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籍，做了皇帝，立国为汉，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

　　刘邦做皇帝的时候，汉朝廷直接控制的领土仅十五个郡，其余领土都分封给诸侯王，几乎恢复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分封在当时是政治的需要，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这些人的协力相助，共同打败项籍，也不能换得这些人对皇帝名义的承认，自然也就不能取得和平和统一。

　　刘邦成帝业后，在位七年间，为巩固其地主阶级政权，首先建立起一系列的制度，分别诏令萧何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定历法及度量衡程式，叔孙通定礼仪。汉朝的各种制度很快建立起来。萧何为相，提倡节俭，处理政事，完全按照律令。民间歌颂他说：“萧何为法，较若画一。”秦汉大乱之后，人民饱受战祸，穷苦已极，能在一定律令下过安定生活，自然高兴。

　　其次，广招贤士为官。刘邦做皇帝后，便下诏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大小官职，给与田宅。士人有官做，既充实了官僚机构，也免得失意为乱。汉初的经济条件很差，《汉书·食货志》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简陋的生活，一般得官得田宅的士人，也心满意足，不敢为非作歹，也就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再次，刘邦采取了压抑商贾的政策。秦时因徭役繁重，商贾乘人之危，重利盘剥，夺取田宅子女。战乱期间，商贾操纵物价，任意踊腾，米价暴涨，人相食，饿死无数。商贾之祸不比战祸轻。刘邦即帝位后，令商贾不得着丝织衣服，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得做官吏，这些措施使得商贾大受限制，同时也有利于人民的休息。

　　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同时，刘邦又致力于战争的善后工作，使得社会秩序稳定下来，西汉政权也就逐渐巩固起来。

　　西汉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了贵族，文武官吏和大地主，大商贾四种人。这四种人各自均有割据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们便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朝廷抗争。作为统治阶级首领的皇帝，一方面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们的过度活动，以减轻他们对朝廷的损害。例如分封制，汉高帝在消灭割据的异姓王之后，而又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这些同姓王的官制仿照汉朝廷，汉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两个大官，其余官吏都由国王自己任用。当时国王多是幼童，国内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国王都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至汉景帝时，才平定七国之乱，改革王国制度，国王权力全部被剥夺。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在王国中封侯。这样，就从王国中分出几个侯国，王国的直属领地大大缩小，王国的实力日益削弱。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又以祭宗庙时王侯贡献的“酧（酬）金”少或成色不好为理由夺去了106个贵族的爵位。又颁布《左官律》，所谓“左官”，即指诸侯王国的官吏。《左官律》规定这些官吏不得在朝内任职，防止诸侯王插手中央。此后，又用法律手段废除了大批王国和侯国。

　　汉武帝为了加强帝权，选用了一批精明的官吏作为自己的左右手。这些人直接对皇帝负责，并参与朝政，皇帝通过他们来裁决各项政事。这些人统称为“内朝官”，以与行政系统的“外朝官”相对。这样朝政由皇帝直接行使。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课，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由皇帝直接指派一名刺史，并对他们规定了“六条问事”的职权，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六条问事”的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连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①。“六条问事”除第一条是裁抑豪强外，其他五条都以二千石官吏（中央九卿、中郎、地方郡守、尉等官吏，年俸约为二千石左右）为对象。这种考察的目的，一方面是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约束，以利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豪强大族的控制。当时各地出现了一批官僚豪强大族，他们肆意侵吞土地，刻剥农民，勾结权贵，结党营私，在地方上横行霸道，使政令不能推行。武帝任用了许多执法严厉的“酷吏”，担任地方长吏，诛灭了一批豪强大地主，减少了地方上的阻力。

　　汉武帝由于长年用兵，军费大增，加上浩繁的宫廷开支，财政极其困难。在张汤、桑弘羊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把地方控制的财权以及工商业者攫取的一部分利益集中于中央。这些措施打击了一部分豪强和大商人，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但这些措施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至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武帝晚年，只好宣布改变以往政策，实行与民“休息”。继武帝之后的昭帝、宣帝大体遵照这一政策，社会一时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