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年间，在清军不断南下侵掠的同时，陕西、河南地区爆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一六四四年三月，推翻了明朝的统治。

　　天启年间，山东、河北地区以徐鸿儒为首的农民起义，曾经发展为颇大的规模。崇祯时，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逐渐转移到陕西、河南。这是因为：

　　（一）徐鸿儒起义遭到明朝的残酷镇压，农民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斗争转入低潮。清朝建号后，连年出兵河北、山东地区侵扰，这一地区广大农民抵抗清军的抢掠，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

　　（二）陕西地区是明朝西北的边防地区。驻在这里的明皇室藩王贵族，占据大量田地，攫括巨大的财富。史称：“秦藩富甲天下，拥资数百万。”（《平寇志》卷七）早在洪武时，明太祖封第二子樉为秦王，就藩西安。以后秦王子孙历代相承，成为一方的豪富。一六六三年（清康熙二年）贾汉复《陕西通志》载明末陕西占田状况，秦王府占有田地八千九百九十二顷，山坡、山场四百八十三处。此外还占有竹园、栗园数处。秦王所占田地，分布在西安、凤翔两府所属各县及鄠县、商州等地。平凉的韩王、汉中的瑞王等宗室藩王，共占王田近万顷，山坡、山场及果园等五百余处。陕西东布政使辖西、延、凤、汉、兴四府一州耕地，约有三十八万九千余顷，藩王即占去百分之五左右。在平、庆、临、巩四府，肃、韩等王占地一万六千余顷，占这一地区总耕地面积二十五万三千余顷的百分之六强。藩王凭借权势，向佃户收租，不准拖欠。王侯都成巨富，“珠玉货赂山积”。河南地区有藩王八人，号为“八王”。也各占良田数万顷。李自成农民军进入河南时，即向老百姓宣告说：“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绥寇纪略》卷八）。

　　（三）陕西、河南地区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地区，也是阶级压迫严酷的地区。宗王以下，各地官僚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韩城占有万亩田的大地主有数十百人，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土地。渭南南氏是世代为官的大族，农民军曾向南氏索要饷银一百六十万两。长安县薛氏、华州郭氏、米脂李氏、艾氏，都是一方的大地主，并且役使着大批的家奴世仆。农民破产无告，即投充到大地主家作奴仆，世代相承为奴。华州郭氏有家仆投身的契卷百余纸，米脂李氏奴仆甚多，艾氏奴仆均改为艾姓。奴仆或从事生产，或负担家内劳役，地位低于农民。河南地区有大地主曹氏、诸氏、苗氏、范氏四家，各占有千顷良田，称霸一方，号称“四凶”。农民遭受地主的敲剥，还要承担官府的压榨。一五九八年（万历二十六年）至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因抵御金兵，多次加派税银，称为“辽饷”。辽饷按照亩数加征税，不问产量的多少和年岁的丰歉。因而地多产少的陕西、山西和河南、湖广等省，较地少产多的省份，实际负担远为繁重。山西地瘠民贫，一年加派近四十万两，超过闽广的两三倍。陕西的情况也和山西差不多。河南省新旧税银多至一百六十多万两。湖广土地辽阔，照亩加派，是全国加派最多的一省。农民起义爆发于陕西、河南，发展到山西和湖广，明朝赋税剥削的繁重是原因之一。御史姜思睿曾经认为“剥民以养兵，是驱民而为盗也。”（《启祯野乘》一集卷三）官员们多次指出，加派税银，等于剜肉医疮，人民的皮骨被剥尽，只有起来造反。

　　（四）陕西地处西北，榆林、绥德、延安均设军卫，军户耕种屯田，极为困苦。军官奴役兵丁和耕种的佃客人丁，称为“奴客”。他们遭受着比一般农户更为严酷的压榨。农民起义爆发后，即纷纷参加起义。兵科给事中刘懋奏称：“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贼也。”（《平寇志》卷一）吏部尚书吴甡说：“延安四载奇荒，边军始乱，出掠米脂、绥德、清涧，胁从甚众。”（光绪《米脂县志》卷十一）清初编审三卫军户，实在户丁都不过二、三百人。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奴客与军丁多已脱籍参加起义。至于那些世代为军官的世禄之家，也多已被消灭了。

　　（五）陕西、河南自天启至崇祯年间，连年饥荒。遭受地主、官府和军官压榨的人民，更加断绝了生路。陕北的延安、庆阳一带，民间采摘山间的蓬草和树皮作食物充饥，甚至挖掘山里一种叫做青叶的石块来充饥，吃下后即腹胀而死。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四月，路经延安的官员马懋才向崇祯帝奏上《备陈灾变疏》，陈述他所见到的情景：“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体。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他最后说：“然则现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无，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销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乎？”（康熙《陕西通志》卷三十二）

　　（一）农民战争的序幕

　　自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起，陕西农民先后在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领导下，举行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 一六二七年春，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在连年灾荒之后，向饥民催逼赋税，激起人民的反抗。三月间，农民王二聚集饥民数百人，问：“谁敢杀张知县？”大家齐呼：“我敢杀！”饥民拥入澄城县衙，杀死正在坐堂追比的张斗耀，举行起义。起义者以王二和钟光道为首，进而聚集饥民和逃兵，扩大队伍，攻打蒲城的孝童村和韩城的芝川镇。又西去宜君县，打开监狱，放出囚犯。在洛河以北的山上树旗立营，组成陕西农民起义的第一支队伍。

　　王嘉胤起义 在王二起义后一年，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陕西府谷县爆发了王嘉胤领导的起义。起义的领袖还有号称杨六郎、不沾泥（原名张存孟）等人。起义者聚集饥民，劫夺地主富户的粮食。官府前来缉捕，即与官府对抗，发动起义。王二起义军在这年冬季与王嘉胤部会合，有众五、六千人，在延庆的黄龙山聚集。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正月，王二战死。王嘉胤农民军迅速发展壮大，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至延安、庆阳。一六三一年，又东向进入山西，到达阳城。起义群众发展到三万多人，有将领一百余人，并设置左丞、右丞等官职，组成一支强大的农民军。这支农民军中的著名将领高迎祥，原在安塞起义，自号闯王，在各地流动作战，后归属于王嘉胤。另一将领张献忠，陕西延安卫柳树涧（今定边县）人。幼年随父贩枣，遭乡绅毒打。后在明军中当兵。一六三○年九月，张献忠发动米脂十八寨农民起义，响应王嘉胤。自号八大王，又称“黄虎”。

　　各地起义 王二、王嘉胤起义后，陕西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一六二八年，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宜川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苗美，洛川王虎、黑煞神，延川王和尚、混天王，庆阳韩朝宰，白水王子顺等先后在各地领导起义，从四面八方冲击着明朝的统治。明朝派总督杨鹤前往“招抚”，又派出官军镇压。一六二九年四月，王左挂部被明洪承畴军围困于云阳，王左挂突围入神道岭。王大梁在略阳大石川战死。一六三○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顺等转战陕西中部州县。鄜、雒一带有李老柴、独行狼等领导的起义。宁塞一带有神一元、神一魁等领导的边兵起义，攻陷柳树涧。河西士兵在混天猴领导下起义，转战陕甘。此外，还有清涧点灯子和葭州不沾泥诸部起义军。一六三一年，王左挂、苗美、王子顺等接受明朝总督杨鹤的“招抚”，降明后被杀。神一元败死。神一魁降明后，察觉中计，突围出走，率部数万人，败官军于宁夏。点灯子、不沾泥、混天猴等先后败降。明军先后捕杀起义者二万余人，招降三万余人。

　　王自用、高迎样等起义 一六三一年四月，王嘉胤在阳城与明延绥副将曹文诏部作战，败死。起义军推举左丞王自用（号紫金梁）为领袖，与部将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率领部众继续作战。李自成陕西米脂人，幼时为地主放羊。二十一岁时，应募作驿卒。王左挂起义后，李自成投附农民军。王左挂降明被害，又投附不沾泥部。不沾泥降明，部众解体。李自成投入王嘉胤部下，号称闯将。

