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楚宣王九年)，魏国迁都大梁后，战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魏为了在中原地区扫除障碍，扩大地盘，对韩、赵施加压力，不断调整交换土地，终使自己在中原的大片土地连成一块，增强了国力。同时又与各国频繁相会，以调整关系，扩大影响。如就在迁都这一年，魏惠王与韩昭侯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四年后，即公元前357年，魏围韩宅阳(今河南郑州北)，迫使韩昭侯与魏惠王又在巫沙结盟。公元前358、357年，魏惠王与赵成侯先后两次在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高阝](今河北高邑东南)相会。这样，公元前356年(楚宣王十四年)，迫于魏国的压力，鲁、宋、卫、韩等国国君均入魏朝见魏惠王。第二年，魏惠王入齐，与齐威王相会，并同猎于郊。在相会时，两人论宝，齐威王以得力大臣为宝，使魏惠王不快而去(《史记·田世家》。

　　同年，魏惠王又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相会。在此同时，其他国君也相互会见。如公元前356年，赵成侯与燕文公会于阿(今河北高阳北)；赵、齐、宋等国国君相会于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各国国君如此频繁相会，说明当时形势严峻，魏等大国纷纷拉拢与国，大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

　　魏国此时固然仍保持头号强国地位，但秦国商鞅正在进行首次变法，齐威王任邹忌为相亦开始改革，齐、秦实力亦正强，故魏、齐、秦之间已上升为主要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楚国君臣面对这一现实，冷静观察，相机行事，并非无所作为。如公元前358年(楚宣王十二年)，楚攻魏，决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之外。第二年，楚迎女于秦，与秦保持传统的姻亲关系，对中原诸国频繁的易地活动与相会，楚国则未介入。

　　前已提到，公元前354年(楚宣王十六年)，魏攻赵，进围邯郸，形势严重，赵向齐、楚同时求救。对此，楚国君臣专门作了讨论，商议对策。《战国策·楚策一》作了如下记载：

　　邯郸之战，昭奚恤(令尹)谓楚王(楚宣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割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今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

　　从这段记载看，楚国君臣对当时各国纷争形势是很了解的，如何应付，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昭奚恤意见是不出兵，让魏、赵相并，两败俱伤，达到“两弊”目的。景舍意见是想使魏、赵“两弊”，必须“破魏”。但“破魏”的策略是自己少出兵，让赵、魏相拼而“相弊”，然后利用齐、秦力量去破魏。因此，两人意见虽有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保持自己的实力，削弱魏国。这一策略，充分体现了自楚肃王以来楚国实行的休兵息民与伺机进取的策略思想。

　　楚宣王采纳了景舍的意见，派景舍起兵救赵。景舍按既定策略，“少出兵”，所以邯郸仍为魏所攻破。景舍则乘机夺取了魏国的睢水、[氵岁]水之间的地区(《战国策·楚策一》。）次年，即公元前352年(楚宣王十八年)，魏虽在桂陵之战中失败，这时却以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齐、宋、卫联军。齐国只得请恰在前线的景舍出面调解，使齐、魏战争结束(《水经·淮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楚国既夺取了魏国的土地，又救赵助齐，与赵、齐结好，魏国则不敢得罪楚国，在关键时刻，同意景舍出面为齐、魏调解。在魏、齐、赵争战中，楚国举足轻重，获利最多，堪称“强国”(《史记·秦本纪》。）据《战国策·楚策一》载，楚宣王一次曾问群臣，北方诸国为什么那样惧怕昭奚恤，江一回答说：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从中可见楚国当时君臣团结，政治稳定，国力强盛，为中原各国所畏惧。楚宣王、昭奚恤、景舍等对当时楚国的恢复与强大，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显然，这是楚国自吴起变法失败后，楚肃、宣王坚持奉行休兵自重的策略所取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