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四大名旦1949年合影：梅兰芳(后中)、程砚秋(坐者)、尚小云(左)、荀慧生(右)

程砚秋不仅是梅兰芳的徒弟，而且更是梅兰芳的对手。在程最盛的时候，梅不得不暂时后退上一步半步。梅程间有矛盾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甚至在程砚秋逝世一周年时，周总理举行小型宴会招待程的家人时，还对一边作陪的梅兰芳说：“其实程砚秋对你是很尊重的，他的传记中几次提到你对他的帮助……”梅兰芳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同时隔着总理看着总理身子那一边的程夫人。

说起程梅之争，颇有些曲折。上世纪30年代初期，程砚秋说，他梅兰芳访问过了美国，我程砚秋就紧跟着要去欧洲!1932年的元旦，他在报纸上宣布：去掉原来名字中的“艳”字，改名叫了 “砚秋”；同时把原来的 “玉霜”也改称“御霜”。同一天，他收荀慧生的长子令香为徒，举行了郑重的拜师仪式。随后的半个月中，程砚秋天天有即将赴欧的盛大宣传，梅兰芳几乎天天作陪。直到中旬，梅兰芳在北平前门火车站把程砚秋送走，这场“程旋风”才算结束。细看“程旋风”中的梅兰芳，却又是从容自若，当众亲切呼之 “砚秋”，私下还是旧的叫法——“老四”。为什么梅兰芳能如此忍耐并殷勤，除了人的品性之外，还因为他身后赞助的银行力量弱了，不如程砚秋身后的风头正盛。一年半后，程砚秋从欧洲返回上海，随后又回到北京，他接受各方面的采访，发表了“访问欧洲戏剧十九点”的意见书，说出一些颇有力度的新思想。在这些方面，程似乎是强于梅的。

1946年，程砚秋与梅兰芳在上海不期而遇，先是奉蒋夫人宋美龄之约，梅程率徒合演了 《四五花洞》——梅先生这边是新收的徒弟杨畹农，程先生那边则是赵荣琛。而赵荣琛随后则充当起梅程二人之间的“协调人”。此时的梅兰芳，“大面儿”上对程是尊重的，安排了戏的大格局，又显示了谦让之意。可随后两人在用谁的胡琴上发生矛盾，梅坚持用自己的文场：徐兰沅加王少卿。梅兰芳说，“就那么几句唱，还何必换来换去呢? ”赵荣琛回去禀报，程砚秋没有办法，只能在约定时间来到梅宅合练。梨园在这方面是有规矩的，只能是弱势一方到强手一方去合练，而不能是相反。再后，程提出服装要变革，梅兰芳则坚决不答应，“老四真有主意，竟要在腰上挖洞!他如真想挖———就让他自己去挖，我跟畹农反正不挖，我们还是用老服装老扮相……”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各穿各的。及至进入最后的排练，程砚秋来到了梅宅见梅兰芳———初见面时还是垂手侍立，并恭敬地叫声“先生”。梅兰芳则大度又随便地说，“坐吧，老四! ”可以想见：程砚秋心中的感受应该是复杂的。随后梅程展开合练，当程砚秋唱出他那幽幽咽咽的声腔时，是京胡琴师徐兰沅先把胡琴放下，“您这腔儿我拉不了，还是把周长华 (程砚秋的琴师)叫来吧……”程砚秋当然暗中高兴，徐是梅兰芳的长辈，他有了意见梅兰芳是不能驳的。于是以两堂文场分别为两人伴奏的格局就此形成。

随后不久，梅兰芳与程砚秋果真在上海打起了对台。梅在“中国”，程在“天蟾”，老生一边是杨宝森，另一边是谭富英，基本上打了平手。但最后程砚秋抛出了“杀手锏”《锁麟囊》，连续卖了几个满堂，这气势就把梅兰芳给“压”下去了。

程砚秋解放初期又到上海，献演了新戏《英台抗婚》，可能是身材太高也太胖了，效果颇不理想，这让他心里很恼。不久，他俩又险些在上海形成第三次对撞!当时，是程正在上海唱戏，而梅剧团则从江苏巡回，按计划很快就要到达上海——眼看又要跟程砚秋撞上了。这形势外人并不注意，但知道内情的戏迷会觉得“更有好戏可看了”。可远在北京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得知，马上把马少波(中国京剧院党组书记)找来，命其立刻“把你们的两位院长拉开”。马少波雷厉风行，先找到梅兰芳。梅服从大局，延长了在江苏的演出期限；马又赶到上海，在戏院后台找到了程砚秋，向他讲明险些发生的对撞。程砚秋负气地发了牢骚，感叹人生的怨气真是挺大的。梅程之间的矛盾纠葛不仅有趣，既是时代的与社会的，同时还是戏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