　　农民军兴起以来，分散各地，各自为战，明军易于各个击破。这时，明军主力在陕甘。王自用避开敌锋，结集所属三十六营起义军转战山西，向晋东南发展，直到黄河以北，进入河南济源地区。一六三二年，山西境内的起义军分三路进军，东路据泽州、潞安，西路攻平阳，中路攻打汾州、太原一带州县。各地饥民纷起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山西全境。

　　一六三三年四月，王自用与部将马守应（老回回）被明军战败，自榆社奔武乡。王自用在济源战死，起义军失去领袖，各路军又陷于分散作战。数十万人东向攻入真定、沙河、大名、顺德诸府县，遭到明军曹文诏和左良玉部的围剿。十一月，高迎祥统率张献忠、罗汝才（曹操）、马守应、惠登相、刘国能（闯塌天）等，合三十六营军渡黄河，攻陷渑池，到达卢氏。起义军由当地矿工作向导，越过崎岖山路，经内乡到郧阳，分兵出击。张献忠部攻信阳、邓州，经应山至商雒。马守应部五营攻南阳、汝宁，经枣阳、当阳、归州、巴东入四川，破夔州。次年回军郧阳。

　　（二）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明军的反攻

　　一、荥阳大会

　　农民起义爆发以来的六年间，起义者由于在各地分散作战而屡遭明军的镇压。明朝也由于诸镇抚事权不一，互相推诿而使农民军得以流动作战，不断发展。起义军攻下郧阳后，明朝将郧阳巡抚蒋允仪逮捕（以卢象升代），擢升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晋、豫、楚、川诸省军务，专事镇压农民起义。陈奇瑜率师赶到均州后，檄令陕、郧、豫、楚四抚臣领兵会讨。陕抚练国事驻商雒遏制起义军之西北，郧抚卢象升驻房县、竹溪遏制于西，豫抚元默驻卢氏遏制于东，湖广巡抚唐晖驻南漳遏制于东南，对起义军四面围剿。起义军遭到明军的围剿，在平利，乌林关、乜家沟、蚋溪等战役中连续失利，伤亡惨重。一六三四年六月，高迎祥部农民军误入兴安县的车箱峡，陷于困境。

　　车箱峡长四十里，四面悬崖峭壁，号为“绝地”。起义军误入这个“绝地”后，地主武装垒石断路，从山顶投石飞击或掷火焚烧。起义军无法突围。高迎祥部将李自成采用谋士顾君恩策，贿赂明军总督陈奇瑜及其部下将弁，得到出路。陈奇瑜将起义军每百人编为一队，派遣安抚官护送他们回家务农。李自成等一出栈道，就将五百多个安抚官杀掉，联合各部起义军接连攻下麟游、永寿、灵台、崇信、白水、泾州等州县。起义军脱离危境后，在这年冬季又分三路出击，一路北向庆阳，一路南奔郧阳，一路东进河南。

　　明朝政府逮捕陕西巡抚练国事（以李乔代任），将陈奇瑜削职听勘，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督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广军务，指挥各镇抚镇压起义。又调西北边防兵、天津兵、关宁（山海关、宁远）骑兵等数十万人往河南集结，企图以大规模的围攻，把农民军主力歼灭于河南境内。

　　据《绥寇纪略》卷三记载，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正月，各支农民军将领曾在河南荥阳集会，商讨对付明军重兵围剿的作战方案。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入山西，张献忠表示反对，但又提不出确实可行的计划，因此发生争执。李自成提出“分兵定所向”的方案，建议将起义队伍统一组织起来，依据作战需要分成几个方面军，分头出击，配合对敌。李自成的意见得到与会将领们的一致赞同，会上议定了分兵拒敌，四路进军的作战方案。贺一龙、贺锦南御四川、湖广敌兵；马进忠、横天王（后增李万庆、许可变）西挡陕西之敌；罗汝才、惠登相扼守黄河沿线，抵挡开封、归德、汝州方面明军；高迎祥（李自成为其部将）、张献忠向东出击，插入敌后；马守应、九条龙为机动部队，往来策应。无论那一路获胜，所得战利品各路军统一分配。

　　荥阳会后，高迎祥按照大会议定的进取路线，指挥起义军主力分三路东下。势如破竹，十多天之内就接连攻下固始、霍丘、寿州（寿县）、颖州（阜阳）等数十州县，杀死颖州知州尹梦鳌和在乡尚书张鸣鹤，直逼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明朝的中都皇陵所在地。明朝在这里设有留守司，辖八卫一千户所，又有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新军六千多人，由一个巡抚、一个太监负责护卫，戒备森严。

　　农民军大队抵达凤阳之前，秘密派遣三百名壮士化装成商人、僧道、乞丐等潜入凤阳，在大军进攻时作内应。明朝士兵和当地人民也痛恨守陵太监贪虐，主动为农民军带路。高迎祥、张献忠的部队顺利地占领凤阳。

　　农民军占领凤阳府后，释放囚犯，烧毁明“皇陵”和“龙兴寺”，杀死留守署正朱国相，歼灭敌军四千多人。起义军还揭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以示推翻明朝的决心。崇祯皇帝得到消息后，逮捕漕运御史兼凤阳巡抚杨一鹏，处死。将巡按御史吴振缨遣戍。

　　农民军在凤阳驻了三天，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分配战利品发生争执，又分裂成两股。张献忠率所部向东南发展，转战于江淮流域。李自成随高迎祥西北走归德（商丘），与罗汝才、惠登相等部会师。

　　同年，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又相继转战到陕西境内，击毙明军悍将艾万年，曹文诏战败自杀，农民军获得一系列胜利。

　　一六三六年七月，高迎祥率部经汉中之石泉，出陈仓、子午，打算进攻西安。途经周至黑水峪时，遭到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兵的袭击，双方展开激战。明军祖宽部来援，高迎祥战败被俘，就义。起义军推李自成为领袖，继为闯王。

　　二、明军的反攻

　　高迎祥死后，张献忠的实力较为强大，他联合马守应、蝎子块等部二十多万人进攻襄阳。崇祯十年（一六三七年）正月，张献忠又联合罗汝才、马守应、刘国能诸部自襄阳顺流东下，与很久以来就在江北英山、霍山一带活动的“左革五营”中的贺一龙、贺锦会合。然后分攻江浦、六合、安庆等城，南京为之震动。

　　三月，明朝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策划“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四正”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即今江淮地区）四个地区为围剿起义军的正面战场，由当地四个巡抚负责分剿，“六隅”是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个地区作为辅助战线，由这六个地区的巡抚负责协剿。“四正”加“六隅”，成为“十面之网”。（《明史·杨嗣昌传》）总理六省军务的熊文灿镇压张献忠为主的农民军，总督洪承畴和陕西巡抚孙传庭围剿李自成部农民军。农民军与明军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洪承畴和孙传庭对李自成东西夹击，步步进逼。李自成几次激战，连遭失败。在三原与李自成会合的蝎子块部投降明朝，使李自成更加势孤。李自成奋力突破明军重围，到阶州、成县、西和、礼县一带活动，然后带领过天星、混天星和本部人马挥军南下，攻克宁羌（宁强），开始向四川进军。

　　宁羌是由陕入川的咽喉要地，李自成占领宁羌后，接着攻下七盘关，经过朝天岭，接连攻克广元、昭化、剑州（剑阁）、梓潼等地。然后分兵三路，分别向潼川、绵州（绵阳）、江油三个方向进军，连下三十多个州县，进逼成都。四川巡抚王维章龟缩在保宁（阆中），不敢与李自成军接仗。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打出敌人的包围圈，变被动为主动了。

　　一六三八年春，李自成领兵北还，在梓潼附近被洪承畴埋伏的重兵伏击，伤亡惨重。李自成军奋力突破重围，西走松潘草地，穿过草甸和沼泽地带，到达甘肃临洮一带。

　　四月，明军悍将曹变蛟、张天禄率部尾追而来。李自成军被迫进入西羌地区。曹变蛟、张天禄仍然尾追不舍，双方在羌中遭遇。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浴血奋战，连续二十七个昼夜马不卸鞍。当地羌族人民也纷纷起来袭击官军，使明军难于应付。李自成乘机率部转移到洮河流域，继续战斗。

