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建国前后，面临着社会经济残破，人口流失，田土荒芜，经济制度紊乱，财政拮据等严重困难。明太祖在位时期，为订立赋役制度和商业货币制度，恢复农业生产，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从而建立起新王朝的社会经济秩序。

　　一、粮长与里甲

　　明太祖出身于农民，对农村基层状况最为熟悉。在迁徙江南豪富的同时，又建立粮长制与里甲制，以便形成农村基层的新秩序。

　　粮长制——一三七一年，明太祖命户部通令各地，核查民间耕地，以税粮万石为一征粮单位，一县分若干区。每县选正副粮长二名，以田土最多的大户为粮长，督收税粮，解送官府。时称“民收民解”。元末地方官吏，横征暴敛，侵扰百姓，是贫苦农民的最大的祸害，也是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明太祖以为实行粮长制是“以良民治良民，必无侵渔之患矣”（《明太祖实录》卷六八）。以田土最多因而也纳税最多的大户为粮长，也可使税粮的交纳，得有保障。明朝的税粮一半以上来自浙江、江苏（直隶）、江西、湖广等地，粮长制首先在这些地区实行，而并未普设于全国各地。粮长制实行初期，大户慑于明太祖的猛政，曾取得一定的效果。一三八一年，浙江、江西粮长一千三百余人，输送税粮到京师，明太祖亲自召见嘉勉。但行之既久，粮长不免成为实际上的基层官吏，依然可以恃势侵渔舞弊。

　　里甲制——里甲制是基层居民组织。元代农村每五十户结为一社，推选通晓农事、家有兼丁者为社长，督劝农事，也兼管究举游民、调解纠纷，协同赈济及传布禁令等事。城坊也有社长，各社户数不一。乡都（乡的下级）人户及城坊另设有里正、主首催督差税。社长、里正等都是一种差役，由富户轮流充任。一三八一年，明太祖改设里甲。元代的都合并为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其中十户为里长，推选丁粮多者十人充任。里以下每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里长也是一种差役，轮流充当。服役期间，所有追征钱粮、勾摄公事、祭祀鬼神、接应宾旅以及官府征求、民间争斗等等都在职责之内。乡村里长也还要经常督课农事。里中年高望重者，被推为“老人”。“老人”职在导民向善，平息民间各种纠纷，剖决是非。里中建有旌善亭，张榜公布民间善事，申明亭张榜公布恶行，以示奖惩。里正与老人有政绩者，可被皇帝召见。老人甚至可以会同村众逮解不法官吏。里甲制的设置，旨在减少官吏欺压，使村民编组自治，以维护基层的社会秩序。

　　二、户籍与田籍

　　明太祖由农民成为皇帝，并不能改变原有的土地占有制度，新建的明王朝依然建立在地主占有制的基础上。明初田地分为“官田”与“民田”两类。“官田”是专门为皇室宗族供给农产品的皇庄田土，牧放官马的草场，园陵坟地，公共占地，皇帝赐给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的庄田，以及职田，学田，边境军官的养廉田，军、民屯田等等。“民田”是民自有之田，包括地主占有的土地和农民自有的少量土地，可以买卖。民人佃种官田，只有耕种权而无土地所有权。贵族官员由皇帝赏赐的赐田，官吏的职田，也无所有权，皇帝和朝廷可以随时收回。屯田禁止私人占有。

　　明初，在某些战乱较多的地区，官田的数量甚至超过民田。“官田”可用以直接向劳动者征收租税，也可以用来进行军、民屯田，以奖励垦荒，恢复生产。

　　明王朝依据各地官田民田占有的多少征收田赋。依据户口人丁征派差役。战乱之后，人口流徙，田土占有也多变动。明太祖命户部对各地户口和田土普遍核查，编成户籍册和田土册，存于官府。两种册籍的编制，是明太祖整顿赋税制度的一大建树。

