗将颜颐寿等审问过此案的官员，俱系诏狱。命桂萼摄刑部，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共同审理。御史马录被迫承认“挟私故入人罪”。遂以仇家诬告定案。世宗要将马录处死，张璁、桂萼等说他罪不至死，请予宽宥，改为谪戍。世宗又将审问过此案的布政使李琼等十二人谪戍，左都御史聂贤等十一人削职为民，刑部尚书颜颐寿等十七人革职闲住。因此事获罪的官员多至四十余人。此案起于民间仇怨，张寅是否李福达本在疑似之间，既使属实，也只是曾经随从作乱，并非起义首领，且早已降附明朝，在军中效力，前罪并非必不可赦。台谏官因此案群起劾奏郭勋，兼及席书，显然是借题发挥，小题大作。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论此事说，当福达叛乱时，郭勋岂曾参与谋划？说他嗾使申冤，也并不一定真有。最多只能治他个请托之罪，为什么一定要连坐？况且“知情藏匿故纵”之律与郭勋本不相似，一定要据此治罪，置于重典，只能是激成翻案（《明史经事本末》卷五十六）。郭勋在朝并非贤臣，后因贪婪谋利等罪被劾，死于狱中。但就此案而论，谷应泰的剖析，则较为公允。谷氏又指责张、桂诸人审理此案，是仇视台谏。实际上，对台谏诸臣的严惩，乃出于世宗本人。但世宗因涉及议礼而被激怒，张、桂诸人也确曾受命平反，迫使马录承伏。这一事件表明，大礼议后，新旧臣僚之间，乃至世宗与旧臣之间，仍然心存积怨，难以相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寅或李福达案，实是议礼之争的一个余波，但仍是轩然大波。