　　崇祯十一年（一六三八年）正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农民军在随州（随县）投敌叛变，当了明军的守备，参预镇压起义。张献忠假用明军旗号进袭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左良玉射中张献忠眉心，部将孙可望力救脱险，带兵退据谷城。

　　张献忠退据谷城后，在明军强大攻势下，投降明朝，以等待时机。他派养子孙可望带着珠玉珍宝拜见熊文灿部下的总兵官陈洪范，求陈代献文灿乞降。熊文灿曾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以“招抚”政策平息了东南沿海的动乱，并且接受了巨额贿赂。他总理南直、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后，企图故技重演，在各城镇广散招降文檄。张献忠行贿请降，他便欣然接受。张献忠又派明朝首辅薛国观的族侄携带珍宝财货到京城活动，利用出入相府的机会广交上层要人。朝中权贵多得献忠贿赂，同意招降，不予加害。一六三八年四月，张献忠接受了明朗的“招抚”和副总兵官衔，停止了与明军的战斗。但是他不改变农民军的编制，不服从明朝的军事调遣，把部卒四万人分屯于谷城四郊，其中精锐士兵三千人分四营驻扎在谷城，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并且加紧集草屯粮，打造军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兵，作继续战斗的准备。

　　张献忠降明，虽然仍作继续战斗的准备，但使李自成陷入不利地位。这年秋天，李自成部下的祁总管、周山等相继向敌人投降，使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处境更加艰难。李自成遭到明军曹变蛟、贺人龙、马科等部的追击和堵截，打算率军出潼关，东进豫、皖，和在那里的“左革五营”会合。十月，率领农民军向东挺进，在潼关南原陷入了洪承畴和孙传庭伏军的重围。

　　洪承畴和孙传庭侦知李自成东进，故意让开从白水到潼关的道路，引诱农民军进军。孙传庭在潼关一带的山丘、丛林中每隔五十里设一道伏击线埋伏重兵，附近地主武装把守外围各险要通道截击。洪承畴率领曹变蛟、贺人龙等悍将对农民军步步进逼，迫使农民军进入伏击圈内。明军人多势众，不断缩小包围圈，向农民军进攻。经过几天的激战，农民军损失数万人，伤亡惨重。李自成与田见秀、刘宗敏、李过等十八人奋力杀出重围，奔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李自成的妻女，都被明军冲散。

　　潼关

　　明军得不到李自成的消息，谍报说他已被打死，洪承畴、孙传庭部被调离陕西，入卫京师。驻扎在均州的农民军罗汝才部是当时起义军中较大的一支，听说洪承畴和孙传庭带兵出潼关，误以为是前来围剿，遂率部向明军熊文灿乞求接受“招抚”而不受节制。熊文灿要授他游击官，解散起义军，挑选精壮从征，被罗汝才拒绝，说“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一）罗汝才部分屯在房、竹一带，与张献忠部成犄角之势。熊文灿只好容忍他们降明自立。

　　李自成部起义军受挫后，惠登相、王光恩、马进忠、李万庆、一丈青、小秦王、一条龙、刘喜才等部或降或走，农民战争转入低潮。

　　三、张献忠的再起与信阳之败

　　张献忠接受明朝“招抚”后，用金银珠宝厚贿明将熊文灿等官员。熊文灿受贿替张献忠向朝廷请关防和饷银，要求张献忠选留精锐士卒二万，其余遣散还乡。张献忠拒不解散士兵，并制造器械战船，积草屯粮，进行扩充，要求明朝发十万人军饷。

　　张献忠等以数万之众屯据谷城，明朝不能按士兵数额发饷，农民军便有理由打劫地主豪绅和设卡收税，开辟饷源。这当然要引起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纷纷起而抨击。朝中对“招抚”张献忠提出异议的人逐渐增多。湖广巡抚余应桂致书熊文灿，反复论说不宜优容献忠，招抚失策。农民军辗转得知，激愤不安。张献忠与谋士潘独鳌、徐以显等日夜研究孙吴兵法，研制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武器，用团营、方阵、左右营等操法训练军队，准备再度起义。张献忠秘密布置部下在荆襄一带散布流言，挑拨湖广士绅和明朝调来镇压起义的滇兵之间不和，湖广士绅果然奏请撤除滇兵副将龙在田的骑兵。

　　这时，河南和江北地区遭受严重旱蝗灾害的饥民大批逃亡到汉水流域，张献忠收聚饥民，扩大了队伍。一六三九年五月六日，张献忠在谷城再次起义，与明军展开战斗。

　　张献忠起义军杀死谷城知县阮之钿和巡按御史林铭球，拆毁城垣，劫库纵囚。明监军道张大经和马廷宝、徐起祚等被迫投降。离开谷城时，张献忠在墙上留书，说明他再度起义的原委，并把曾经接受农民军贿赂的官员姓名和受贿数额详列于后，给明朝的官员们以沉重的打击！

　　张献忠再起，罗汝才部也起而响应，树起反明旗帜。李自成在商洛山中得到消息，立即重整旗鼓，收聚部众，冲破陕西总督郑崇俭的包围，到谷城与张献忠合兵。张献忠傲慢不容，李自成只好到马守应营中借得一些人马，在陕、鄂、川边境活动。

　　熊文灿得知张献忠再起，立即调集左良玉和罗岱领兵追逐。张献忠大军埋伏在房县以西的罗猴山中，派出一支队伍佯败撤退，引诱明军入山，伏兵四起围攻，明官兵一万多人全部溃散。罗岱被生擒，左良玉丢盔弃甲，伏鞍而逃。明兵军用物资和左良玉的印信、军符等，全为农民军缴获。

　　张献忠起兵后，明廷曾逮捕孙传庭下狱。明军在罗猴山惨败，崇祯帝又下令逮熊文灿下狱，随后处死。左良玉降三级，随军带罪立功。改派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总督以下并听节制，再次展开对农民军的大规模围剿。

　　杨嗣昌到湖广襄阳督师后，调遣中官刘元斌、湖广总督方孔昭、总兵官左良玉、陈洪范等十多万军队一齐向农民军进攻。并责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扼守要冲，堵截农民军去路。

　　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闰正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众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县（今四川万源县）的玛瑙山受到郑崇俭和左良玉的夹击，伤亡惨重。接着又相继遭到湖广军张应元、潘之凤，四川军张令、方国安，陕西军贺人龙、李国奇的追击堵截，连受重创，退据兴安、归州（今湖北秭归）山中休整，又被左良玉等军团团围住，陷于困境。

　　张献忠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马元利携重宝贿赂左良玉，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明史·左良玉传》）张献忠瓦解左良玉的斗志，乘机收集散亡，在山区居民的帮助下，走出兴安，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会合。

　　明军统帅杨嗣昌骄傲自用，满以为明军已把张献忠、罗汝才等包围在鄂、川、陕三省交界地区，胜利在握。但明军的状况是“总督之令不能行于将帅，将帅之令不能行于士卒”，上下之间矛盾重重（《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引侯恂语）。左良玉怀恨明朝对他的处置，有意养敌自重，不受杨嗣昌节制。张献忠和罗汝才乘隙击溃巴雾河守将刘贵，由鱼渡溪渡江，结营于万顷山。杨嗣昌命令四川巡抚邵捷春专守夔门，放弃川楚交界的三十二隘口和大宁、大昌以诱起义军，然后进行环攻。邵捷春怀疑杨嗣昌要以失地罪陷害他，不接受指挥，并派杨茂选和覃思岱扼守三十二隘。杨、覃二将不和，覃思岱谮杨暗通起义军，邵捷春杀杨茂选，杨部逃散。张献忠乘机斩关而入，连下新宁、大竹，大败张应元，击杀潘之凤，然后攻下大昌，屯扎在开县。

