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2年第5期，作者：曹春荣，原题：李德三问

李德到瑞金后，很快就从一个无指示权、听命于中共中央的顾问，变成了具有决策指挥权、让中共中央俯首听命的“太上皇”。这话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当年的许多红军将帅及中下级指挥员都这么说，就不能不叫人相信了。客观地说，李德那一套脱离中国国情、红军实际的作战指挥理论，给红军反“围剿”及战略突围带来了重大损失，他难辞其咎。尤其是他听不进不同意见，一意孤行，更加令人愤怒。因而人们讥讽、抨击他为红都“太上皇”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则，李德究竟是怎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呢?当年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说白了，是博古的推崇纵容，使得李德掌控了红军的进退存亡。对此，博古本人也是认账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就检讨过：“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这是严重错误，应受党的处分。”在这一点上，博古也有其苦衷，那就是自己不懂军事。李德对于博古的放纵自然心领神会，而且认为博古这样做是“有意识的”，因而越起权来便不免心安理得。

既然旁观者和当事人都这么说，那李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原因似乎就太简单了。不过，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委员们也该挨板子了。当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军委会议，并不是“一言堂”；中央和军委的工作程序，也不是博古或李德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这样看来，就可以推断出李德成为红都“太上皇”的原因，其实并不那么简单。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当然是主要原因)外，至少还有这么一些因素。

其一，博古、李德身后都有个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不仅管着他们，也管着整个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共七大以前的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他们及整个中共都必须遵从和执行。套用“文革”时期的一句流行语，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在这一点上，博古和李德都是教条主义者(李还是经验主义者，迷信自己的作战经验)，盲目服从和推行共产国际的“进攻路线(策略)”，致使对红军军事战略战术作出错误的决策指挥。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绝对权威，在造成李德话语强势地位的同时，也使李德承担了本不是由他作出并负责的某些错误决策的责任，如针对十九路军的军事行动等。

其二，当时军事工作的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先送李德住处，查明电报上的地点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制成简图交李德批阅。李德提出处理意见后，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根据来电内容，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由此可见，其时决定重大军事问题，须经军委或政治局会议讨论，而不是由李德一人拍板。如此程序原本无可厚非，因为李德是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问题是，既定程序容易养成习惯、形成思维定势，正如李德所说的：“博古以及以后的周恩来，总是习惯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久而久之，便在红都上下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李德“具有极大全权”。且不论李德所言有否夸大，博古、周恩来会前与李德交流对某些军事问题的看法，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两人在中共中央分别主管政治、军事，都是中央四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另两人为朱德、项英)。

其三，李德自命不凡，瞧不起“土包子”，听不进不同意见；作风粗暴，动辄训人；生活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这些不良的个人因素，也对他被戴上红都“太上皇”“桂冠”，起了作用。

共产国际的背景，军事顾问的头衔，街垒战专家的声望，伏龙芝军事学院高才生的牌子，以及成长经历、实战经验、军事理论修养，甚至种族、肤色，一起极其充分地造就了李德的优越感和骄傲的资本。他瞧不起非科班出身或虽科班出身却一度混迹于草莽、旧军队的中国红军将领。他曾不顾军情，随意责令罗荣桓带兵埋地雷、复又起地雷；也曾呵斥刘伯承不如一个称职的参谋人员。遇到战事不利，就拿别人问罪，要撤这个的职，关那个的禁闭，也不细察因由。弄得一般的人忍气吞声，刚烈的人奋起抗争，彭德怀和他大吵后甚至准备坐牢、被杀头。

李德在瑞金住的是专门为他修建的独立房子，吃的是鸡鸭鱼肉、面条面饼，喝的是奶粉、炼乳，抽的是听装卷烟。当时，这些生活物资当地大都没有，主要靠前线缴获、白区购入，再就是特意生产，如专为他养鸭群。这种优待之举，即使出自李德个人愿望，原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外国人，其生活习惯应尽可能予以照顾。问题在于当时红军和苏区老表的物质生活太贫乏了，吃不饱饭是常事。两相对比，不啻一在天上一在地下。假如李德吃了用了这些稀罕东西，能为中国革命多做些好事，多善待别人，倒也罢了。偏偏他的所言所行走到另一头去了，那就怨不得人家怪他、骂他。

总而言之，李德成了红都“太上皇”，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与共产国际派他来的初衷大相径庭，既是中国革命的不幸，也是李德本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