　　杨一清案——杨一清自宪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年）考中进士，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三朝，曾领兵西北，抗御蒙古，又曾与太监张永除刘瑾，因而在朝臣中拥有较高的声望。大礼议中，群臣多附和杨廷和，致仕家居的杨一清独赞张璁。世宗起用总制三边，又擢入内阁。费弘致仕后，晋为首辅。一五二七年十月，张璁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仍掌都察院事。谢迁也奉召入阁，但已年近八十，次年三月即告老。六月，世宗逾次擢任礼部右侍郎翟銮入阁。一五二九年二月，桂萼入阁。内阁四人中，翟銮遇事顺从帝意，小心从事。杨、张、桂三人实际任事。七月间，兵科给事中孙应奎上疏，弹劾内阁说：“大学士杨一清虽练达国体，而情多尚通，私其故旧”，“张璁学虽博而性偏，伤于自恃”，“桂萼以枭雄之资，桀骜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气节，援党与而暗役言官，大私亲故，政以贿成”（《世宗实录》卷一○三）。杨、张、桂三人各上疏自陈，乞休，世宗均予慰留。八月，礼科给事中王准弹劾张璁、桂萼荐用私人。工科给事中陆桀上疏，说张、桂“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乃敢罔上行私，专权纳贿，擅作威福，报复恩仇”。世宗命张璁回家自省，以资后用。桂萼革去学士职衔致仕，又令法司查究张、桂等荐引的官员。詹事府詹事霍韬上疏为张璁、桂萼申辩，说他们多有专权，是出于向世宗效忠，不避祸福。张璁引用浙江人王桀即指为亲党。王桀与杨一清都是南直隶人，岂不也可说是亲党？又说王准、陆桀的弹章，是受杨一清指使，并列举杨一清任用私人及贪贿事状。吏部尚书方献夫说言官追究张、桂荐引的官员，多至百余人，多是受诬陷，一概看作是亲党加以绳治，岂不要空人之国？九月初，张璁已行至天津。世宗又下诏召还，复任。光禄寺少卿史道言上疏说：“风习易移，人才难得。杨一清有通达万变之才，张璁力足以担当天下之重。伏愿陛下谕勉二臣，忘私奉公。”世宗嘉纳。霍韬又上疏乞假归省，说为张璁等辨雪之后，刑官仍再追逼诬陷桂萼受赃。这是由于桂萼任事独勇，任怨独多，为众所忌。刑官谓陛下犹可欺侮，奸赃权臣（指杨一清）独不可触。又说前疏所述杨一清赃罪，皆有指名，皆有实迹。霍韬请求彻查桂萼及杨一清赃案，说，一清、萼实有赃贿，即显剹于市。臣或陆桀妄言，也显剹于市。世宗不准霍韬乞假，下诏说：杨一清位居内阁辅臣之首，乃大肆纳贿，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体。命法司会官议奏处置。刑部尚书许讚会同官员议奏杨一清“大肆纳贿”，但系耆旧重臣，请予罢官归里或令休致。世宗览奏，谕内阁：杨一清“不顾晚节，贪婪无耻，赃迹显著”，“今当正法，而使知警。”命翟銮拟旨。张璁连上三疏，历叙杨一清议礼之功，说，当群议喧腾之时，得老成大臣赞与一词，所助不少，请予宽容。第三疏中并说：“况臣复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韬所奏，中外臣工不能无疑。保全一清，实所以保全臣等也。”（《世宗实录》卷一○五）情词极为恳切。世宗慰谕，说已从宽区处。杨一清自陈：“罪状既著，诛窜何辞，请予矜贷，削职放还。”世宗诏准致仕，驰驿以归，并赐金、布、纻丝等物，让他较为体面地退任。杨一清历仕四朝，功业昭著，但长期处在前朝贪贿成风的官场，似亦不免沾染积习。《世宗实录》所载有关奏疏及诏书表明，杨一清贪赃受贿，确实有据，并非他人诬指。杨一清曾自称与张璁“虽间有异同，旋即如故”，“盖终始未尝失欢”（《世宗实录》卷一○四）。旧史家或囿于偏见，指张璁力排一清以求晋任，不免有违史实，持论也有失公允。不过，左顺门事件后，世宗有意再行新政，杨一清趋于保守，因而与张璁等每有不合，则是事实。早在张璁敕罢之前，杨一清即曾上疏说：“今之持论者，多尚（原作‘尚多’）纷更，臣独劝以安静。多尚刻削，臣独矫以宽平。欲变法，臣谓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谓不如省事”。（《世宗实录》卷一○三）杨一清致仕后，世宗倚任张璁等人，继续实施消除积弊的新政。

　　永嘉人张璁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四十七岁，才考中进士。世宗即位后，作为新科进士，尚无官职，在大礼议中力排众议，独持尊父之论，因而获得世宗的赏识和杨一清等人的赞许。但在议礼之争中，也因而受到杨廷和为首的守旧群臣的攻击，请求严处张璁的奏疏纷至沓来。张璁入阁后，荐用新人，革除弊政，于是又成为旧臣与新臣、北人与南人、守旧与革新诸矛盾的焦点。因荐引新人而被指为私植亲党，甚至“不三、四年，位至极品”以及“干进”“骤贵”等等也都成为言官们攻击的口实。守旧者自诩为“守正”的君子，指革新者为“干进”“好事”的小人，是历代保守派攻击革新派的故技。旧史家沿袭其说，多欠公允。事实上，正由于张璁是新进的官员，才不曾沾染前朝官场的腐败积习，具有革除弊政的足够的勇气。谈迁《国榷》称他“学博才赡，有廊庙之用”。《明史·张璁传》对他多所指摘，但也称他“刚明果敢，不避嫌怨”，又说他“持身特廉，痛恶脏吏”当是事实。张璁以进士而入居内阁，始终清廉自守，博学明辨，而又勇于革新，可谓嘉靖朝难得的贤相，也是有明一代少见的阁臣。杨一清罢后，张璁被擢任为首辅。后因避世宗厚熜讳，改名孚敬。一五三一年七月曾一度致仕，翟銮任首辅，十一月被召还。一五三二年三月，再请致仕，方献夫继任首辅。次年正月，张璁又奉召复任，一五三五年四月致仕，阁臣李时继任首辅。在此期间，张璁、方献夫与主张革新的官员辅佐世宗继续推行了一系列革除积弊的新政。

