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制在秦汉时，本来只有郡、县二级，后因地方权力不断扩大，就增置刺史或州牧，直属丞相，以制约太守，于是地方官制就由二级变为三级了。隋初地方制还是州、郡、县三级，据《隋书·地理志》载，杨坚即位时，有州201个，郡508个，县1，124个。州、郡、县均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一般都有两套职官，一套由吏部直接任命的官员，州除刺史外，还有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功曹、户曹参军事等；一套由刺史直接辟置的官员，如典签、州都、郡正、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部郡从事、仓督、市令等。郡也是如此，除郡太守、郡丞、郡尉由吏部直接任命外，还有光初光曹、光初主簿、县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户、兵、法、士诸曹，均由郡太守自行辟置。县除主官由吏部任命外，其僚佐也由县令自行辟置。这套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十分庞大，上上州额定官员323人；上中州311人；就是下下州也有156人。上上郡额定官员为146人，上中郡为141人，下下郡也有97人。上上县额定官员99人，上中县95人，下下县也有47人。州、郡、县如此之多，官吏设置如此之滥，出现了“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的狭小区域，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地方行政机构。杨坚接受了杨尚希的建议，按照“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罢天下诸郡，以州直接统县。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县下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分置保长、闾正、族正（京畿以外置里正、党长），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

　　隋文帝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一项重大措施，是完全废除了汉代以来州郡长官可以自行辟署置僚佐的制度。州郡牧守自辟僚佐，是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属吏和举主之间，由于形成了牢固的封建依附关系，往往唯主之命是从，而置封建国家的利益于不顾。自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世家大族垄断了品第人物；荐举官吏的权力，州郡僚佐的辟署，实际上又为世家大族所左右。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央集权。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州郡僚佐大多由吏部铨授，但州郡长官自署僚佐的制度并未废除。隋文帝把州郡僚佐的任命权，完全收归吏部，全国九品以上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命，吏部考核。同时规定县佐必须回避本郡，任期三年，不得连任。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又易州为郡，地方官制变成郡县二级。郡分上中下三等，各置太守，上郡从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从四品。京兆、河南则俱置尹，俱为正三品。罢长史、司马，置赞务（后改为丞）为次官。后来，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居赞务之上。京兆、河南，则谓之内史。以前，凡有驻兵处，则刺史带诸军事衔以统之。炀帝时则别置都尉，副都尉。都尉正四品，副都尉正五品，领兵与郡不相知。大兴、长安、河南、洛阳四县令，并增为正五品。其余诸县根据其政务之繁简及地域之主次以定县令之等级。各县均置丞及主簿如故。根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的统计，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诸郡每年年终太守或佐贰都要进京述职，称为朝集使。朝廷不定期地派司隶台官员或别使到地方巡察，以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密切联系。

　　除州（郡）县以外，隋代地方还有两类机构。一是行台省，全称行台尚书省，相当于中央尚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关。总统某方面的军政事务，凡管辖内的州县皆受其节制，事权极重。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以晋王广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不久，又废罢了。行台省的主官是尚书令，次官为仆射（左、右任置）。其下置兵部尚书、度支尚书及丞各1人，都事四人。又有考功，礼部，膳部，兵部，驾部，库部，刑部，度支，户部，金部，工部，屯田等侍郎各1人。每行台还置食货、衣圃、武器、百工监、副监各1人。二是总管府。隋初依北周旧制于诸州置总管府，分为上、中、下三等，总管刺史加使持节，掌一州或数州的军政事务。如秦王俊为秦川总管时，“陇右诸州尽隶焉”。《隋书·高祖纪》载：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晋王广曾奉命统九十路总管，领五十一万大军伐陈。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除总管府。但这个制度对唐代的地方官制仍有一定影响。

　　隋文帝为了贯彻他的政策，非常注意官吏的选拔，并且实施法治，严明赏罚。如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下诏，表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表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县令房恭懿。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因临颍县令刘旷的考绩名列天下第一，被升为莒州刺史。五年以后，汴州刺史令狐熙于吏部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进行表扬。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认真，关心群众，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这件事感动了隋文帝，他立即召见王伽，同时，令全国官员学习王伽的榜样，诏谕各级官员以诚待民。

　　隋文帝不仅奖励良吏，还励行法治，严惩贪官污吏。他经常派人侦察内外官员，发现犯法行为者便加严惩。他的儿子杨俊因生活奢侈，私造宫室，被他发现后，即敕令归第禁闭，并废为庶人。有的大臣劝谏，隋文帝说：“法不可违”。又说：如果照你们的意见，“何不别制天子儿律？”杨俊死后，他的僚佐请为之立碑，隋文帝也不允许，说：“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发现太子杨勇奢侈好色，便把杨勇废黜，立杨广为太子50000470_0243_0①。由于隋文帝厉行法治，一般官员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相对减少，对人民群众多少是有利的。

　　隋文帝出身军事贵族，“不悦诗书”。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也免不了要提倡礼乐教化，用以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隋书·高祖纪》载，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以后，他下令：“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山仰止。”又说：“制礼作乐，今也其时。”于是命牛弘、许善心等议定礼乐。仁寿元年（公元601年），他在诏书中斥责国子学和州县学的生徒虽然人数很多，但“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因而决定国子学只留学生70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对于留下的生徒，“明加奖励”，量才授官。

　　隋代品官禄秩，据《隋书·百官志》载：京官正一品，禄900石，其下每以100石为差，至正四品，为300石，从四品，250石；其下每以50石为差，至正六品，为百石，从六品90石；其下每以10石为差，至从八品，为50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以及九品，除春秋二季外，皆不给禄。刺史，太守，县令，依其所治人口多寡，计户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620石，其下每以40石为差，至于下下，则300石。大郡340石，其下每以30石为差，至于下下则100石。大县140石，其下每以10石为差。至于下下则60石。地方官只有刺史，二佐，太守，县令给禄，其他吏员不给禄。