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国门初开之时，崭露头角的郎平被袁伟民看中投身国家队，开始书写出国比赛拿奖牌的辉煌。30年前，她满脑子都是球，要球不要命； 30年后，她的队员告诉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排球。“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打世界大赛，毕竟不是打世界大战，我们打的不是利益，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的精神。” 30年前的 “铁榔头”不会也不可能说出这番话。11月27日《南方都市报》刊登记者田霜月、刘思敏对郎平的专访，以下是郎平的自述：

1986年打完世界锦标赛，我要正式退役了，要从 “世界冠军”的高峰走下来。半年后，美国旧金山华侨建立了 “新中国教育基金会”，我作为享受这个基金会所提供奖学金的第一个留学生，算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为期两年。

去美国领事馆办签证，那些官员都认出我了。这些官员挺有意思，他们还问我，为什么办自费公派的签证?他们可以给我没有政府行为的签证，这样，我在美国就可以合理地打工挣学费。但那个时候，我想法很单纯，我要遵守纪律，我和单位说好算公派，我不能擅自更改。可是，当我们到了美国，我才体会到，拿公派自费的签证，生活有多难，因为不能工作，经济没有来源，而出国时，我们身边仅有几百美元。那时刚结婚，操办婚事花了一些钱，然后，把所有积蓄的存款都换成美元，所谓 “全部存款”也就是三四百美元。

早在2000年奥运会前后，美国排协就正式邀请过我，我没有考虑就一口回绝了。主要是机会不成熟，因为当时中国队还是希望我能任教的，我如果去了美国队，大家感情上不能接受。有媒体采访，我说过，在中国女排没有攀升到最好的状态，我不会执教其他任何球队。

2004年中国从世界杯到奥运会，水平发挥非常平稳，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场上主力很多都能打到2008年奥运会。中国女排的强大让我消除后顾之忧，照顾女儿浪浪则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选择美国女排就是选择和女儿在一起。所以2005年我接受了美国的再次邀请。我执教美国绝对不是为击败中国队。我是作为一名职业教练接受这份工作的，希望能为排球事业做出点贡献。

美国排协给我的压力并不大，没有说必须要进奥运会前三啊。但是我曾经一度也很困惑，由于文化的差异，没法把咱们中国女排训练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以前带中国队的方式方法也不可能照搬到美国女排。

在美国打排球，家长出钱自己培养运动员，所以她们没有约束，愿打就打，不愿打就不打。对她们来说，家庭责任意识比国家荣誉感更重要。每次比赛前，队员可以有各种原因而离队。我清楚记得她们说过的一句话——生命中最重要的不是排球。

我基本不跟她们讲在中国是怎样练的，她们不接受这个，甚至觉得你不懂科学，你疯了。我们中国人比较勤奋，比较有耐心；但是美国人就不行，开会看比赛录像大概40分钟就受不了。她们觉得适应不了，我就适应，我让步了。尽量压缩集中精华。例如把40分钟录像缩成20分钟。

特别有意思，我也老和队医有争执，还是观念上不一致。美国人都说没见过我这样的教练，说我横。我说不是我横，是我自己想不通。我有时候也问他们：是不是美国女排每次比赛都是重在参与?他说：不是啊，我们也要好成绩。

我就列举了几条理由来说：首先没人，好不容易练好一名队员，一段时间人家走了，去打联赛去了，国家队留不住人才；其次没有管理球队的规章制度，规定队员必须完成今年的比赛，保证球队的完整，不能中途说撤就撤。

这和咱们国内的训练思想和体制是不一样的，国内基本上一切为了国家队的荣誉，国家队是第一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一个电话，第二天队员就到了。在美国就不一样，你得看菜下饭，所以刚开始特恼火。

2006年世界锦标赛，我们的二传突然离队了，要去和男朋友度假，她觉得男朋友更重要，所以决定把国家队给放弃了。刚开始我特别不理解，我问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别把自己折腾疯了。

后来我想了一个应变办法，一个位置我找四个队员，走了一个还有三个。这跟中国教练的感觉是完全颠覆的，我一定要顺其自然。你来就按这种打，你不来我还有第二种打，再不来我就打第三种。

磕磕碰碰训练了一段时间，她们回到各自的俱乐部，都觉得进步特别大。她们有一种比较，为什么在俱乐部的时候教练都不教这些，有队员还发短信给我说，有我这样的一个教练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看到了这种提高，队员们都愿意回来。这就是大家互相慢慢地适应吧。

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头疼”的是有的队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上场光顾着发挥个人技术，不注意打配合。我就说，尽管你这个队员扣球特好，得了100分，但是你这个球队输了，我还是说你对这个队没有贡献；今天我上场就垫了一个球，但这一个球非常关键，那你也是英雄。队员后来慢慢也觉得这是挺重要的，互相配合互相弥补。这次北京奥运会真的能看到大家的进步，美国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特别是上场后等候宣布开始比赛时，我发现队员们手拉着手，她们觉得今天要一起打了，要一起战斗了，那种感觉是自发的，让我觉得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