　　革镇守中官——宦官出镇各地，是前朝的一大弊政。宦官领兵镇守，掌握兵权，多施横暴，又往往牵制主帅，延误军机，甚至与内宦结纳，酿成乱事。一五二九年三月，御史毛凤韶建言裁革各地镇守官及补差内臣，兵部议复，只在部分地区各裁一员。张璁任首辅后，世宗制准兵部尚书李承勖等人的建言，裁撤镇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锦衣官五百人，并以腾骧四卫（京师亲军）改属兵部。内宦或称四卫有功，隶兵部不便。李承勖举出王振、曹吉祥事为证，说往年正是因为兵归阉寺，才酿成祸乱。李承勖曾被弹劾为张璁亲党。他力主裁革宦官，得到张璁的支持。云南镇守太监杜唐扰害地方，诏命调回，并采巡按云南御史毛凤韶之议，从此裁革，不再续差。一五三一年，又以次裁革镇守浙江、两广、湖广、福建及分守独石、万全，守备永宁城等处的内臣。《明史·宦官·张永传》说：“世宗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帝又尽撤天下镇守内臣及典京营仓场者，终四十余年不复设。故内臣之势，惟嘉靖朝少杀云”。世宗裁革镇守中官，事在张璁任首辅时。故明人多将此事归美于张璁。万历时名士王世贞论张璁说：“公相而中涓（宦官）之势绌，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于朝，而黔首得安寝于里者，谁力也。”（引自《国榷》卷五十七）世宗任杨廷和翦除内宦势力，又进而倚张璁内阁革罢镇守中官，对宦官势力严加抑制，影响是深远的。

　　清勋戚庄田——一五二九年，霍韬奉命编修《会典》，上疏说：“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明史·食货志》）额田大量减少，是因为地主豪民的欺隐和宪宗成化以来，诸王勋戚依仗权势，扩展庄田。《明史·张璁传》说清勋戚庄田“皆其力也”。大约张璁入阁后，即已开始清理勋戚扩占的庄田，一五二九年四月，户部左侍郎王軏（音月yuè）上言“臣奉命清查各处庄田，见勋戚之家，多者数百千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世宗实录》卷一○○）世宗敕谕“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今后不准妄行。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闰六月，采御史张心奏议，诏南京兵部查牧马草场，内外守备衙门有占种者悉令退出，召民回纳。又采户部议，查革王府以山场湖坡为名强占的民田，断自宣德以后。山东德王府上疏，自称所受庄田与山场湖坡不同。世宗命山东都御史邵锡复勘。邵锡勘报：“王府所奏请多指民间垦田谓之荒地，既得请为庄田，则纵〔官〕校等为虐，征敛过于税粮，地方骚然，民不堪命”。（《世宗实录》卷一三○）户部议复，王府有封国之初原请庄田，听留用。立国以后，即系庄田，也不得议留。世宗采户部议，诏谕各王府务遵处断。世宗处置此事，在张璁致仕期间。但清勋戚庄田，张璁在任时已经实行。史书不见清理庄田的详细纪录，但此举旨在清查诸王贵戚强占的民田，用意是清楚的。

　　改赋役制度——嘉靖时的额田已不到明初的一半，朝廷的赋税收入减少，民间的赋役也因田地被兼并而负担不均。一五三○年四月，桂萼再次被召至京师入阁办事。十月间，他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与编审徭役，世宗准予施行。次年正月，桂萼因病乞休，归里后病死。三月间，御史傅汉臣把编审徭役的改革称为“一条编法”，奏报施行情况说：“顷行一条编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总于各府，各府总于布政司，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审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行令各府州县永为遵守，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世宗实录》卷一二三）这种“一条编法”，不拘限于原定的里甲，而在省府州县的大范围内通融科派，以求符合实际占田的状况，粮税与丁役各审定交银若干，一体征收，以求均平。但施行中又有田地肥瘠不同、人丁贫富不同等复杂情况，因此傅汉臣建策“取殷厚之产，补砂薄之地”，但并未能实施。这次赋役改制似仅在局部地区试行，但影响是深远的。