　　户籍册——明太祖曾说“夫有户口而后田野辟，田野辟而后赋税增。”（《昭代经济言》卷一），一三七○年发布圣旨，派遣户部官员去各州县普查户口。先颁发“户帖”，要求民户据实填写，作为编制户籍册的根据。又派出军兵，随同办理。百姓如有隐瞒，治罪充军。明王朝在掌握了普填的户帖后，于一三八一年，下令府、州、县编制户籍册，称为“赋役黄册”。每“里”各编一册，里中每户详列男女年龄（男成丁、不成丁。女大口、小口）、田土房屋等本户状况。册首为“总图”，册尾登记鳏寡孤独等不服役的人口，称为“畸零带管”。规定每十年重编一次，以记载变动情况。将表格发给里长，令各户填报。官府比对先年的册籍，死者除名，生者添注，田产买卖者记录其税粮的过割情况。（傅维鳞《明书》卷六八，赋役志）户籍册编成后呈交户部一份，用黄绢封皮，故称“黄册”。省、府、县各留一份，用白色封皮，通称“白册”。户籍是征发赋役的主要依据，故又称赋役黄册。

　　明初的徭役，分为“里甲正役”与“杂泛”。里甲役即轮流充当里长、甲首，上级官府派征的各项物料及费用，里长出十分之三，甲首人户出十分之七。杂泛是临时性的各种差役，如修路、筑城、修仓、修河等劳役，田里长、甲首根据各户丁粮多寡按甲签发。明初江南地区还曾有过一种按田土多少签发的工夫役。田一顷出丁夫一人，称为“均工夫”。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曾编制“均工夫图册”。赋役黄册编成后，这种均工夫役便行废止。

　　田土册——大约一三六八年建国时，明太祖就曾对一些地区的田土进行过丈量，为编制田籍作准备。一三八○年派国子监生武淳等到各地监督绘制土地册籍。土地丈量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和北方各省，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土地册籍，散失最甚，土地占有情况也变动最多。各地田土册的编制，至一三九三年才全部完成。

　　新编田土册，又称鱼鳞册，分为总图和分图两种。分图以里为单位，相邻田土按顺序编号绘图并记录各号田土的名称、类别、面积和四至，以及田主或管业人的籍贯姓名。总图以乡为单位，把分图合并绘图，置于分图之前，使阅者一目了然。然后再把一乡之图，合成一县之图。田土图形相接，有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图册编成后，官府可据以掌握土地占有及粮户情况，征收田赋。各地的田土所有权也由此得到合法的确认，有据可查。现存明初鱼鳞图册以小块田土居多，反映着农民战争诛除大户和明太祖迁徙豪富所带来的变化。

　　明初征收税粮按田亩计算。开垦荒地可以免税。夏税征麦，秋税征米。南北方粮产不同，可各以其地产供纳。以粮交纳者，为“本色”，以丝绢或钞交纳者，为“折色”。田赋率，大抵是“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明史》卷七八），这是历史上很轻的田税。明太祖实行轻税，一是因为建国之初农业生产尚不发展，一是因为有意体恤农民疾苦，以稳定秩序。江南如苏松嘉湖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税率高于其他地区。亩税可加重到二、三石。洪武初，浙西地方，因其民富实，一亩田税相当二亩，征税加倍。江西某些地区的田赋也高于邻省。苏州府一年交纳的田赋曾达到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有人说：“苏州之田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三、屯田

　　明太祖在战争时期，已开始建立军事屯田。建国之后，为垦荒就业，恢复生产，在民间推行屯田，以后又发展为商屯。明初屯田，因而形成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种类型。

　　军屯——又称卫所屯田，可分为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设在边境，守军进行屯田，谓之“且耕且守”，就地生产粮食，以供军需。营屯是内地卫所军的屯田，生产粮食，作为军粮。军屯制规定，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各地田土及生产条件不同，屯军受田数额不一，以五十亩为中制。军屯产粮，洪武初年一度免征粮税，一三八七年开始，征收屯粮，亩税一斗。洪武末改定税则：“每军屯一分，正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明会典》卷十八）每军屯实际交粮二十四石，较洪武初年的亩税一斗，增加一倍半左右。军屯是以军事管理为特点的屯田，屯军全家生计主要依靠屯粮收入，生活十分艰苦。明初原额军屯田土曾达到八十九万二千余顷。（《春明梦余录》卷三六）

