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廷的兵虚财匮

　　皇室侈靡无度，群臣倾轧不止，明朝走上了衰朽的道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晚明上层社会竞为奢侈，形成一时的风气。随之而来的则是官员们的贪污受贿，多方掠取。神宗一朝，贪贿案件，史不绝书。重大案件，贪赃至数十万两，一次行贿即可有数万以至十数万两。馈赠珍奇，请托送礼，更为官场所习见。神宗曾在一个诏书中斥责地方官员：“供张僭侈，费用浩繁，岁时庆贺之仪，不胜奔走。廪饩常供之外，复多馈遗。司道官又借视听于窝访，取私费于官库。以致贪官污吏，有恃无忌。”（《神宗实录》卷三一二）诏书说明：神宗对弥漫各地的贪风，并非无所觉察，但皇室费用浩繁，中使四出掠取，上行下效，也助长了地方上的贪风。神宗只知责人，不知责己，上下相蒙，充斥上下的贪官污吏，依然有恃无忌。

　　皇室靡费掠取，官员贪污成风，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各级军官相效贪贿，军兵日趋衰弱，一是朝廷财政匮乏，国用难支。神宗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即位之初，任用张居正以富国强兵的理想，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却铸成了兵虚财匮的败局。

　　军兵衰朽神宗朝的军兵，在几次作战中曾经显示出足以克敌制胜的作战能力。但随着军队中腐败现象的滋长，到神宗晚年，军政日益昏暗，战斗力也随之锐减。

　　虚报战功——早在一五八三年，御史魏允贞就曾指责辽东战功奏报失真。一五九八年，吏科给事中刘道亨上奏，防御蒙古的边官，务以捣巢见奇。捣巢获首功，一则报十，十者报百。虚报战功即晋阶升官，因而军官数量大增。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闰三月户部奏称：“辽东近日用兵以来，假称捷报，冒功授官者甚多，在蓟镇一边分为四镇，一镇又分三路，设官比原额几二十倍。”（《神宗实录》卷二三四）

　　冒领粮饷——士兵逃跑或死亡，军官不上报，仍以空名支饷。上下串通，瓜分月粮。如庄浪参将杨定国，任职九年，与其部下的中军千、把总等下级军官，冒支军粮，每年约二千石。

　　贿赂公行——军官因接受贿赂而被惩处，屡见不鲜。未被揭露者更为普遍。贿赂公行不能不严重影响军法号令的执行。一六○九年十一月，兵部奏称：“将之号令而不能行于偏裨，则国之赏罚亦渐不能行于将帅也，皆缘寡廉债帅责问贽馈，以致节制之陵夷，文吏亦得因而掣肘之。”神宗说：“近来交际恣滥，岂但大将受偏裨贽馈，即文官亦受将领贽馈。弊端不革，法安得行。”（《神宗实录》卷四六四）

　　克剥士兵——军官对士兵恣意克剥，诸如克扣军饷，侵占屯田，差遣役使等皆是。军官擅自差遣役使，为害尤大。一六一二年御史刘廷元指出，京营的三大营，“自副参游佐，下至千把总，共五百八十八员，即一把总月役军四十八名矣，其他侵占当不下三、四万人”。（《神宗实录》卷五○三）次年正月，兵部尚书黄嘉善也指出，“镇臣路将有占（役）数百名，少亦不下百名者”。（《神宗实录》卷五七八）军官们还经常把士兵借给地方官员役使。如蓟镇过往官员，经常由当地军兵供役，“马供递送，军役扛抬”，“以致应付日烦，军疲马瘦”。（《神宗实录》卷三八七）京城太监占役士兵的现象也极为严重。一五九二年九月，礼科给事中马邦良等揭露：东安等门官军四百余名，宦官占役将近十分之九。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闰四月，戎政尚书薛三才说，京城“十六门原额军六千八百余名，每门分上下二班，领以指挥、千百户，而总隶于后府、兵部。不知起自何年，此外添差内监提督，逐门占役至四千三百三十二名”。（同上，卷五六九）

