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都兴京（今辽宁新宾境内）。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定族称为满洲（译音，即妙吉祥义）。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当时皇太极已死，其子福临（即清世祖）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便乘机入关，以明降将吴三桂为先导，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顺治三年（公元1645年），消灭了南明政权。当时汉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很激烈。于是清统治者采用礼葬崇祯帝之后，升级擢用降吏和不改变汉人服制等措施，来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同时发布赦免罪犯、蠲免粮饷等项告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然而，在清初四十年时间里，反清斗争仍在不断地进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武装坚持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队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才告失败。

　　清统治者以经济文化落后，而且人口甚少的民族来征服人口众多，又有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的汉族国家，这是非常困难的。在军事征服早已完成，统治逐渐稳定下来的康熙晚年，皇帝还不免要说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的话。①清廷为了进行阶级的和民族的统治，就要有严密而有力的政权机构和军队，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整的统治政策。清朝立国初年，采取的方针是：第一，尽量保持封建秩序不变，尤其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尽量因袭和保守下来；第二，采用“以汉制汉”的方针，尽量利用汉人士大夫阶层来进行统治；第三，采用欺骗麻醉与屠杀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来分化瓦解抗清力量。在社会生活习俗和意识形态上，虽然也曾厉行剃发易服，但清政权也大力维护了封建道德的三纲五常的固有地位。总之，清廷的因袭保守政策，是其建立巩固的民族统治的主要政策。据《十朝圣训》卷6载，康熙皇帝曾多次训示臣下说：“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可见其政策的保守。

　　清廷对汉族地主虽然破格录用，但仍注意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如在中央政府的机构中实行的满汉复职制度，虽然满洲贵族与汉族地主担任同样的官职、但决定权却掌握在满洲贵族手中。中央与地方最高职务，多半也是满洲贵族担任的。在中央，最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全由满洲贵族组成，后来的军机处，领班的也大多是满洲贵族。在地方，康熙时汉族地主任督抚的“十无二三”；乾隆初年，巡抚中汉族地主和满洲贵族各占一半，总督中没有一个是汉族地主。有些官职，还规定成专缺，固定给某个民族的官僚担任，有满缺、蒙古缺、汉军缺和汉缺等名目。地位重要的，多被规定为满缺。在特殊情况下，蒙古族上层分子或一部分汉军人员，可以通融补授满缺，一般汉族地主，则绝对不许对满缺有所染指。

　　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核心地位，清廷对部分汉族地主的反满思想，实行了严厉的镇压政策。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政府曾大兴文字狱，见于记载的有几十起。这种文字狱就是用来对付某些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庄廷■明史案就是最著名的一起。据《痛史·庄氏史案》载，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庄廷■刊印了明人朱国祯编写的明史，其中有不少不利于满洲贵族的文句，被人告发。清政府把已死的庄廷■开棺杀头，其他作序的人，刻书的人，卖书的人被杀的有72人，充军的数百人。

　　清朝入关后，对于汉族劳动人民不仅进行了阶级压迫，还大搞民族歧视。剃发令的推行就是例证。对于满族的下层，清政府一面压榨盘剥，一面给予某些小恩小惠，使之与汉族劳动人民相比，处于稍微优越的地位。清初在京畿地区搞圈地，除把大部分土地分给满洲贵族和军官作为庄田外，也划出一少部分，分割成小块，交给八旗兵丁作份地。清政府还规定：一般满人触犯法律，与上层满人一样，不归通常的司法机构处理，另属其步军统领、都统、将军或内务府慎刑司等处理，而且有“减等”、“换刑”等特权。这种政策的实质是挑拨满、汉劳动人民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清在征服全国之后，不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继续发展，就是清廷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各种利害冲突。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前，是满洲贵族官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专政，其中索尼老病，遏必隆势弱附鳌拜以自存，苏克萨哈则与鳌拜对立互争，朝臣分化，依附两党，政争愈演愈烈，最后鳌拜“矫诏”杀死苏克萨哈，专政日甚。康熙皇帝遂联结内大臣索额图逮捕并杀掉鳌拜。康熙中叶以后，清政权内部的派别斗争又起，当时满族大臣有明珠之党、索额图之党；汉大臣有徐乾学之党；贵族有诸王子之党。索额图自打倒鳌拜之后，独专朝政，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为御史魏象枢所参，被拘禁。这时期，不但朝臣有党，连诸王子也各树党羽，谋夺帝位。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死，皇四子胤祯以多结党羽、势力最强，夺取帝位，改元雍正。