　　张献忠入川后，杨嗣昌率师追击。因厌恶左良玉不听调遣，私许贺人龙代左良玉为“平逆将军”。左良玉在玛瑙山与农民军作战获胜，不能易帅。贺人龙怨杨嗣昌不实践诺言。左良玉也对杨嗣昌更加怀恨。左、贺二将所部是明军的主力，他们不受杨嗣昌约束，不肯出力作战，使张献忠得到缓冲的时机。

　　张献忠避免和明军打阵地战，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快速流动作战。明军将要追到时，即迅速转移，有时一昼夜驰走二百余里。杨嗣昌难以镇压张献忠部，便在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十二月再度对农民军“招抚”，宣布赦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予官职，只不赦张献忠，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次日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有人涂写：“有能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绥寇纪略》卷七）农民军对杨嗣昌的“招抚”，针锋相对地给予回击。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正月，张献忠部在开县黄陵城被明军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参将刘士杰连续行军四十日，追到农民军，立即出兵作战。张献忠部以逸待劳，派遣军兵绕到明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被杀，明军将士死伤过半。张献忠获得全胜，随即领兵东下，迅速抵达当阳。明兵来援，张献忠留罗汝才部阻挡，亲自率领大兵，疾行八昼夜，于二月初到达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需饷银，都聚集城内。张献忠先派部将李定国伪称奉督师杨嗣昌命调兵，赚开城门。潜伏城内，化装成商贩的农民军起兵响应。张献忠率大兵顺利攻下襄阳，夺得军饷数百万两，以十五万两赈济饥民。又在城中得到被俘的农民军谋士徐以显、潘独鳌和献忠的妻女。农民军俘获明宗室襄王。杨嗣昌在夷陵，上疏请罪，绝食而死。左良玉被削职，戴罪领兵。农民军夺得襄阳，军威大振！

　　张献忠夺取襄阳后数日，又渡江攻下樊城，随后与罗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应山，不下。攻下随州。六月，攻打南阳，东略信阳。七月，攻下郧西。八月，张献忠至信阳。左良玉自南阳来攻。农民军在信阳大败，数万人降明。张献忠败走南阳。在此之前，罗汝才因与张献忠不合，已往投李自成部。张献忠在信阳败后，不能自立，也去投依李自成。

　　（三）农民战争的高潮，新顺与大西的建号

　　一、李自成农民军的再起

　　一六三九年，李自成离张献忠去后，即在川、陕边境立足。次年七月，杨嗣昌在彝陵招降，被李自成拒绝。九月，明军以重兵来攻，李自成被围困于巴西鱼腹（巴东县之西的奉节）山中。部众多出山降明。部将刘宗敏等誓死拥戴李自成继续作战。这年，河南连续发生旱灾和蝗灾，饥民四处起义。李自成乘间率五十骑突围出山，经郧阳、均州，转战到河南。

　　李自成入河南，当地起义军小袁营、袁老山、瓦罐子、一斗谷、李好等部闻李自成威名，相继率众来附。各地饥民从者数万人。崇祯十三年（一六四○年）十二月，李自成军先后攻下宜阳、永宁（洛宁）、郾师等地，击败熊耳山以西四十八寨地主武装，进而攻占卢氏、陕州、灵宝、渑池，声势大振。各地起义农民及矿工、手工业者纷纷参加起义。数月之间，李自成军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一六四一年初，已是一支雄踞河南的强大队伍。

　　农民军起义以来，在各地流动作战，并无固定的据点和严密的组织，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只是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明朝的不断派饷派差，迫于天灾人祸的各地饥民相继起而反抗，农民军才得以在失败后又迅速重新结集。李自成在河南再次聚众获胜后，军中文士牛金星（河南宝丰人，善星算）与李岩（籍贯及前期身世不详）向李自成建策，提出“均田免粮”的战斗口号。“均田”即夺取地主豪绅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免粮”即农民军驻地不再征收钱粮（一说减半征收，一说三年或五年不征）。“均田免粮”这一朴素的口号，恰好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民间到处传说：“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明季北略》卷二三）极大地便利了农民军的发展。李自成还提出农民军“平买平卖”的口号，以争取手工业者和商贩的支持。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正月，李自成军攻占洛阳附近州县，围攻重镇洛阳。农民军以炮火攻城。城中明军士兵响应，烧毁城楼。农民军顺利占领洛阳，捕杀明福王常洵。打开官府仓库，把粮食和钱财分散给当地农民。李自成获得广泛的支持，农民军发展到百万人。

　　二月，李自成军从洛阳出兵攻下汝州、鲁山，围攻开封。李自成亲临前线作战，猛攻七昼夜不下。李自成左目中箭负伤。明保定总督杨文岳等领兵来援开封，农民军解围撤走。

　　不久之后，罗汝才率领四、五万人离张献忠部来投。李自成得战将，兵力益盛。八月间，张献忠在信阳战败，也来投附，不为李自成所容。张献忠愤而离去，罗汝才赠他五百骑随行。此后，张献忠向南方求发展，独立作战。李自成在襄阳建号称王。张献忠在武昌称王。

　　二、李自成军的发展与建号称王

　　一六四一年四月，明朝任命陕西总督丁启睿为兵部尚书，代杨嗣昌督师，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领兵镇压李自成。保定总督杨文岳率总兵虎大威等军与傅宗龙在河南会师，陕西总兵贺人龙、李国奇所部已在河南，统属傅宗龙指挥，合击李自成军。

　　九月，傅宗龙与各部军在新蔡会合，准备渡过洪河进击。李自成侦悉敌人动向，将精锐部队埋伏在新蔡通往项城的要道孟家庄附近的丛林中，另派一支军兵在洪河上游架设浮桥，佯作向汝宁（汝南）进军。明军以为农民军怯战，于九月六日全军出动追击。行至孟家庄卸甲休息。埋伏在丛林中的农民军四起冲杀，明军大败。贺人龙率部逃往沈丘。李国奇战败，偕虎大威部溃逃。傅宗龙和杨文岳率亲兵驻火烧店，杨文岳乘夜率残部逃往陈州（淮阳）。傅宗龙被李自成包围，粮尽援绝，被农民军捕斩。

　　十一月，李自成攻陷南阳。十二月底，李自成和罗汝才部再次围攻开封。农民军制造高与城齐的炮台，昼夜攻打。又在城墙拆砖挖洞，内置火药轰城，名为“放迸”。因城垣坚厚，不能奏效。开封明军筑起“夹城”防御，向明朝告急请援。

　　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年）正月，明廷再起用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京军援救开封。又急调左良玉、杨文岳及新任陕西总督汪乔年等军增援。左良玉从荆襄北上，偷袭了农民军的军资重地临颖守区。李自成遂解开封之围，往攻左军，将左良玉围困在郾城。

　　汪乔年统率西北边防军三万人，由固原总兵郑嘉栋、临洮总兵牛成虎、援剿总兵贺人龙三人率领，日夜兼程进据襄城，企图与左良玉东西呼应，夹击李自成农民军，以解郾城之围。

　　李自成留小部分兵力牵制郾城的左良玉，率主力向襄城挺进。汪乔年阵势未整，农民军迅速出击，明军部署全被打乱。贺人龙、牛成虎撇下主帅汪乔年先自逃走。汪乔年率残兵坚守，农民军在城下挖洞轰倒城墙，攻入襄城，全歼守敌，捕杀汪乔年和起义军叛徒李万庆（射塌天）。

　　四月，李自成率领百万雄师，第三次围攻开封，以主力阻击增援的明军，坐毙城中守敌。

　　崇祯皇帝把前兵部尚书侯恂从监狱释放出来，让他督河南、河北、山东、湖广诸路援军驰援开封。又令督师丁启睿、总督杨文岳、总兵左良玉等率部前去开封增援。六月，丁启睿会合杨文岳，率领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个总兵，调集了明朝在中原地区的所有精锐部队进援开封，麇集在开封西南的朱仙镇。

