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张子静在前一年，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可惜太平洋战争一起，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复旦停课内迁。父亲不同意他去内地，就领了转学证在家里自学。过去几年父母不相往来，他亦无机会见到姐姐。香港沦陷后，他原本以为姐姐可能回不来了。

　　在弟弟眼里，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许多——长发垂肩，身穿从香港带回的时髦衣服，更显得高挑瘦削，有种飘逸之美。

　　爱玲跟他谈起港战的零碎事，愤然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还说，眼下想转入圣约翰大学，把学业续完，“至少拿张文凭”。

　　弟弟很高兴，说自己也想报考圣约翰。

　　可是钱从何出？张爱玲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但姑姑却有个好主意，说是入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由爱玲的爸爸出。

　　因为当初张廷重夫妻的离婚协议上，是写明了张廷重须承担女儿的教育费用的。可是港大三年，父亲没拿一个铜子儿。现在，只有半年的学费，由父亲出也是理所应当。

　　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出逃后，父女间不通音信，形同路人，要钱的事如何张得了口？

　　弟弟很赞同姑姑的意见，回家后，避开后母，就径自去跟父亲谈了。

　　张廷重不能原谅女儿的背叛，但是仍然欣赏爱玲的才华，对这个不晓事的女儿爱恨交加。他沉吟了一下，对张子静说：“你叫她来吧。”

　　四年睽违，他也很想见见成年后的女儿，于是做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这时的父亲，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他不愿意被人误认是汉奸，就离开了日本人开的住友银行，和两个同事一起开钱庄。后来因为挥霍把股本都透支光了，现在已住不起“走马楼”的老宅了，换了一座小得多的洋房。

　　会面的那天，后母孙用蕃事先知道消息，躲在楼上没有露面。

　　见面是淡淡的。爱玲“神色冷漠，一无笑容”，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父亲也没计较她的态度，只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告诉她：“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决无旁枝斜蔓。

　　两人的这次见面，在凝重的底下，实际是很有戏剧性的。互相再见一面，张廷重显然有“招安”的意思，但张爱玲却决无此念！

　　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秋日里，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也考入该校经济系，两人成了校友。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大跌眼镜：在转学考试时，张爱玲的国文居然不及格！

　　校方要求她在入学后，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国文补习班。

　　她倒并不在意，当笑话说给了弟弟听。

　　是一时大意了么？现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她久不用国文写作，荒疏了。

　　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听说之后，“颇为愤愤”。因为他知道，圣约翰近年招生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可是入学考试为何还如此苛刻？

　　可是转念一想，这恐怕还是张爱玲“我忘啦”的老毛病又犯了，考试过于敷衍，所以也就懒得去为她打抱不平了。

　　不过，马失前蹄毕竟属偶然，张爱玲很快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姐弟俩这一时期，有时候会在一起谈起写作。这是爱玲很愿意谈的话题，在弟弟听来，她在这方面已经足够老到。

　　张子静记忆中，姐姐有一段话足可以证明，她早已做好了写小说的一切准备：

　　“积累优美的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圣约翰的校园里，此时又见港大的那一对“姊妹花”——子静常看见姐姐和炎樱在一起，“是个强烈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