　　兵力虚弱——军队的腐败不能不导致兵力的削弱。主要表现是：（一）疏于训练。一六一五年二月，巡视京营的礼科给事中姚永济等上疏说：“今春光入暮，开操无期，将不习军，军不习阵。弱者矢无簇，枪无头，刀剑尽成班锈，志气日就委靡。间得强有力者，又以■■不肖之心，用之酗酒行泼，劫杀为邪……一旦有事，岂能以不教之军战哉！”（《神宗实录》卷二五九）（二）兵员减少。保卫京城的中都、河南、山东京操班军，多有具其名而无其人。士兵输钱给领班之官“包折”，便可家居。“军便于家居，官便于厚利，稍出其金，以为雇点之资，上下各以文具相欺”。（同上，卷四九六）（三）士兵贫困。一六一○年宣府巡抚都御史薛三才奏报宣镇士兵情况说：“诸军粮饷，月不过数钱，八口之家，率皆仰给。饷不时至，未免称贷而食。又不足，则草料、布花质钱于债家，银未入手，子钱已去其大半。欲冀士饱马腾，容可得乎！”（同上，卷四七六）

　　以上种种说明，此时的军兵，包括京营与边军，都已日益衰朽，不再是往日克敌制胜的强兵。如神宗所说：“兵数虽多，堪战者少。”但军费开支却日渐增加。九边年例，嘉靖末年约二百五十万两，万历三十六年（一六○八年）激增到四百九十余万，此后每年也都在四百万左右。一六○九年，兵部请削减皇室的靡费，以充军需，说：“何惜捐大内朽蠹之财，以安宗社。”福建巡抚金学曾上言，“至商税原系饷额，若归之内帑则饷不得有。若仍之饷额则课不能充。所当恳请特留，以给兵需”。（《神宗实录》卷四五九）辽东巡抚熊廷弼请为封疆计，早发内帑。神宗俱不听。

　　财政匮乏神宗在位的最后十多年间，军费开支激增，皇室靡费不减。由于官员上下贪污，税使掠夺以及豪强欺隐赋税，朝廷的税收却是有减无增。明廷的财政，不能不日益匮乏。户部太仓库、工部节慎库以及太仆寺、光禄寺的库藏，大体反映了当时的财政状况。

　　户部太仓库——英宗时始设户部太仓库，贮藏各地折银交纳的各种税银，供应军官俸禄和皇帝御用，称金花银。神宗即位，历朝积蓄银两，存于老库，共二百万两，另有窖房银四百万两。神宗即位以来的十余年间，续有积存三百余万两，收藏在日常出纳的外库。积蓄总量约可供两年支出。神宗亲政后，连年入不敷出，渐用积蓄。一五八六年八月，外库余银只余四十六万余两。九月，又减至三十万。到次年三月，除老库、窖房外，只余银九万两。外库余银用尽，遂又动用窖房银。一五九九年，外库与窖房都已一空如洗，仅存老库二百万两。次年四月，借用老库银五十万分发积欠的各边镇额饷。到一六○八年，户部太仓库就只有老库贮银八万两。一六○九年，兵部上言“虽知饷之当处，无奈计穷，以天下之大，仅太仓八万两”。（《神宗实录》卷四五九）库藏空虚，边地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一六○八年，九边额欠一百二十万两。一六一一年欠饷至二百五十万两。一六一六年积欠军饷总计达五百万两。

　　工部节慎库——用以贮存工部料价的节慎库也渐匮乏。乾清宫与坤宁宫被焚后，一五九六年即着手兴建，费用浩繁。一六○○年二月，工部尚书杨一魁上疏说：“今见贮节慎库者，合四司（工部所属营饍、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止七、八万两，而浩大未竟之工程，急切应需之造办，监局年例之钱粮，又若库房、若城垣、若坟工，种种并集，一时之费约用八十余万两，即罄竭积贮，未当十分之一。”（《神宗实录》卷三四四）两宫建成后，又接连修建陵寝、宫内花园台榭。一六○三年，又动工兴修被焚的三大殿，坐派湖广采办楠杉大木，合银四百二十万两。贵州采木，价银一百余万两，湖广、贵州、四川三省所派三殿木植大工钱粮至九百六十余万两。一六○五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朱赓慨叹说：“两宫经始，节慎库尚百十万金，今罄然无分毫之蓄。”（同上，卷四一五）