　　李自成侦知明军向朱仙镇聚集，分出一部分兵力围困开封，派遣一支军兵伪装左良玉的援军，通告城内明军不可轻出，以切断开封驻军与援军的会合。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南下迎战，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在交通要道上挖掘深沟长堑，环绕百里，做好切断明军粮运和拦截溃兵的准备。

　　明军将帅商讨作战方略，左良玉主张缓攻，虎大威坚持速战，主帅丁启睿奉命急速救汴，迫令诸将同时出战。接战后，左良玉首先拔营溃退，狂奔八十里，遇到农民军预先挖掘的深宽各二寻（每寻八尺）的大壕沟，骑马不能跃过。李自成亲统大军从背后掩杀，左军士兵争相弃马过沟，自相践踏，多被农民军击毙。左良玉率残兵逃窜到襄阳，马骡器械都为农民军所得。左良玉以善战著称，所部素称精悍。左军败溃，各路明军不战自乱，相继败阵。农民军追击四百余里，俘获明军数万，骡马七千余匹。

　　朱仙镇战后，农民军斗志旺盛，加强了对开封的围攻。城内明巡抚高名衡和周王朱恭枵等守敌突围不成，密约驻在河北的严云京、卜从善军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企图引水冲击农民军阵地。农民军也凿马家口大堤，打算灌城。适会大雨经旬不止，两口并决，一万多农民军战士和数十万居民被淹死，朱恭枵、高名衡等乘机溜走。

　　明军在中原战场上连战连败。九月，明廷命总督三边军务孙传庭（四月任命）带领郑嘉楝、高杰、左勷、牛成虎、白广恩等将领和新募集的三边军队东出潼关。十月，在郏县柿园遭到李自成军的袭击，逃回陕西。

　　长期转战在江、淮、豫、楚一带的农民军有兵数万人，由左金王贺锦、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乱世王蔺养成、争世王刘希尧等领导，号称“左革五营”。一六四一年秋，曾与张献忠合兵。柿园之战后，“左革五营”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使兵力大为加强。十一月，李自成率本部和“左革五营”合攻汝宁，击毙总兵虎大威，生擒总督杨文岳和崇王朱由樻等人，胜利结束了在河南的战役。

　　李自成在河南大获全胜后，随即在十二月间挥军南下，攻占了湖北重镇襄樊。

　　襄樊是左良玉的守区。左良玉在朱仙镇大败后，到襄樊地区招兵买马，拥众二十万。明朝政府只发给二万五千人的军饷，兵士全靠四出劫掠过活。当地人民对左军痛恨至极，听说李自成农民军到来，即放火烧毁左军战舰，带领农民军绕过埋设的地雷，从白马渡渡过汉水。左良玉抢劫一批商船，拔营逃窜到武昌。襄樊人民杀牛羊，备酒浆，迎接李自成大军进城。

　　农民军顺利占领襄樊，江汉人民纷纷起义响应。农民军连续攻占德安（安陆）、夷陵（宜昌）、黄州（黄冈）等地，杀死明巡抚宋一鹤。农民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明军非溃即降。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南至澧州、常德，东到麻城、黄州，西达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

　　李自成占据襄阳重镇及湖广广大地区，统治河南黄河以南地区，军队发展到近百万人。胜利的形势要求农民军必须建立起军事行政组织和必要的纪律，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争取更大的胜利。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正月，李自成改襄阳名襄京，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罗汝才称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权位仅次于自成。大元帅之下，设立行政和军事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行政机构——农民军中枢设上相国一员，以降附的明进士张国绅充任。牛金星为左辅，明降官知县来仪为右弼。绍兴人徐在为军师，孔贞运（明杨文岳部下降官）、王畿为侍中。仿明六部，下设兵、吏、礼、工、刑、户六政府。六政府官员称侍郎、从事。地方官有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

　　军事机构——全军挑选十五到四十岁经过训练、勇于作战的士兵，配以良好的武器装备，称为精兵，组成农民军的主干。六十万大军中，以六万马步精兵为主干，分编为前、后、左、右、中五营。中营又称“标营”或“中权亲军”、“中权营”，是五营中最强的一营。五营统由正副权将军统率，由田见秀、刘宗敏二将充任。各营的首领称制将军，分别由李岩、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担任。又有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协助制将军指挥各营。每营的基层组织称“小队”。中营有一百个小队，其他各营有三十多个小队，共计二百三十余个小队。每小队有骑兵五十名，步兵一百到一百五十名。

　　军中另设有裁缝队、打粮队、打马草队等担负军需后勤事务。随军家属编为老营，少年编为孩儿军，进行训练。

　　行军纪律——军中规定：各营战士必须每日四更起床吃饭，听候军令，有事时行军打仗，无事则操练武艺，称为“站队”。每天下午，各队派一人到营将那里听候命令，决定扎营、行军等事项，称为“议事”。每天晚上，各队在营帐外点燃大火，防备敌人偷袭，称为“打亮”。军队驻扎时，派出放哨骑兵在百里内巡逻，称为“巡山”。各营轮流值勤，日夜严密防守。

　　军中还规定：出兵作战缴获财物，不准私藏。必须在军帐驻扎，不准私住民宅。进驻投降的城市，不准烧杀淫掠。骑兵不准践踏百姓的禾苗。行军时除随带家属外，不准携带其他妇女。

　　李自成还为农民军制定了跋山涉水时的行军规则和作战的阵法。三万骑兵列为三道防线，称为“三堵墙”。三万步兵伏后。骑兵诱敌退走，步兵夹击，称为“打倒翻”，等等。农民军积累了作战经验，显著地提高了战斗能力。

　　一六四三年三月，李自成称新顺王，准备建国称帝。对罗汝才说：我和你起于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王。罗汝才回答说：我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据土！（《绥寇纪略》卷九）。罗汝才是自张献忠部来投的猛将，战绩卓著，但满足于游击掳掠，与李自成不和。李自成借故杀罗汝才。又杀与汝才相善的原“左革五营”将领贺一龙。罗汝才部将杨承祖不能自安，率部投降明朝。驻守荆州的大将马守应闻罗汝才被杀，愤而离去，投依张献忠。这年五月，小袁营（袁时中）不服调遣，将李自成派去的使者献给明军。李自成怒斩袁时中，并其部众。

　　李自成得襄阳后，称王建制，加强了军事和政治组织。但农民军内部自相残杀，削弱着自己。军中的矛盾和弱点，逐渐暴露了。

　　三、张献忠称王建号

　　一六四一年八月，张献忠在信阳败后，自河南东下。一斗谷、瓦罐子诸小部来附。九月，与“左革五营”合兵，声势复振。一六四二年二月，攻下全椒。三月，围舒城。四月，攻六安，不下。五月，攻下庐州。明廷逮安庐巡抚郑二阳入狱，命马士英提督凤阳。八月，张献忠攻下六安，击败明总兵黄得功、刘良佐的援兵。九月，在潜山被刘良佐战败。“左革五营”往投李自成。十月，张献忠部又为刘良佐所败，西走蕲水。

　　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正月，张献忠乘夜攻陷蕲州。三月，攻下蕲水、黄州，占据麻城。招募兵士，得数万人。进取武汉。武汉是明朝重镇，宗室楚王朱华奎在此建府，广积金银财宝，但府库竭蹶，守卫空虚。五月，张献忠部攻下汉阳，接连攻下武昌。六月，执楚王投入长江，没收金银百余万两。这时，李自成已在襄阳建号称王。张献忠也在武昌称大西王，铸“西王之宝”印，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制度。

　　大西依仿明制，设立六部，各部设尚书。地方仍设府州县，官员为知府、知州、知县。军制也仿明制设五军都督府，置总督、巡抚、都督等官。又在武昌开科举，考取进士，授州县官，以建立各级政权。选募十五岁至二十岁的青年从军，以扩大队伍。

　　张献忠在武昌建号称王，与李自成军接境。李自成对张献忠不释前嫌，视若仇敌。张献忠破汉阳，李自成出榜示众，说能擒献忠者赏千金。张献忠破武昌后，李自成又写信给他说：曹操、革里眼都已被我杀死，就要轮到你了。张献忠派遣三百骑向李自成献重礼求和，李自成扣留使者，不予回答。武昌的大西王与襄阳的新顺王形成并立的两大势力。

