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是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人被视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丈夫是曾与鲁迅进行过笔仗的北京大学教授陈源。日前，他们的女儿陈小滢接受专访，回忆了母亲的一生，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女性冲破旧家庭牢笼的困惑与矛盾。摘编如下。

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母亲的身世不同寻常，是出生于官宦人家的“大小姐”。我的外祖父凌福彭，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富商家庭。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进士，并点翰林，与他同榜的，是后来在这一年因“公车上书”而名声大振的康有为。

从我有记忆起，便时常听母亲提起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互相争斗的故事，比如一个姨太太给另一个姨太太送西瓜，那个姨太太的丫鬟拿银针往瓜里一扎，原来瓜里有毒。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说到最后都是彼此猜忌、互相钩心斗角。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在古典文化下长大的母亲很早就显示了她的写作才华。在天津河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她就在校刊上屡屡发表作品。她毕业后正式加入了 “新月社”，与林徽因成为仅有的两位女性成员。

父亲生前在一封信里和我提及母亲时曾说：“那个时代认字的不多，写作的人更少，能够发表文章的人少之又少，所以作家很容易出名，女作家更容易出名。”我想在那个女性普遍还没走出家庭的年代，母亲出身名门，又是公认的才女，我想她在心态上一直有优越感。

1926年，父亲与母亲在北京欧美同学会结了婚。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母亲曾想过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研究古代绘画，主持文学沙龙，用写作证明女性在这些领域中的价值。但是现实中，她只能陷在妻子和母亲的生活中。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父亲的无锡老家。当地人经常有人来看他们，按照老家习惯，儿子、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替他们端茶、倒水之类的，母亲很不愿意，觉得很丢脸，就装病躺着。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我记得她跟我说：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她还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用世俗的眼光看，父亲与母亲的结合属于门不当户不对。家庭背景的迥异也使他们的性格有很多不同。相对而言，父亲的家庭环境没那么复杂，又长期生活在国外，所以会显得单纯。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利害与是非》，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只讲利害而不讲是非。在我看来，父亲是讲是非的人，有时都显得“迂”，而“识时务”的母亲则显然是讲利害的人。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当年他们对于婚姻是否有过一番激烈的挣扎，从结果上看，他们仍旧维系着一个家庭一直到老，但我知道他们过得并不愉快。

1946年，父亲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父亲的薪水并不高，而巴黎消费又太高，所以母亲不愿意定居在那里。平时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巴黎，而我和母亲住在伦敦，他们两人的交流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就更少了。其实在伦敦，母亲生活得并不称心。那时在英国的中国人也不多，所以她的生活圈子有限。

虽然他们两人这么多年来，还算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隔了这么多年看我的父母，我觉得他们俩是不幸的。但是那个时代，女人离婚在别人眼里毕竟还是件丢脸的事，所以他们最终走不到那一步。

1953年，母亲在英国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在英国很快成为畅销书，可是我想西方人很难把这个作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女牲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他们真正好奇的，或许是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这也是母亲的悲哀吧。

这些年来，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其实母亲也有她的痛苦和难处，我想，那个时代的女性都在寻求自身的解放。有的人，比如丁玲，会采取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投身革命，与旧家庭决裂。而母亲一生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