　　抑制外戚——明初以来，后妃家多封授高官，爵至公侯，并许世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以为“戚里如此恩泽，近古所无”。历朝外戚，世为权贵豪门，以至亲戚家人也可依仗权势，暴虐乡里，聚敛营私。孝宗张皇后父张峦及后弟鹤龄、延龄，爵至侯伯，占田经商，恣为不法，朝廷不能制（见前）。世宗继位，张鹤龄因定策有功，进封昌国公。张氏兄弟得张后纵容，权势显赫一时。大礼之议，杨廷和等力主世宗继嗣孝宗，张太后及后家势大，也是原因之一。张延龄在武宗时曾被人指告谋为不轨。一五三三年，张延龄杀死与此事有关的人员，被人告发。世宗将张延龄下狱，欲以谋反罪，处以族诛。张璁上疏说，张延龄是个守财奴，怎能谋反？如坐谋反罪，恐伤皇太后。法司审讯，又揭出张延龄占买官田、私杀奴婢等事，遂以违制杀人罪处死刑，系狱，后被处决。张太后曾请见世宗说情，世宗不见。张鹤龄被削去公爵，三年后也被告发，死于狱中。外戚世袭封爵，是形成豪门的重要原因。英宗钱后家，世封安昌伯。因嫡系绝嗣，请以庶子袭封。世宗交廷臣议。一五二九年十月，吏部尚书方献夫等议奏：旧制非军功不封，洪熙以来，始封外戚。其后一门数贵，传袭三、四世不已。建策“现封爵宜终其身，勿得请袭。自今皇亲驸马，并如祖宗旧制，勿得夤缘请封”（《世宗实录》卷一○六）。世宗敕准：“及今已封，姑与终身，于孙俱不准承袭，著为令”。世宗生母蒋太后家及皇后陈后家，均不准承袭封爵。万历时沈德符著《万历野获编》论此事说：“本朝外戚世爵，至世宗尽革之”，又说：“盖自世宗裁定恩泽，立为永制，至是已八十年。”外戚与宦官历来是拥有特权并往往能以左右皇室的两大势力。世宗在裁革宦官权力之后，又严格抑制外戚，影响也是深远的。

　　以上几件大事都是在大礼议后至嘉靖中叶，陆续推行的一些新政。这些新政实际施行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目标都是在抑制宦官外戚诸王贵族和民间豪富势力，作用是积极的。新政的继续推行，消除了前朝的某些积弊，也使世宗的皇权统治更为巩固了。

　　四、内阁的演变

　　明太祖废中书丞相制，选任文官兼殿阁大学士，备侍从顾问。成祖简选翰林院文臣入值文渊阁，参预机要咨议，草拟制诰，但仍为兼职，不设专官。殿阁大学士号为阁臣，受到礼重，但无权统属六部朝臣政务，只备皇帝顾问。这种特殊的建置，使阁臣的作用可大可小，因人因事而不同。明太祖、成祖亲驭军政，高度集权，阁臣只是处于侍从的地位。洪熙以后，当皇帝锐意求治倚重阁臣，或怠于政事倚付阁臣时，阁臣权位渐重。但如皇帝倚任外戚中官，内阁诸臣不被倚重，也就难于有所作为。武宗倚用内官刘瑾，游乐荒淫，内阁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武宗死后，张太后倚用杨廷和等阁臣定策立世宗，阁臣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世宗在后来的诏书中，一再提到他初即位时，内阁老臣欺他年幼。他有意独立处事，不为内阁所左右，对阁臣多所限制。大礼议后，他任用新人，重建内阁，称杨一清、张璁等为“辅臣”“丞弼”。在新政的推行中，内阁又显示出决策性的重大作用。此后，世宗皇位巩固，崇信道术以求长生，阁臣由咨议渐成辅弼，权位日重了。