　　张献忠并没有能在武昌占驻多久。七月，明总兵方国安等从蕲州来攻，在大冶败张献忠军。张献忠率部西走，留谢凤洲等守武昌。八月，明左良玉部攻入武昌，谢凤洲自杀。张献忠军向岳州进军，被左良玉追及，损失甚重。张献忠自岳州攻下长沙，明总兵尹先民、何一德等投降。长沙成为大西农民军的新据点。

　　张献忠在长沙封授官员，开科取士，设置州县官吏，并告谕民众免三年饷粮。沿途收降明军，编为新附营，军容较武昌更盛。张献忠军控制了湖南全省，并及于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广大地区。数月之后，张献忠又放弃长沙北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攻入四川。

　　（四）大顺建国与明朝的覆亡

　　一、大顺建国

　　一六四三年，李自成在襄阳建号后，随即计划进取北京，推翻明朝的统治。左辅牛金星主张攻占河北，直取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明降官，钦天监博士）主张先占领南京，断明粮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建策先取关中，占领陕西为基地，再经山西攻取北京。六月，李自成采顾君恩策，向潼关进军。

　　明廷任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督七省军务，出潼关截击。孙传庭在郏县被李自成军击败，退守关中。陕西士绅上书指责他“玩寇靡饷”，孙传庭被迫出关迎战。七月，孙传庭命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自陕西向河南进军，与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合。又令左良玉自九江北上，至汝宁夹击李自成军。陕西巡抚冯师孔督率甘肃总兵马爌、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兵商洛。孙传庭自领大兵出潼关攻入河南，三军形成犄角之势。孙传庭制造装有火器的战车二万辆，称为“火车”，以抵挡农民军的骑兵。“火车”总兵白广恩、副总兵高杰随孙传庭出战。

　　面对明军的大举进攻，李自成将主力屯驻襄城，家属集中于唐县。派出一支农民军驻内乡阻挡马爌、秦翼明部，另一支出阌乡迎敌，且战且退，诱敌军入河南腹地。九月，孙传庭领兵至汝州，农民军都尉李养纯降明，泄露李自成的部署。明军袭击唐县，残杀农民军家属。农民军群情激奋。李自成见战局变化，派出一支精兵袭击敌后交通要冲白沙，截断明军粮道，迫使明军困守郏县。孙传庭急从小路向洛阳撤军，白广恩的“火车”军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势追击，白广恩部士兵丢弃“火车”，四向逃散。孙传庭陷入重围，突围西走，农民军追杀四百余里，明军死伤四万余人。明军辎重兵器数十万，均被农民军缴获。孙传庭见全军溃败，自杀未遂，逃入潼关。李自成军攻破潼关，孙传庭在渭南败死。驻守西安的明军起义，迎接农民军入城。李自成顺利占领西安。

　　李自成进驻西安，随即派出三路大军，追击逃敌。李过领兵北上追击高杰部，高杰逃往山西。李过军攻下榆林，明宁夏总兵官官抚民投降。另一路由田见秀南下追击，明高汝利部投降。西路军由刘宗敏、贺锦率领，攻入甘肃，明兰州、庄浪、凉州等军相继投降。贺锦部攻下甘州，斩明甘肃巡抚林日瑞和总兵马爌。白广恩率残部逃至固原投降。关中之战，李自成军获得全胜，陕西、甘肃全境及青海、宁夏的部分地区均为农民军所占有。

　　李自成收降白广恩，优加礼遇，并要他去劝说逃敌陈永福归降。陈永福以前在开封作战，其子陈德曾射伤李自成左目。李自成折箭为誓，不念前恶。陈永福来降。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元旦，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自称大顺王，改名自晟。称西安为西京。大顺国铸造自己的铜钱永昌通宝行用。又制定历法，称甲申历（是年甲申）。

　　李自成任牛金星为天祐殿大学士，主持政务。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所荐文士，能占卜）。六政府增设尚书一人，分管各部。又增设弘文馆、文谕院、验马司、知政司等多种机构分司各项事务。大顺国还建立侯、伯、子、男等爵位，分封作战有功的将领。

　　大顺国在西安下令严禁军士抢掠。军兵纵马踏田禾者处死。陕西是李自成的故乡，所到之处慰谕父老。军兵妄杀民众者偿命。对官僚富户，则勒令出钱作军饷，名曰“追赃助饷”。责令渭南大族南氏，出饷银一百六十万两。处死明工部尚书南居益等官僚。

　　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整饬军纪。每天亲到校场阅兵，加强训练，作灭明称帝的准备。

　　二、垂危的明朝

　　明王朝自崇祯帝即位，诛灭客、魏，一时颇有意于振兴朝政，挽救危亡。但魏忠贤败后，阉党仍企图操纵朝政，长期延续的党争并没有消除。崇祯帝对文臣多所疑忌，对武将任意杀戮，屡逐朝臣，屡斩败将。统治集团长期动荡，上下官员贪贿风行，军兵日益虚溃。内外交困的明朝，临近了它的末日。

　　党争的继续 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十二月，崇祯帝特旨任命周延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周延儒是万历时的状元，曾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帝即位后，为礼部右侍郎，上言辽东防务，多合帝意。钱龙锡获罪后，周延儒于一六三○年（崇祯三年）九月，又进为首辅。原礼部尚书温体仁，得周延儒之助，于同年六月兼东阁大学士辅政。温体仁与吏部尚书王之光请起用魏党王之臣。周延儒沮议，说：“若用之臣，崔呈秀也可昭雪了。”崇祯帝因而止议。温体仁蓄谋倾复周延儒，指使言官弹劾周延儒徇私纳贿。一六三三年（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辞官出阁。温体仁进为首辅，得到魏忠贤余党的支持，再来贬斥东林。被指为东林党人的朝官原以杨涟、左光斗为领袖，杨、左被害后，最有威望的人物是文官文震孟。文震孟，天启时状元，授修撰，曾上疏弹劾魏忠贤，遭受廷杖，免官。崇祯帝即位，召为日讲官，上疏指责王之光等欲翻逆案。一六三五年（崇祯八年）七月，特授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佯为优容，在崇祯帝前借故陷文震孟落职。温体仁独专相权。

　　温体仁排斥文震孟等东林官员出朝，便又蓄谋控制复社。复社是继东林之后的又一个文人社团。明末各地文士纷纷结为文社，江苏的应社、复社等合并组成复社，标榜“复兴古学”，评选文章。入社者称为同志。太仓人张溥（字天如，号西铭）乡试第一，为时所重，主选时文。与同里进士张采（字受先）同为复社领袖。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复社在吴江尹山召开大会，次年又在金陵集会，一六三二年在苏州虎丘大会。这时复社势力已自江苏发展到江西、福建、湖广、贵州、山东、山西等省，各地到会同志多至二千余人。张溥于一六三一年（崇祯四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复社同志除二张外，吴伟业、吴昌时、陈子龙等均成进士，为一时名士。复社品评官员，议论时政，被称为“小东林”。东林文士多援助复社，考试的举子也多依附复社以求得中。复社逐渐形成影响科举的议政集团。不得入复社的人攻击复社“党同伐异”。温体仁将兴大狱查治复社。但他也随即遭到宦官曹化淳的弹劾，指斥他结党营私。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温体仁被免官归里，次年病死。