　　民屯——明初，官府掌握了大量无主荒地，需要移民垦荒或募民屯种，因而实行民屯。屯户的来源是：一、强制迁移民户，二、召募的人户，三、犯罪迁徙户。

　　明初移民包括南北各地，人多田少地区的多余人户及流动人口迁移到人少田多的宽乡，湖、杭等地的无田人户到濠州屯种，由官府资助牛具种子，免征三年。同时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一三七六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田产者于凤阳屯田。一三八八年徙山西泽、潞二州民无田者去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处宽乡，设屯。一三八九年移两浙民，去淮河以南的滁、和等

　　州屯种。移山西的贫民往大名、广平、东昌三府，分给田地达二万六千七十二顷之多。这一年曾有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自动申请屯田，被分给田地，赏赐财物，并受命回沁州召募居民，应募屯种。（《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元大都蒙古遗民三万余户，曾被安置在北平府管内屯田。历年官民罪犯都集中在凤阳屯田，多达一万余人。

　　民屯田土实属官田，各地根据屯户的丁力，分给田土，北方地区每人可分田十五亩，菜地二亩。在管理上，以屯分里甲，纳入府县行政系统。民屯赋税，大致上按官田税额征收。

　　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明初为加强边防，常在边境地区设立军储仓，由内地召募商人运粮，输仓。官给粮价及运费。一三七○年山西行省商人向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引票一引（二百斤），商人凭引贩盐获利，以偿粮费。一三七一年“开中法”在各地实行。商人为多获盐引，依民屯办法在边地募民屯田，以获粮食，就近输仓，形成商屯。商屯地为官田，且多为新垦荒田。商人出资召募边地无田农民或流民耕种，供给牛具种子。此制推行后，内地盐商多来边地经营商屯。

　　四、商税

　　明太祖为重建社会经济秩序，对商业采取低税政策。明朝建国前对商人征收“官店钱”，税率是十五税一。建国后放宽到二十分取一。不久又放宽到三十税一。对于民间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文化用品以及嫁娶丧祭物品等的贩卖，并予免税。

　　明初商税分为两种，一为营业税，即三十税一的商税；一为通过税，即商品通过关津渡口时的关税。一般是按比例抽取实物。县设税课局，府设税课司征收商税。统由京师税课司管理。

　　商人赴各地经商要取得官府验发的“商引”。商引载明贩卖货物的种类、数量，及贩运道里远近。无“商引”者，被视为“游民”治罪。京师城内由兵马指挥司管理市场，每日校准市场度量衡器，检查商人活动及物价情况。京师及其他大城市设有官办货栈，称为“塌房”。商人在塌房存放货物，就地征税。

　　五、大明宝钞的发行

　　元代开始广泛发行纸币，称为“宝钞”。元顺帝时，宝钞无限制地大量发行，造成货币贬值，物价暴涨，带来社会经济的崩溃。明朝建国后，大量铸造铜币“洪武通宝”钱，民间贸易都采用为价值标准，币价相当稳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三七四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又开始印造纸币。名为“大明通行宝钞”，次年由中书省正式发行。“宝钞”以桑树皮造纸印制，高一尺，宽六寸，质地青色。面值分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和一贯六种。每钞一贯准铜钱千文、白银一两，四贯宝钞准黄金一两。（《明太祖实录》卷九八）民间交易百文以上用钞，百文以下用铜钱。商税钱钞兼收。官员禄米也发给宝钞。

　　大明宝钞发行后，由于不设钞本，宝钞不能兑换金银，而且发行量过大，所以发行不久，即逐渐贬值，重蹈了元末的覆辙。洪武末年，两浙民间钞一贯只折铜钱二百五十文，尔后又下降到一百六十文，加以伪造宝钞充斥市场，钞值难于稳定。不少地方的商品，不得不以金银定价。宝钞只是在颁赏、俸禄或估产计赃等官方活动中使用，在社会经济中则被视为“劣币”而被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