　　太仆寺库——太仆寺库岁入马价、草料、籽粒等银约六十万两，岁出各边年例约四十万，赏赉修筑诸费约二、三万，每年原可剩银二十万，备买马之用。太仆寺逐年皆有积存，神宗即位时，前朝积累，多至一千万两。神宗亲政后，内廷靡费每由户、工二部挪用太仆寺库银弥补。军费不足，也向太仆寺库挪借。以至库藏渐被耗费。一六○二年九月，太仆寺署印少卿连标上疏指出：嘉靖、隆庆年间太仆寺库存银达一千万两，“迩来国家多事，借讨纷纷，户工二部动去八百七十余万，见存库者仅一百万有奇”。（《神宗实录》卷三七六）一六○七年八月，太仆寺少卿李思孝上疏说：“臣稽往牒，在嘉、隆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哱、刘，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借五十万，又为征播借三十三万。三十一年，又为边饷动老库二十一万、马价三十万。三十二年，又以年例借三十五万余。先是二十九年，以边饷不给，顿借百万。前后所借在计部者已九百八十三万矣。而二十九年，工部以大婚大礼借三十五万，三十一年，光禄寺以年例借二万，又借三十七万。今老库见存者二十七万耳。而东西两库每年所解，仅可以供各边年例之用，况重以各边功次赏赉，亦取于此。”（同上，卷四三七）到一六一七年十一月，太仆寺库老库仅余八万两。太仆寺库存银，原用以购买马匹以供军需，库藏空竭，军马也难以为计了。

　　光禄寺库——神宗即位之初，光禄寺库有前朝节余银两一百一十多万。一五八七年十二月，只剩下四万四千余两。次年三月，至于内供取用不敷。一六○一年，光禄寺因库藏已空，为供应皇帝膳食，两次共借户部银约三万余两。

　　以上太仓库等四库贮藏税银至晚到万历四十年（一六一二年），便已先后空虚。各地的税粮，主要是东南地区的粮米，由大运河运至京师，分储于北京、通州二地的粮仓。京仓五十六，通仓十六，分别供应京师军匠在官人等需用。万历初年，二仓储粮甚富。一五八三年十二月统计，京、通二仓实存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军匠在官人等实支本色米二百二十万石。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但一六○二年九月，京仓实在之数只有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够二年支用。

　　二、前仆后继的农民起义

　　皇室、贵族和各级官员，日益贪婪奢侈，广大农民则遭受越来越多的剥夺，日渐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

　　明廷财政匮乏，便不断加派赋税，剥夺农民。早自一五八六年，阁臣申时行即奏称：“比年以来，渐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若户部草料之类是也。有用不足而增者，若工部大炭之类是也。方今财绌民劳，惟正之供尚不能继，额外之派又何以堪！”（《神宗实录》卷一七二）此后，朝鲜之战曾有加派，平播州之乱又有加派。一五九九年，全国赋额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十分之四。一六○一年，“按丁增调，践亩加租”（同上，卷三五九），比二十年前增加了将近一倍。

　　一条鞭法推行后，州县征税已有定额。但地方官吏往往在定额之外，重复征收。一五八七年，神宗诏谕中就指出：“各处编审粮差，于条鞭之外，重派里甲、系有司任情扰害小民。”（同上，卷一八七）一六○一年广东巡按李时华奏报广东的情形说：“禁网常疎，吏奸法弊。条鞭之后，仍用甲首，均平所编，尽入私橐。上下相蒙，恬不为怪。”（同上，卷三六五）征税之外，又加收所谓“耗羡”。一六一三年北直隶、河南、山东等处州县粮羡多至十取二、三。一六一八年十一月，御史房壮丽指陈：“官府借口验封，加收火耗，至一钱二钱，屡经严禁不遵。”（同上，卷五七六）

　　官府的赋税，依据一条鞭法的规定，本应依据田地的占有和人丁数分担。但是，占有数千顷以至上万顷田地的皇室、贵族、官员可依据“优免”的规定，任意扩大优免范围，逃避赋税。地方豪强也以“诡推”（诡称田已卖出）、“洒派”（税额分散于他户）等等办法，把应纳的赋税转嫁给广大民户。受害最大的还是穷苦的农民。