　　温体仁先后任相八年，是崇祯朝任相时间最长的首辅。温体仁去后，礼部尚书刘宇亮为首辅，左佥都御史薛国观为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陕西韩城人薛国观，万历时进士，天启时依附魏忠贤仇视东林。崇祯时，又参与大治魏党，反对起用魏崔党人，因温体仁之荐入阁。一六三八年（崇祯十一年），刘宇亮出朝督师，以罪罢职。次年二月，薛国观为首辅。复社吴昌时为礼部主事，与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薛国观行贿事。一六四○年六月，崇祯帝罢薛国观，放归里。八月，又以行贿有据，处死。张溥与吴昌时等复社官员支持在家闲居的周延儒再次出相。吴昌时交通内监，劝崇祯帝起复周延儒入阁。一六四一年二月，周延儒恢复原职，九月，以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进为首辅。周延儒依复社所荐，起用黄道周、刘宗周等东林旧官，又起用魏党马士英督师凤阳。吴昌时得周延儒信用，交结厂卫，纳贿揽权。周延儒奏请罢废厂卫缉事，颇得人望，却招致厂卫和宦官的忌恨。锦衣卫骆养性与宦官交结，弹劾周延儒、吴昌时贪贿之罪。一六四三年，周延儒削官，赐自尽。吴昌时处死。首辅改任庸碌无能的陈演。薛国观的门生魏藻德入阁辅政。明朝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崇祯朝自周延儒以下历任宰相以至大小官员，贪污纳贿，成为不可抑止的颓风。崇祯帝向官员们提出“文官不爱钱”。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说：“皇上平台召对，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今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爱钱之人？向以钱进（纳贿得官），安得不以钱偿（贪污）？”他还说：“县令为行贿之首，给事（谏官）乃纳贿之魁。”（《三朝野记》）崇祯帝对臣下疑忌甚多，责罚甚严。有人弹劾，即或杀或逐。在位十七年间，任相者（内阁大学士）前后更换五十人，被处死和被流放的各二人。刑部尚书先后更换十七人。祟祯帝专擅自用，臣下多求避祸自保。明王朝中枢的统治，日益陷于土崩瓦解之中。

　　军兵虚溃 万历天启以来，各级军将虚报兵额，贪污军饷，作战的精兵越来越少。一万兵额通常只有六千，另四千作为家丁的粮饷。家丁即军将私养的兵丁，成为军队的中坚。锦州总兵吴襄（吴三桂之父）所领乓士，按册有八万，其实只有三万。三万人中只有三千可用，即是家丁。吴襄对崇祯帝说，这三千人都是“细酒肥羊”，“纨罗纻绮”，衣食华美。所以一年需饷百万，还嫌不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

　　明初，各镇的主兵（正兵）即足以镇守其地，后来不足，增加募兵；又不足，再增加客兵。客兵越来越多，军饷也逐年增长。明初边饷约需五十万两。万历时，增加到二百八十五万六千两。天启时，又增加到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余两。朝廷杂项开支，万历时不过三十四万；崇祯时已增加到六十八万。朝廷总开支共五百余万两，岁入不过三百二、三十万。朝廷财政，入不敷出，即拖欠军饷不发。一六一○年至一六二七年间，京运银饷积欠达九百多万两。一六二八年，陕西兵饷积欠三十多个月。一六二九年（崇祯二年），延绥、宁夏、固原三镇欠饷至三十六个月。朝廷长期欠饷，军官再从中贪扣，士兵每月仅得饷银五钱，而一斗米价银至六、七钱。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卢象升奏报说：山西的士兵饥寒迫体，“馁而病，僵而仆者，纷纷见告矣。”（《卢忠肃公奏议》卷八）这样的军兵，当然无法战胜强敌。迫于饥寒的军兵，或四出劫掠扰民，或哗变反抗。崇祯一朝，到处发生。官员奏报说：“今调官兵剿贼，本以为卫民也。乃官兵不能剿贼，反以殃民，以致民间有‘贼兵如梳，官兵如栉’之谣。”（《烈皇小识》卷四）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左良玉部至武昌，向宗室楚王索要兵饷二十万。楚王不应，左良玉纵兵劫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均逃奔山谷。官兵以“剿贼”为名，劫掠扰民。李自成针锋相对地提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被迫害的人民纷纷投向起义军。士兵大举哗变之事，自天启至崇祯时，前后有数十次。兵士哗变，明朝即重责官员，补发粮饷来平息。袁崇焕在崇祯二年的奏疏中即指出：“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兵哗，一番给发，一番逮治。哗则得饷，不哗则不得饷。”他还指出，“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明清史料》甲编第七册）士兵逃跑之事也不断发生。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五千士兵入援京师，抵抗金兵。兵士到良乡，三日不得粮饷。五千人一哄而散，逃回山西。延绥镇的士兵也因缺饷哗变，逃回陕西。明兵“剿贼”，李自成军“剿兵”，互剿的结果是农民军越战越强，明兵越来越弱了。

　　明军将领在对清作战和镇压农民起义中，稍有失误，即被崇祯帝免官下狱，以至处死。兵部尚书王洽颇负时望。清兵陷遵化，崇祯帝责王洽事先侦探不明，下狱，瘐死。领兵总督自袁崇焕以下，前后被处死八人。巡抚被处死十一人。《明史·流贼传序》说崇祯帝“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责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明军作战屡败，军将或战死或被处死。增兵日多，而善战的将领日少。崇祯帝末年，文臣武将杀逐殆尽。虚弱腐朽的统治集团已经完全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

　　加派赋税 天启时，因辽东战事，屡次加派“辽饷”。每亩增税银至九厘，共加派五百二十万两。崇祯时，朝廷入不敷出，军饷不继，又多次加派税银。一六三○年（崇祯三年）辽东军兴，在原增亩税九厘外，又增辽饷三厘，共加派税银一百六十五万两。一六三七年（崇祯十年），明廷命熊文灿围剿农民起义军，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称为“剿饷”。崇祯帝下谕说：“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明史·杨嗣昌传》）一年之后，农民军更加壮大。明廷继续征收“剿饷”，只是饷额减半。一六三九年（崇祯十二年），廷议又以军兵虚弱，请练边兵。崇祯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共抽练额兵七十三万余。郡县设练备、练总，训练民兵。练兵的费用，又加派到当地人民身上，称为“练饷”。每亩加税银一分，各地共增七百三十万两。一六四二年（崇祯十五年），兵部通计各镇额兵一百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二十四人，缺额十六万五千二百二十一人。“辽饷”、“剿饷”、“练饷”每年共征二千三百余万两。户科题本指出添饷之后，“究境（竟）旧伍空虚，未闻清核。新兵募练，未见充强。小民卖儿贴妇，剥肤敲髓之脂膏，徒为行间歌舞行乐、结交窟穴之具而已。”（《明清史料》乙编第五本）明廷一再加征税银，并不能强兵，而只是增加对人民的敲剥。广大农民再也不能生活下去，明朝也再不能统治下去了。

　　烽烟四起 崇祯时，中原有李自成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西南有张献忠和彝族起义，东北面临清军的严重威胁，东南沿海则有“海寇”出没。明王朝陷于四面受敌的危境之中。崇祯末年的形势是：

　　东北和北方——清国以辽东为基地，不断扩军。连年到山海关内掳掠人畜，深入到河北、山东。蒙古诸部也继续与明朝为敌。

　　西北和中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在西北建立大顺，控制陕甘。河南地区和湖北北部均为大顺军所占有。

　　西南——一六二七年，崇祯帝即位时，彝族首领奢崇明、安邦彦等再次起兵反明。九月，明廷任朱燮元总督军务，移镇贵阳。次年，奢崇明自号大梁王，安邦彦称四裔大长老，合兵十余万，据有鸭池，进兵永宁。明云南、四川驻军与贵阳军分路出兵夹击。八月，击败彝兵，奢崇明、安邦彦败死。安位降明。

　　一六四四年（崇祯十七年）初，张献忠农民军攻入四川。四月，在忠州击败明军。六月，攻下涪州，占领重庆。八月，攻占成都。四川州县均为大西军所占有。

　　东南沿海——福建、广东、浙江沿海自天启时，即有“海寇”在海上活动，阻截商船，并在沿岸登陆。所谓海寇多是无告的民众，纠聚在海上依恃强劫谋生，发展成为职业。他们多来自福建，主要在广东海上往来，也有少数人北至浙江沿海。江西南部的山中，多有反抗的农民聚集。福建“海寇”登陆和他们保持联络。大股的“海寇”拥有大船，并有火器。明朝的兵船不敢接近，只能严守海门，防止登陆。

