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奴隶制早期的夏、商时期，“天命”决定一切，人们视上帝为至尊的主宰者。神权、王权合一，国家机构为神学统治思想所笼罩。西周初，周王亦自认为受命于天，称为“天子”。但又鉴于商代夏、周又代商的历史事实，统治者已深感“天命靡常”，故在维护“天命”的同时，又提出了“保民”观点，民本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末，特别是入春秋后，随着王权旁落，奴隶制逐渐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保民”思想也迅速发展，“敬天”、“尊神”的观念则相应动摇，人们纷纷提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的见解，打破了传统神学统治思想的束缚。楚国在这一变革时代，民本思想也勃然兴起，出现了以“庇民”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楚成王时代著名令尹子文，在楚成王年幼受欺、困难当头时，不仅“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左传·庄公三十年》)，而且任令尹后，明确提出了“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国语·楚语下》。)的观点，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处处以身作则，表现出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政治家的面貌。据《国语·楚语》、《战国策·楚策》有关篇章记载，子文身正清廉，生活俭朴，“缁帛之衣以朝，鹿裘以处”，“朝不谋夕，无一日之积”，楚成王得知后，不得不“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进)子文”。《潜文论·遏利》还说他“三为令尹，面有肌色，妻子冻馁，朝不及夕”。子文之所以这样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因为在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国纷起争霸的动荡变革时期，认识到“民”的重要性，如无民众的支持，统治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同上。）如果自己贪而富，民众必然起来反对，那结果是不堪设想的，随时都会垮台。所以，子文得出结论：“我逃死，非逃富也”，“夫从政者，以庇民也”。“庇民”，即“恤民”、“保民”，是从“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的认识中得出来的。一方面，时代的变动、人民大众的威力，使得子文及其他政治家，不得不由“敬天”转向“保民”，“廉其爵，贫其身，以忧社稷”；另一方面，时代的需要，造就了如子文这样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其后，楚庄王、孙叔敖和其他一些有头脑的政治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之战前，晋栾书告戒晋人莫要以为楚军骄而老(疲劳)，因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楚庄王)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之战后，楚庄王又拒绝了潘党关于“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的建议，以为“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作为一个国君，思路很开阔，考虑的问题很多，但无论是治国或治军，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民生在勤”、“民欲犹多”、“民安”与“和众”，说明楚庄王的“保民”观念是很强的。孙叔敖是继子文之后又一著名令尹，他出任令尹前后，为民治水造福，功勋卓著。任令尹期间，以民为重，廉政忘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荀子·尧问》。)对自己和妻室，要求严格，“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肌色”，真可谓“子文之统”，“忧国忘私”(《孙叔敖碑》。，不愧为楚国之“良大夫”(《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楚庄王之所以能够兴霸立业，显然与君臣这种“保民”思想、“忧国忘私”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楚国经武文成穆庄诸代的努力，终立威定霸后，楚国一些君臣确实忘记先祖之业，追求奢侈享受，“保民”观念淡薄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贤大夫或有识之士，出面谆谆告戒，要以民为重。如楚灵王筑章华台后，自鸣得意，伍举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国语·楚语上》。)

　　提出“安民”是大事，不应大兴土木。楚灵王又城陈、蔡、不羹，劳民伤财，以威慑诸侯，范无宇不以为然。楚灵王居然还以“是知天咫，安知民则”为由进行驳斥，右尹子革马上指出：“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国语·楚语上》。)重申天、民一致，民为天生，民不可疏忽。楚灵王在位十二年，“国人苦役”(《史记·楚世家》)，“民患王之无厌”，“从乱如归”(《左传·昭公十三年》)，终落得王冠掉地、身败名裂的结局。楚灵王垮台，孔子认为“失仁”(《左传·昭公十二年》)，刘安等则认为“失民”(《淮南子·泰族训》)，都和“保民”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反映了终春秋一代，楚国的轻天重民思想始终很突出，与春秋时期大变革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在此同时，楚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也有很大的发展。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就已产生了，《尚书·洪范》记载的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五行”)，《周易》记载的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质(“八卦”)，以及它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就是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萌芽。春秋时期，楚国在物质生产和图存争强的斗争中，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表现得朝气蓬勃，显然是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斗争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

　　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楚莫敖屈瑕用武力逼迫贰、轸订盟。这时，郧国军队驻于蒲骚，联合随、绞、州、蓼，准备截击楚国。屈瑕很忧虑，楚大夫斗廉建议屈瑕驻军郊郢，抵御四国，自己率锐师夜袭郧国，如打败郧军，四国必不敢出兵。屈瑕要请求济师(增兵援助)，斗廉不同意，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屈瑕要占卜，看能否取胜。斗廉又反对，说：“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左传·桓公十一年》。)不信天，不信鬼神，充分相信自己，对胜利满怀信心，表现出了一个朴素唯物者的胆识与气魄。

　　楚国历来被华夏视为蛮夷之邦，楚国君臣也正是在这一歧视下发愤图强、北上争霸的。他们敢作敢为，无视周天子的权威，显然也是在重人轻天的思潮冲击下表露出来的。如熊渠公然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立三个儿子为王，率先否定了周天子君权神授的地位。其后，熊通自称楚武王，熊赀称楚文王，熊恽称楚成王，都和周初几位著名国君名号相对峙，彻底否定了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的天命观的否定。楚庄王稳定了统治后，立即率军北上，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当王孙满答以在德不在鼎时，楚庄王嗤之以鼻：“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同上。)对周王室君权神授如此嘲弄，无疑是对神学统治思想的最深刻有力的冲击。

　　楚人崇巫重祀，但楚国有的君臣却力排众议，重实务实，并不相信鬼神。除上述斗廉反对占卜、以求实的态度指挥作战外，春秋末楚昭王在面临夭亡之际，不禳祭避祸，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据《左传·哀公六年》载，公元前489年(楚昭王二十七年)，楚昭王领兵却吴救陈，驻兵于城父时得病。占卜结果，说是黄河之神作祟。左右建议在郊野祭黄河之神，楚昭王不同意，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就不肯祭祀。这一年，天上出现了云彩如赤鸟一样，围绕太阳飞了三天。对这一灾异现象，楚昭王派人请教周太史。周太史说：“其当王身乎!若　(禳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马。”楚昭王又不同意，说：“除腹心之疾，而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又不肯祭祀。楚昭王先是尊重楚国的地望，不肯祭黄河之神，尔后又不肯祭天，宁可自己死去，亦不肯嫁祸于令尹、司马。这种不祭鬼神避祸消灾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证明终春秋一代，楚国信天命、重祭祀与轻天保民、不信鬼神的两种观点，是并行发展的，并存在激烈的斗争。

　　随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光彩熠熠。在这方面，楚国宛人范蠡的思想要算是一个典型。他从政经商，经历丰富，著《范蠡》二篇，已佚。他的思想言论见《国语·越语》和《史记·货殖列传》。他认为，“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天时、气节是随着阴阳二气的变化而变化的，国势的盛衰也不断在变化。强盛时要戒骄，衰弱时要创造条件，转弱为强。物价贵贱，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有余和不足，主张谷贱时由官方收购，谷贵时平价售出。对商业经营的“积著之理”，强调要“守时”，即善于掌握经济活动的规律和有利时机。如“天与不取”，终会“反之为灾”，造成重大损失。可见范蠡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一样，都是饱含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因素的。楚国人才济济，思想丰富，在其土壤中孕育出如范蠡等这样一些大思想家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