　　随着土地兼并的盛行，早已有一批又一批的农民被迫失去土地，沦为佃仆和流民。仅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在不断加派的赋税重压下，也不得不失去田地，背井离乡。如遇水旱灾荒，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一五九二年，陕西频年荒旱，农民流亡多至十分之七。一五九三年，河南卫辉获嘉县，因路居冲要，差役浩繁，加以瘟疫流行，农民流亡过半。一五九七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疏，说他“久历外任，熟知民艰”，他所见山东、山西、陕西各地农村的状况是：官仓空而库竭，民十室而九空。冬无破絮者有一半，一天只吃一餐者也有一半。破屋颓墙，风雨不蔽。流民未回乡井，弃地多荒。可是，存者还要代去者赔交税银，生者更为死者顶役。（参见《去伪斋集》卷一）一六○一年，吏部尚书李戴上疏说：几年来，连续灾荒。陕西、山西首先受灾，农民吃土块求生。接着是河南受灾，农民吃雁粪过活。山东、江南、湖北以至京畿，也相续受灾。“老弱填委沟壑，壮者展转就食”。（《明经世文编》卷四四○）

　　自一五八六年以来，一些地区不堪重压的农民，即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展开拼死的搏斗。随着明廷掠夺的加重，各个地区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断冲击着明廷的腐朽统治。

　　滑县饥民起义——一五八六年七月，河南滑县人车宗孔、王安等，因旱灾缺粮，向有麦数万斛的富商赵国英、张学书等借贷，遭到拒绝。车宗孔等聚集饥民上千人起而夺麦。官府前来镇压，饥民转展于淇县、汲县一带，与官兵发生激战，王安、车宗孔先后被俘。

　　陕甘回民起义——居住在陕甘宁交界处的回族人民约五百人，在一五八六年发动了起义。起义者流动于泾州、灵台、麟游、永寿、三水、淳化、耀州、白水等地，反抗官军，英勇作战。沿途汉族人民也陆续参加起义。起义军给予官府以沉重打击。次年，被镇压失败。

　　太湖农民起义——一五八八年，农民殷应采等利用太湖“港渎纵横，芦苇蓊翳”的条件，在太湖起义。起义者略取附近富室的财产，多次与前来镇压的官军激战，三吴戒严。随后，遭到官军的残酷镇压而失败。

　　梅堂、刘汝国起义——一五八八年，蕲黄农民梅堂起义，“匠人”刘汝国（又名刘少溪）前来参加。梅堂在宿松古车岭被官府逮捕，刘汝国逃脱，继续领导起义者作战，自称顺天安民王。树立旗帜，上写铲富济贫替天元帅。起义军出没于英山、潜山、太湖、宿松、蕲州、黄梅、广济之间，在各处没收富豪谷米财产，招徕饥民就食，从者数万人。官府派人招降，刘汝国回信说：“豪家不法，吾取其财以济贫，此替天行道。”起义者多次打败前来镇压的官军，明安庆指挥陈越及蕲州州判陈策败死。安庆、宿松诸府县的地方官，慑于起义军的压力，纷纷借故离任而去。一五八九年二月，明廷命应天巡抚周继、湖广巡抚邵陛、江西巡抚庄国祯、提督操江王用汲等大员，督率领属，协力剿捕。起义失败，刘汝国被俘，在安庆被杀。

　　柯守岳起义——福建莆田广业里，方圆一百二十里，重冈迭阜，深峻迂回，便于起义活动。一五八九年，在这里开山而耕的农民柯守岳因岁饥民流，发动起义。自号游天王，下设队长、中将军、东方将、旗首等职。多次与官军作战，当年失败。

　　李圆朗起义——广东始兴人李圆朗，自称有起死回生之术，并能剪纸为人马，翁源人王子龙自称弥勒降生，又说是黄巢之后，在民间传布子丑年天有大灾。聚众数百人。一五八九年，龙南灾荒，禾黍不入。李圆朗与王子龙相结纳，聚众在龙南东桃隘鸣鼓祭旗，宣布起义。起义军曾转战南雄，被官军战败。王子龙战死，李圆朗被俘，押解到龙南被杀。