　　一六四四年初，当李自成在西安建制练兵，准备灭明时，明王朝已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失去了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只有作为经济基地的江浙东南地区，还为明室藩王所统治。

　　三、大顺推翻明朝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西安建制练兵，经过月余的准备，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正月开始攻取北京。李自成派遣刘宗敏、李过领兵入山西。山西明兵多次哗变，军力空虚。刘、李军顺利攻占山西西南部的三十多个州县，为大军出师开辟了道路。二月初，李自成亲率几十万大军由韩城禹门渡黄河，入山西境，迅速占领太原。

　　大顺军在太原向山西、河南各地发出文告，揭露明朝：“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施；微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并宣布农民军“五年不征，一民不杀”，“贵贱均田”（《罪惟录·李自成传》）。又派遣士兵扮作小商贩到各地揭露明朝恶政，宣传大顺农民军“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免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卷二十）山西人民纷纷支持大顺军。

　　大顺军兵分两路，攻取北京。李自成亲自统率主力军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由北路经居庸关取北京。偏师由刘芳亮率领，东出固关，经真定（正定）、保定自南道北上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会师。

　　李自成农民军到忻州，州民开门迎降。进至代州，明总兵周遇吉退守宁武关。农民军经过激战，擒斩周遇吉。大同总兵姜瓖、宣化总兵王承胤相继投降，巡抚朱之冯自杀。农民军经过阳和、柳沟，到达居庸关。居庸关守将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开门迎降。

　　刘芳亮率领的偏师出固关后，真定知府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内阁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先后到达北京城外，包围北京。

　　明朝守卫京城的三大营溃散。大顺军缴获明巨炮轰城。城内防守力量薄弱，士气不振。大顺军猛攻西直门、平则门（阜成门）、彰义门（广安门）等处。守城明军在城上避而不战，迁延时日。

　　十八日，农民军与城外的百姓填平濠沟，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明守军士兵拒不与农民军作战，只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再行射击。

　　大顺军命令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砍倒杨树作云梯，手持短刀爬城。守城明军狼狈奔逃，或脱下军服，丢弃武器投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嬴；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农民军首先攻下彰义门，占领外城，继续向内城发动猛攻。崇祯皇帝见末日来临，逼死皇后，亲手杀死几个嫔妃，砍伤自己的女儿，然后换上太监衣帽，企图与太监王承恩一同出逃。走到崇文门不能出城，又到朝阳门，声称太监奉命出城。城上守军疑为“奸细”，张弓下射。崇祯帝又走到安定门，也不得出去。只得返回宫中，换上皇帝袍服，敲钟召集百官议事。这时，官员们都已脱下官服，换上贫民服装四处躲藏，无一人再来上朝。崇祯帝见大势已去，同王承恩登上万岁山（煤山，即景山），在一棵槐树下自缢而死。（南明谥思宗，后改毅宗。清谥怀宗，后改庄烈帝）明朝自太祖即位，凡二百七十六年，至此宣告了它的灭亡。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顺军攻开内城各城门。李自成命令大军整队入城，不得杀掠。刘宗敏首先率领大军从宣武门进入内城，队伍整齐，军纪肃然。老百姓张灯结彩，摆设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迎接农民军的到来。

　　李自成依然保持农民军的本色，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护卫下，和大顺的官员们进入北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

　　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明朝，是巨大的胜利。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史上，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农民军自陕西进军，所到之处，明朝官员开城出降，取得胜利是迅速的。但是，大顺军顺利攻占北京，显然缺少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足够的政治准备和必要的军事部署。农民军继承自发起义的朴素传统，对内和对外都缺乏有效的措施，自身的弱点也很快地暴露了。

　　内部措施——李自成进驻北京后，随即采取了如下的一些措施：（一）废除亡明的政治制度，实行大顺的官制，六政府尚书分别管理政务。权将军刘宗敏统一节制文武官员。国中大事由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等议定。（二）限令明朝文武官员一概报名汇察。不愿仕者听其自便。愿仕者照前擢用。违抗不出者，处死。明朝兵部尚书侯恂因与农民军作战失败被明朝下狱。大顺释放侯恂，任为尚书。四品以下官员任用者百余人。外任州县的五十余人。（三）礼政府开科考试举人，吏政府录用五十人，以安人心。（四）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向官员富户“追赃助饷”。明朝官员除被录用者外，均交刘宗敏发落，勒令献出金银。勋戚大臣献银不足，即加拷掠追逼。被夹者多至数百人。明外戚周奎（周皇后之父）献银五十万两，仍被夹死。巨商大贾以至当铺、饭馆，均被搜掠。徽商被拷掠者多至千人。被捆绑追索的人，不绝于道，京城一片恐怖。

　　大顺军录用明朝官员、考试举人，多少起到争取敌人的作用。“追赃助饷”又抵销了这些作用。农民军起义时，怀着朴素的阶级仇恨，自发地夺取官员富户的财富，是可以理解的。李自成在行军过程中，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不征赋税以争取人民的支持，“追赃助饷”以济军用，也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是，推翻明朝后继续发展这些措施，而不及时制定政策，显然不利于大顺政权的巩固。农民军无休止地追索钱财，也造成了军纪的败坏。李自成曾企图禁止，将士们对他说：“皇帝让你做，金银妇女还不让我们么！”据说，大顺军在北京追得助饷银七千万两。自将军至战士也各有私囊。《明季南略》卷五记载说：“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农民军进北京一月有余，竞相夺取私财，战斗力大为削弱了。

　　大顺又派出州县官员到占领区的畿内和河南、山东各州县任职，推行“均田免粮”和“追赃助饷”。据山东诸城的一个地主丁耀亢记载，大顺所行均田，即将地主霸占的农民田地，退还给农民。田产不论久近，农民认为祖产即可占有（《出劫纪略》）。另据《顺治史书》记载，诸城和日照的地主，明副总兵厉宁在两县所有田产四十余顷，当大顺官员到来后，也为农民所占有。农民夺回地主占据的田地，是完全正当的措施。农民群众也由此得到实际利益。但各地拷掠官绅，“追赃助饷”的资财，则全为农民军所得。山东等地的地主不断举行反扑。德州地主贡生马元騄等借口农民军“征比饷银酷急”，纠结当地地主杀死大顺派遣的官员。附近四十余州县也相继杀逐大顺官员。临清明地方官得商人资助，募兵三千杀大顺防御使，占领临清、济宁。山东、河北以至河南的地主纷纷组织武装，与大顺军为敌。大顺所属各州县面对地主阶级的反攻，面临着艰巨的斗争任务。

　　外部形势——大顺军进驻北京时，已经占领了北起长城，南抵江淮，西至甘肃，东至山东沿海的广大地区。但在这个地区的周围，也还存在着与大顺并立和对立的几大势力。（一）张献忠的大西军占有四川，雄踞西南，构成农民起义军的又一支巨大的力量。但李自成与张献忠素不相容。大顺推翻明朝后，并没有去联合大西，壮大农民军以对付内外的敌人。（二）山海关是明清交界的要冲，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在此镇守。李自成逮捕在北京的吴襄（三桂父），要他写信招三桂来降。并派降将唐通去与吴三桂联络。吴三桂行至滦州，听说家室被掳，愤而降清。并发布檄文，声讨李自成。（三）辽东的清国，正处在发展的时期，军力强盛，久已蓄谋灭明，占领中原。农民军占领北京后，清军正在准备入关。（四）江南地区仍为明室势力所统治。明总兵左良玉驻守武昌。总兵高杰及刘泽清驻守江淮下游。李自成以大顺国王名义招降左、高、刘等，不成。四月初一日，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官员，在南京誓告天地，议立新君，复辟明朝。

　　大顺军攻占北京后，取代明朝而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但大顺军的领导者们却没有足够的警惕，骄躁轻敌，甚至认为山海关是弹丸之地，“不足当京师一角，用脚尖踢倒耳”（《谀闻续笔》卷一）；江南地区，不需重兵，即可“传檄而下”（《平寇志》卷十）。北京城内的大顺礼政府正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极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大顺强敌压境，而军心涣散，失败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