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到30年代的小说，她总喜欢用“拖一条光明的尾巴”来形容，又用“戏肉”一词来形容小说中的精彩部分，这都让水晶感到新奇。

　　接着，水晶又对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阿小悲秋》、《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等逐个评点。张爱玲说，自己早年的东西，都不大记得了，只有《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所以记忆还算新。

　　水晶的评说，令她相当感慨：“你看得真仔细！要不是你这样一说，我完全记不起来了。”顿了一顿，她又说，“我的作品要是能出一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张爱玲也谈到了五四以来的作家，说她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她对《骆驼祥子》评价不高，认为老舍还是短篇精彩。对钱钟书，说只看过《围城》，没有碰过他的短篇。

　　还有现代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鲁迅，张爱玲的评价是：“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对当时的台湾作家，她也熟知，但未予置评。她认为台湾作家聚会太多，是不好的。作家还是分散一点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

　　水晶跟着便说，夏济安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台湾作家不是隐士，是“声名狼藉的朝夕聚会的社交家，notoriously gregarious。声名狼藉的群居者。”

　　——作家频繁相聚，何以不好，甚至会“彼此受到妨害”？

　　大概是彼此吹嘘，就易于满足；思想水准都不由自主朝低处走吧。张爱玲一贯的“孤军”式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

　　在谈话过程中，她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给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不搁糖，只放牛奶。然后，又给水晶端了一杯来。

　　她解释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

　　水晶问：“为什么不请朋友从香港或者台湾寄点来？”张爱玲连忙说：“我顶怕麻烦人家，因为大家都忙。我什么事都图个简单。”

　　说话间，她一杯咖啡已尽，又去斟了一杯来。她说自己，一喝起咖啡来，就要喝个不停。

　　这样的谈话，真是漶漫无边，着实尽兴！

　　谈话最后还涉及到了一个关键问题——张爱玲对于自己创作的评价：

　　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

　　水晶听了，不胜黯然！

　　真要感谢水晶先生为我们透露了这个信息。在当今对张爱玲须要“高山仰止”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她曾有过那样的困惑。

　　文学，也有所谓的“潮流”，裹挟于其中的，声势就要比别人大得多。边缘者、后来者、不属于幸运儿的，就永无出头之日。

　　一直到这次谈话的时候，她还在忧伤：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展示台上没有，就等于没出现过。文学史之残酷，不亚于“二十四史”！

　　操控这一切的，不过是几十个gregarious而已！

　　“不过，一个作家实在无法顾忌这些，”她说，“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因为从前曾经许下心愿。……我这个人是非常stubbom顽强。的。”

　　她还以描写上海为例，说：像许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么彩色缤纷；可是我写的上海，是暗淡破败的。而且——她用手比划着——就连这样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

　　水晶听着，不禁凛然——“她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玉石俱焚的感慨。”

　　一个人的顽强，不在于体魄，而在于精神。张爱玲，骨子里根本就不是什么“临水照花人”！

　　当夜，水晶从她的三层楼公寓出来，已是凌晨2∶30了，仍觉谈兴未尽。临别前，张爱玲还送了水晶一本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

　　正如张爱玲在谈话结束时所说：这样的谈话，10年大概才能一次！她还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身才得一次。

　　那么，这次水晶是满载而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