　　王自简起义——一五九四年春，河南农民王自简领导当地农民上千人起义，活动在新蔡、沈五、息县一带。明颍州兵备副使李骥千等用招抚的办法，离散起义部众。王自简在颍州被擒，随后被杀。

　　赵古元起义——一六○○年，两畿及各省出现灾荒，又苦于矿监税使的骚扰，各地兵民多起而反抗。浙江山阴人赵一平与妻王氏编成“指南经”等书，投散各省会及两京，策动起义。先去杭州，又去徐州，改名赵古元，自称是宋朝皇室后人，与友人孟化鲸等在徐州和丰、沛等地招集逃亡的流民和拚死起义的农民，约定明年二月诸方并起，先取淮扬，次取徐州，再取金陵与北京。起义计划泄露，遭到明徐州兵备徐光复等人的镇压，主要首领陆续被捕；赵古元逃到宝城后被擒，同年十一月，被押至北京处死。

　　吴建起义——一六○四年，福建殴宁县谢屯乡民吴建，奉白莲教，称世界将乱，聚众数千人起义。知县前来诱降，被拒。兵备道刘毅命乡兵发动进攻，起义失败。吴建自杀。（一说被害）

　　刘天绪起义——河南永城人刘天绪，流寓凤阳府临淮县朱龙桥，崇奉无为教主，当地人王宗、张名等信从传教。信徒多至千余人。刘天绪自称辟地定夺乾坤李王。一六○六年十一月定议，本月二十三日长至节，乘南京百官出城谒陵的机会，在南京正式发动起义。刘天绪自号龙华帝王，王宗、张名等被封为国公侯伯将军指挥等职。因出现叛徒向官府告密，明南京兵部尚书孙鑛等发兵捕刘天绪等四十九人，刘天绪受酷刑逼讯致死。

　　保定农民起义——一六一一年，保定等处有刘应第、董世耀聚众称王，在远近各地剽劫，被保定巡抚王国镇压。

　　山东农民起义——一六一五年，山东各地自正月至六月，无雨，田禾枯槁，千里如焚。安丘县，有千余起义者，攻入城内，劫库焚狱；蒙阴县，起义者竖旗称王，杀死官兵；沂州，有七百名起义者骑马弯弓，抢劫粮畜；费县、济阳，起义农民白昼打劫；昌乐县，起义者三百人啸聚抢掠，声势充斥。这些起义都是由于农民饥饿无食，不得不起而劫夺府库和富户。神宗诏令“破格区处”；同年十二月发太仆寺马价银十六万两，在山东进行赈济，但并不能消弭农民的反抗。此后不久，山东又有周尧德、张计绪等聚众起义，各立头目，在泰山、历城、章丘、莱芜等处，出没行劫。周尧德被起义者称为“红竿大王”，又改称“平师王”。起义军所到之处，截杀官兵，屡获胜利。直到一六一七年春季才被镇压而失败。

　　陕甘回民起义——陕甘地区的回民起义，前仆后继，仍在继续发展。一六○八年，有数百人组成的起义队伍，由潼关进入山西，攻掠芮城等县，并攻入河津、稷山等四县。一六一一年，田有奇领导的起义者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平阳一带，田有奇被俘。一六一五年，以高尚千为首的起义回民，曾在宜君县劫狱。次年八月，高尚千在延安被俘。

　　田峨起义——一六一七年四月，山东钜野县有人奏报，乡人田峨自称仁义王，纠众数千，劫掠财物，强夺狱犯，谋杀县官。

　　李文起义——一六一八年九月，白莲教首李文在庆阳府聚众数百人，自号弥天一字王，建年号“天真混元”，自称是李老君真达磨下生，赐有天书飞剑。策划于十月十二日发动起义。事前被人首告，李文被捕，次年被处死。

　　以上见于记载的这些起义，都不曾得到较大的发展。起义发动未久甚至未及发动，就遭到明朝官军的镇压。但是，起义由饥民的自发的夺粮发展为有组织的武装搏斗，以至建号称王，显示出推翻明朝统治的战斗意志。各地农民的武装起义，前仆后继，预示着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的风暴就要到来。腐朽的明朝被推翻的日子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