　　崇道修玄——明朝自开国以来，即礼重佛、道。宪宗宠信僧继晓，广封僧道官。武宗、刘瑾也大兴佛寺，番僧入于禁苑，僧道传升官充斥于朝。世宗初即位，即采工部侍郎赵璜议，没收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毁除佛像，又查禁京师淫祠，革罢僧道传升官。但听信太监崔文，信奉道教斋醮（道场）祷祀。明太祖曾封授龙虎山张道陵的后裔张正常为真人。宪宗、孝宗两朝多次封授他姓道士为真人。一五二四年，世宗召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祷祀雨雪，有验，封授为致一真人，总领道教。宫中设醮，世宗亲自祷祝。一五三四年，世宗见禁中佛殿的佛像有淫亵之状（当是密宗神像），命废除佛殿改建内宫，又将佛殿所藏佛牙及佛像等一万三千余斤，在街市通衢大道公开焚毁。从此宫中不见佛殿，只有道场。这年，世宗杜贵妃生皇子载垕（穆宗），世宗认为是邵真人祷祀之功，加授邵元节礼部尚书。一五三九年八月，邵元节病死。次年，世宗封授他生前所荐引的道士陶仲文（原名典真）为秉一真人，领道教事。

　　嘉靖时文士何良俊说，当时的道士有三千六百家，“盖剑术、符水、服金丹、御女、服日月精华、导引、辟谷、搬运、飞精补脑、墨子服气之类皆是，不可以一途限也”（《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二）。大抵世宗初年奉道，还是在于求雨祈年，以巩固皇位。中年以后，自称多病，服食丹药以求长生。道士段朝用进献自炼的金器，说是作为饮食器皿用，可以长生不死。又自称可以点化金银，补助国用，世宗信以为真，召他入朝。后来证明都是谎言，被人揭发下狱，死于狱中。宫中斋醮祭天，例需撰写“青词”，是奉祭天神的表文。世宗常命文臣代撰，后来竟由内阁大学士撰写供奉。世宗此举，似在向臣下表明，他确是受命于天，可以上与天通，但由大学士撰写诞妄的青词，自是有失体统，不免传为笑柄。一五四二年十月，世宗宿于曹妃宫中，宫婢杨金英等十余人乘世宗熟睡，企图用绳索把他勒死。方后闻讯赶到，世宗得救，宫婢被擒处死。此事原委，史书记载甚简，但似无重大的政治背景。世宗采邵元节主静之说，以静摄修玄求长生，据史事记事，也并不象武宗那样淫乐无度。朝鲜《李朝实录》载归国使臣的书状记此事说：“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又记得自明人的传闻：“皇帝笃好道术，炼丹服食，性浸躁急，喜怒无常。宫人等不胜怨惧，同谋构乱云。”（朝鲜《中宗大王实录》卷十）朝鲜保存的记录，可能较为接近于事实。

　　宫婢之变的次日，世宗即迁出大内，移住西苑。此后二十余年即常居西苑，号为静摄修玄，虽然仍不时亲自改订诏敕、批答奏章，但不再朝见大臣。中年以后的世宗，由初政时的革故鼎新演变为静摄修玄，内阁大学士因而得以更多地预政，权势日隆。

　　阁臣倾轧——一五三七年四月，世宗因内阁规制未备，命太监高忠与大学士李时等议，在文渊阁正中一间设皇帝御座，旁四间各相间隔，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敕房贮藏书籍，阁西制敕房之南，添造卷棚三间，安置书办。《世宗实录》说：“于是阁制，视前称完美矣”。（《世宗实录》卷一九九）阁臣原备顾问且非专职，世宗规划的“阁制”，使内阁成为阁臣经常的办公机构。次年九月，南京礼部尚书霍韬上书说：“陛下总揽乾纲，政自己出，宜无所谓权柄下移者，乃其疑似之迹则有之。内阁之臣，止司票拟，而外人不知者遂谓朝廷大政举出其手。”（《世宗实录》卷二○四）他举出官员的任免事例，说明阁臣超越本职，参预其事。霍韬的奏疏表明，“止司票拟”乃是原定的制度，并未明文变改。“权力下移”则是逐渐形成的事实。外人以为大政举出阁臣，并非无据。万历时，沈德符说：“内阁辅臣主看详票而已，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又说：自翟銮以后“无不以殿阁大学士为真相”（《万历野获编》卷七），当是反映了嘉靖以来人们的一般观念。

