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的这种生活，对她来说，非常合意。生活简约，并不意味着寒酸，而是长达20年漂泊经历养成的习惯。

　　赖雅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没有了，“皇冠”为她带来的源源不断的稿费，使她能够安享宁静。

　　她在60年代初那么渴望的“转运”，就在此时悄悄地降临了。

　　在台湾，她40年代的作品已赢得了至尊地位，使她名声日隆。她在港台两地发表文章，可以拿到很高的报酬，就像今日我们这里的“一线作家”了。

　　到1972年，她已获得了完全可靠的经济保障，结束了自离开上海以来的颠沛生活。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她的归隐，不是简单的自闭，也不是失意之后的蛰伏，而是在再度蹿红时的主动放弃，因为她只渴望自由！

　　我们总算可以替她长舒一口气了。当年出走香港，固然使她躲过了“反右”、“文革”之类的灾难，但资本社会中凶猛如虎的“游戏规则”，也曾让她苦不堪言！

　　多年的左冲右突，可以说一无成就；但是，她40年代在上海的那次“超新星”式的爆发，给她提供了一笔远期的收益，使她能够免于晚年的困厄。

　　她的家族留下的“特殊遗产”，使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历久弥新，这也令她受益不小。

　　在加州，只喜山中无客来，她也甚少出门和打电话，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通信。她与宋淇之间多年前的不快早已冰释，与宋淇夫妇的通信，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倾诉渠道。

　　但就在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以后，却有一次破例，长时间地接待了一位访客。

　　这位幸运者，就是前面曾提到过的“超级张迷”水晶。

　　水晶原名杨沂，是江苏南通人，生于1935年，15岁去台湾，在台大外文系毕业后，做过各种行业，还到南洋去教过书、当过翻译。32岁时又到美国读比较文学硕士，学成后在加州大学任教。

　　他在台大读书时，就崇拜张爱玲，可以大段背诵张爱玲的小说。他的好友王祯和在台湾接待过张爱玲，这让他羡慕不止，老是打听张爱玲来访的情况，可又不敢去见她。

　　水晶到美国后，于1970年9月获得了一个机会，到伯克莱大学进修一年，恰和张爱玲撞到了一起。

　　这才是天赐机缘！他满心欢喜，一到伯克莱，马上就上门求见。

　　哪知道，他的探访，要比“三顾茅庐”耗时得多了，整整9个月后，才如愿以偿。

　　第一次到门口摁了门铃，过了好久，才从送话器里传出一个声音，迟缓而且模糊：“Hello?”

　　张爱玲大概当他是跑街的送货员了。

　　水晶一紧张，竟然也用英语作答，自我介绍了一番。

　　张爱玲说，不能见，因为感冒了，躺在床上，然后说了一声抱歉，就把送话器挂断了。

　　水晶后来又尝试挂电话，却是次次无人接听。一次周末，凌晨两点钟，他想试试看，一打，竟然打通了。

　　这次，张爱玲与他多说了几句。水晶先是说了在花莲那时候如何仰慕而又不敢近前的往事，之后又提出约见之请。

　　张爱玲还是答以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婉言谢绝了。但是却要了水晶的住址和电话，说若是方便见的话，会先给他写张“便条”，然后请他打电话来联系。

　　水晶巴巴地等了一个月，音信皆无，才知道张爱玲确实是不想见，也只好作罢。

　　直到转过年的暑假，水晶在伯克莱进修期满，准备回到东岸去。临走前，把自己写的《试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终结结构》影印了一份寄给张爱玲，算是留念。

　　至于见张爱玲的念头，早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