　　雍正时期首先在政权组织上设立军机处，并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了专制制度。同时也对清朝的八旗贵族势力加以打击，并明令禁止各宗藩与官吏交通，各王属官多改隶有司，护军撤归营伍，于是清朝贵族势力被皇帝全部剥夺。对满汉官僚则严格禁止结党树朋，雍正亲自撰写《朋党论》，命令臣下，应以“朝廷之赏罚”为是非，“人臣尤当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雍正为了加强专制统治，也恢复了明朝的政治特务。这些特务不再由宫内宦官充任，而是豢养了大批职业特务来侦察官吏和人民的言论行动。为了进一步打击满、汉官僚的结党活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把大将军年羹墝“赐死”，杀尽“年党”；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又禁锢贵族大臣隆科多，驱逐其党羽，进一步加强了皇帝的集权。

　　清帝国的国家行政机关，曾是中国专制主义封建政权发展的极峰。在这个庞大的统治机构中，充塞着为数众多的官吏，这些官吏贪脏枉法的实质体现了清廷统治机构的败坏。据洪亮吉《卷葹阁文甲集》卷1记载，当时官吏在未到任之前，就要先计算这一官缺的“出息”若干？“应酬”若干？“可入己者”若干？一年中的“陋规”和“属员之馈遗”有多少？计算之后，如果大有“甜头”，就领凭上任。地方政权中几乎都是贪官污吏。章学诚在《上执政论时务书》中说：“州县有千金之通融（索取贿赂），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乾隆末年，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布政使，三人朋比为奸，当时湖北人民编了歌谣讽刺他们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到包。”①（《清稗类钞》第十二册）。由于贪污、行贿、舞弊事件的增多，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不断降低，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三朝元老”大学士曹振镛，曾说他的为官之道是“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乾隆的宠臣军机大臣和珅，通过贪污受贿积累了约十亿银子的惊人财富。和珅当政二十多年，听任文武大吏贪污行贿，被揭发的大贪污案层出不穷。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贪污赈灾银案，因贪污二万两以上而被处死的地方官达二十多人①。嘉庆年间湖南布政使郑源■，“凡选授州县官到省”，不向他纳贿，就不准上任。他“以缺之高下，定价之低昂，大抵总在万金内外”②。大臣贪污，都是互相勾结，层层敲榨，互相包庇，狼狈为奸的。

　　除了贪污、行贿等不法行为外，还有一种“合法”的贪污，这就是“陋规”制度。这个制度也叫做“耗羡”制度，就是在正额税收之外，允许地方官员另征一部分附加税。如征粮食时，可以用鼠吃、雀啄为借口，多征一部分，称为“鼠耗”、“雀耗”。征银子时，可以借口零碎银子铸成整块要耗损，多征一部分，称为“火耗”。征铜钱时，可以用串钱需要用绳子为借口，多征一部分，做为备绳费。这种附加税，实际上是允许并鼓励地方官吏残酷掠夺劳动人民的财富，公开进行贪污。于是，地方官吏对这种附加税就随意增加数额。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各省“耗羡”一般不过每两多征一钱，只有湖南加到二、三钱。而到了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72年），每两有加到三、四钱或五钱的，还有的甚至“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由于“耗羡”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皇帝也想分享其利。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规定实行“耗羡”归公，即凡征来的附加税要全部上交，官吏不许私占。皇帝把这笔钱财拿到手后，再抽出其中的一部分发给官吏，称为“养廉银”。实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名义上是不让官吏利用陋规制度随意贪污，实际上却是使这项贪污得以进一步合法化。清政府规定的养廉银数量很大，各地督抚每年从一万两到二万五千两不等，七品知县官每年也有二千两到数百两外快收入。乾隆年间，每年武职官僚的养廉银达三百万两，约占全国田赋收入的百分之十。

　　对于这种极端腐败的吏治，当时曾有人主张加以整顿。乾隆时内阁学士尹壮图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对于官吏奢侈、贪污，造成“库藏空虚，民业凋敝”的情况有所了解，曾上疏清高宗进行揭发，企望得以改变。但尹壮图的愿望却不能实现，当他把奏疏呈上之后，立刻引起军机大臣和珅的忌恨。和珅想出一条毒计，派他到各地普查府库亏空，同时另派一个心腹跟随监视。尹壮图每到一处，和珅的那个心腹总是千方百计阻挠他马上查库，等到“库藏挪移满数”，才让他查对，因此，所查无亏空，尹壮图被劾以“妄言”而“降为主事”①。

　　到了晚清，中国封建社会已是崩溃的前夕，满族皇帝用高压手段维持的“康乾盛世”，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道光以后，再也维持不住了。这时土地都集中在皇室、贵族、寺院、八旗和其他地主阶级手中，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而清政府的昏庸腐朽，也达到空前的地步。

　　雅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导致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随着清政府的丧权辱国、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步步深入。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中国民族危机，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人民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是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革命斗争。二十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