　　内阁权位渐重，阁臣间的相互倾轧，也日益严重。江西资溪人夏言，在大礼议后，于一五三○年以吏科给事中进为侍讲学士，建言分祀天地，得世宗宠遇。次年即擢任礼部尚书，与张璁不和。行人司正薛侃因上疏建言择藩王居守京师，获罪。张璁事先已得见此疏，送呈世宗，说是出自夏言。薛侃案后，张璁因有意中伤夏言，奉旨致仕。次年，还朝。一五三五年因病归里。一五三六年，李时为内阁首辅，夏言加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一五三八年，李时病死，夏言继任首辅。

　　夏言入阁后，礼部右侍郎严嵩进为礼部尚书。江西分宜人严嵩，弘治时进士。正德时，为南京翰林院侍读。世宗即位，召为国子祭酒，后出任礼部。一五三九年，夏言与严嵩随同世宗去湖北安陆，祭显陵（生父献帝陵）。夏言乞候回京，严嵩奏请表贺，得世宗嘉许。此后，严嵩谋与道士陶仲文设计倾陷夏言，夏言则指使亲信弹劾严嵩。一五四二年六月，严嵩向世宗历陈夏言欺凌之事，六月，夏言被削职。八月，严嵩授武英阁大学士，入值内阁。这时他年已六十，仍勤于任事，得世宗信任。夏言去后，原在内阁的大学士翟銮继为首辅。一五四四年，严嵩指使言官弹劾翟銮之子考中进士有弊。翟銮被削职。严嵩继任首辅。

　　严嵩为首辅未久，阁臣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璧等即奏陈严嵩处事独断。一五四五年十二月，世宗又将已削职的夏言召还内阁，恢复原官，位在严嵩之上。

　　夏言复职，志得意满，所拟批答均自行处断，不理严嵩，又逐步斥逐严党官员，非严党的朝士，也往往因而受祸。严嵩厚赂内官，伺机报复。严、夏互相倾轧，日益激烈。

　　原由夏言荐用的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曾在一五四六年上疏，建策出兵收复河套，以抗御蒙古，得到夏言的支持。宣大总督翁万达依据他所了解的蒙古情事，认为不宜挑起战事。朝臣中议论不一。嘉靖二十七年（一五四八年）正月，世宗命内阁议复此事，意在驳复，严嵩乘机上书，说原来拟旨褒奖曾铣，“臣皆不予闻”，称：河套必不可复，师既无名，费复不浅。又进而攻击夏言在内阁“骄横自恣，凡事专决。不惟常务不获与闻，即兴兵复套，事体重大，自始至终，亦并无一言议及”。（《世宗实录》卷三三二）夏言上疏抗辩。世宗命削夺夏言官阶，以尚书致仕，逮捕曾铣问罪。严嵩又与锦衣都督陆炳等指告曾铣与夏言妻父苏纲结纳，厚赂当道、克扣军饷，掩败不报。世宗将曾铣与苏纲下诏狱拷讯。四月间又逮捕夏言，下镇抚司，查讯恣妾父苏纲为奸利之罪。曾铣被指为“罔上贪功”、“交结近侍”，依律处斩。十月，夏言坐与曾铣交通，也被斩首。

　　夏言死后，严嵩继为首辅，长达十余年之久。世宗居西苑玄修，严嵩得以独揽相权。曾铣案后，朝臣不再敢说边防事，随即爆发了蒙古俺答汗的南侵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